极权之酷烈，不是一种人格或者道德特征，而是一种制度特征。用组织过程模型来分析，就是它一定要等到死人了，才会有所反应。比如说，一个地产如果是私有的，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你跟老板商量降租金，这是有用的。但是如果是国有的，这就几乎不可能。跟你对接的人没啥关系，纯粹是不好走流程——原本能租二百万一年，现在降到一百万，中间这损失的一百万要怎么写报告呢？你说这不叫国有资产流失而是随行就市，要怎么论证呢？万一有人想举报你，说别处没降租照样也维持下来了，你又应该如何应对呢？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国企领导，这样一系列的问题想下来，就算你本来觉得降租是完全合理的，最优解也仍然是坚持不降。什么时候可以降呢？就是等现在的租户实在撑不下去关店之后。因为（这里是关键）对方主动关店，虽然账面上损失了收入，虽然可能（相较于降租）一直空着没人租损失更大，但这就不能叫“国有资产流失”，只是账面上的减计而已。现在把这个逻辑延伸一下，就是当一个权力系统只向上负责的时候，就算所有人都知道该怎么做事才最好，却也只能等待诸如倒闭/关店/破产/死亡这样的信号出现之后，才能指望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大饥荒的时候，明知道征粮征得太多，也只能等到饿死足够多的人；变态防疫的时候，明知道封控政策太过份，也只能等到出现白纸运动。不然你怎么向上面证明，不是你执行不力或者思想上有抵触，而是上面的政策太扯淡呢？我强烈怀疑，俄乌战场上很多送人头的冲锋，也是基于同一个逻辑——我也知道这样不对，但是麻烦你们先死一死再说，不然我不好往上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