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从美国国家能力的巨变来看，我们发现了一条不同的国家建构道路，它的核心动力不是密集的战争或者发达的文官制，而是社会运动。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通过街头的、媒体的、工会的、校园里的声音改变了政府的角色、改变了联邦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乃至改变了美国社会的“国家观”。
当然，社会运动是需要制度空间的，它需要政治自由为前提，需要民主选票作为传导机制，所以社会运动的力量本质是政治权利的力量。在这个力量的驱动下，今天的美国政府已经和200多年前那个只够凑一桌麻将的美国政府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它不再是那个为“是否要成立一个国家金融机构”而争吵半个世纪的美国，也不再是那个为“政府是否有权征收收入税”又争吵半个世纪的美国，更不是那个认为雇佣童工是市场自由的国家。
一句话，它不再简单地把国家视为洪水猛兽，而是视之为社会进步可能的盟友。人们对自由的理解，也不再仅仅是政府的缺失，而且也可以是政府的扶持。所以学者艾克曼说，美国的宪法是一个“活的宪法”，它的作者不仅仅是开国之父们，而且是一代又一代修正社会契约的美国人。
美国的国家建构历程给当代世界带来很重要的启示。”—《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