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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一下看《出走的决心》后的感受，关于更隐形的独立性剥夺链条，以及被压迫者（女性）为什么会有更多的内部分歧和内部剥削。

出走的决心的剧本非常精巧准确地勾勒了女性陷入母职困境的脉络和内外部原因，而这在一部场景和主题都相对轻量的作品中是非常需要笔力的。许多人都已经谈到了李红几次出走的不同形式和手段，从付诸教育，到付诸婚姻，到付诸求职，到付诸女儿教育，再到付诸自驾游，这已经是非常细腻且准确的刻画，但我更震动的是影片寸劲点出了每一次的尝试是如何被打偏或打折的。

例如，李红受教育的机会被重男轻女且专断无能的父亲剥夺，这不仅成为了一桩被折断的愿望，更成为了绵延几十年的系统性脆弱性。她最开始的工作地点是父亲所在的工厂，从电影中能间接推断出她的岗位可能是极有时代特色的女承父业，她在职业上被动地依赖了父母关系，这是第一层隐秘的脆弱性。在工厂倒闭后，她因为被剥夺的教育机会难以独立就业，只能托丈夫打听机会，这又是一层求职路径上的脆弱性。丈夫寻人情得到的答复是她没有足够好的教育背景，所以无法在丈夫所在单位工作，这是几十年前的地雷第一次直观爆响。而这一层结构性困境阴险的地方在于，规则是公平的，合情合理的。规则并没有直接性别歧视，因为教育资本作为一种职业资本的不公平再分配发生于链条的前游，所以这一桩冤案没有被告，过了追溯时效，无人受理，只能偷偷咽下。唯一能被直接看见的，就是李红是一个不够格的人。

教育剥夺继生的职业剥夺带来了经济剥夺、社会关系剥夺和关系内的地位不平等。李红想要自己挣钱，因为她想要经济的自决权，她想要觉得自己的钱怎么花，决定她能拥有什么东西，决定她自己过什么样的生活。她想要在争吵时硬气。她想要有自己的同事，自己的社会网络。这时她又充满韧劲地完成了一次自我拯救，她找到了一份工作。可能不是多高薪，但那是一份工作，她自己的工作。这时，她被母职拉了回去。

因为丈夫不会是那个可以良好履行教养职责的人，所以她必须是。就像丈夫不会收好乒乓球，所以如果她想有一个整洁的家，她就必须收。在女儿成人后，她似乎有了再一次的自由的机会，但是这一次她是被女儿转移来的母职责任压回去的，她成了新的链条的最末端。

女儿为什么会把母职责任转移给她，除却个人选择的因素，结构性的普遍性的因素是，女儿有了一定的新女性的意识，但陷入了披着新衣的跟她同样的困境。女儿有所觉察，所以会敏锐地、歇斯底里地朝丈夫发怒，但是这位新女性的丈夫是一堵材料更柔和、光洁的石墙。她潜意识里知道她推不动石墙，即使推动了，是几寸？是什么时候？是在她彻底无法返回职场的时候吗？所以，她把担子转移给了母亲。

那再来看看女儿的困境。她有了母亲没有的教育资本，但这一教育资本的市场价值并不可靠，随时面临贬值的危机。就业市场更加明目张胆地拒绝女性，所以她可以站出来，在面试后骂出她想骂的那些话。但除了出一口恶气，她并没有实质性地反击这种系统性歧视的工具。她能做的只是弥补，或者说讨好规则，尽量成为那个被选中的人，做一个被雇方青睐的好员工。如果不这样做，她就很可能会失去就业的机会，她后面返回职场的难度可能会指数性地增长。她会面临她日日目睹的她母亲面临过的职业剥夺困境。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剥削，她相对更能承受前者。她没有上帝视角，而时间在分分秒秒地流逝，而整个家里，没有一个男性知道在发生什么。

这是一种家庭微环境和社会大环境合谋的困境，是大时代的尘埃不均等地落在了具有不等系统性免疫保护的人身上。风险的手雷只传递给这个家里一半的性别，而她们没有办法把手雷扔过高墙，所以这个手雷只是在她们之间慌乱地传递。就此，她们被分而治之。

但手雷的爆炸是迟早的。如果手雷还在墙内，爆炸就在墙内，无论躺在谁的手心。

这就是为什么最有希望的话是女儿说丈夫调整了工作方式，开始分担育儿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必须说出的话是“女儿，你自己想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