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不在街上做爱 @[email protected]

龙为百虫之长，一日发令，查虫中有三个名的，都要治罪。蚯蚓与蛆，同去躲避，蛆问蚯蚓：“你如何有三个名？”蚯蚓曰：“那识字的，叫我为蚯蚓;不识字的，叫我为曲蟮;乡下愚人，又叫我做寒现：岂不是三个名？”蚯蚓问蛆曰：“你有的是那三个名，也说与我知道。”蛆曰：“我一名蛆，一名谷虫，又称我读书相公。”蚯蚓曰：“你既是读书相公，你且把书上的仁义道德，讲讲与我听？”蛆就愁眉说曰：“我如今因为屎攮了心窝子，那书上的仁义道德，一些总不晓得了。”【书上载的仁义道德，俱是圣贤教训嘉言，应该力行，为何不行，非屎迷心而何。予见世间不读书的，还有行仁义道德;偏偏是读书人，行起事来，说起话来，专一瞒心昧己，歪着肚肠，同人混赖，所以叫吃屎的蛆为相公，就是此义。说之不改。变蛆无疑。】（《笑得好·屎攮心窝(尾句要愁眉促额一气说，才发笑。)》）

Tiktok 伦敦这事表明中国在非洲的学费都白交了。当年走出去的战略把非洲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第一站和试验田，收获的教训很多：工会、劳资冲突、劳动保障制度、企业责任、环境保护，林林种种。中国改开以来放任的右翼自由意志主义（Right-libertarianism）也就是让民企去极力剥削底层劳力，作为支撑庞大权力机构的动力。这种意识形态里发展起来的民企已经把压榨劳动力视为天公地道——虽然我作为老板压榨了你工人的血肉，但是我付你工资了呀，我养你，你有什么立场和我叫板？这理直气壮在非洲经历过民主化浪潮的NGO林立和媒体多元环境里踢到了铁板。

海外许多相关研究对此现象是相当客观甚至宽容的：有梳理事实的田野调查，有分析文化冲突根源的，有梳理关于中国的“流言”如何在各路媒体上传递的，有分析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并非新殖民主义的。另一方面，很多中国企业也学会了适应环境，学会了和工会、NGO、媒体打交道，也不再一味从临时雇佣、超长工时、削减福利等方面来抠成本。中国企业对环境是敏感的，而中国企业的行为也常常取决于当地劳动体制的多层次格局。

这些成果有多少被传递进了中文语境呢？ 中文官方语境里非洲的NGO依然是西方国家在非洲扶植的势力，非洲媒体和西方媒体沆瀣一气抹黑中国对抗中国崛起。民间语境里黑人依然又懒又奸。中国做中非研究的学者里，有见地的文章多用英语写发海外，给中国政府的政策建言里只说几句套话场面话。

知乎上的一则2021年的回答“从我的非洲工作经验看中国如何解决劳资矛盾”里体现的观念依然典型。

“我在非洲工厂上班时，也负责招聘，我们招聘的条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找有工会背景的，只要参加工会的一律不要。 因为工会一般很麻烦，它会和你各种搞，当然不否认工会维护了工人的一些合法权益，但它胡搅蛮缠和你纠缠不清的情况也不少。 比如参加了工会的工人很难开除，明明是工人本人偷懒导致被开除，工会会说工厂是随意开除，于是狮子大开口要赔偿。

在非洲工作之后，我体会是，如果放任这些工会，劳工权利ngo组织大规模的劳资冲突，在当下的非洲是害了工人而非有益于工人。 因为这些工会，ngo组织提出的很多目标，维护劳动权利啊，对抗资本剥削啊，不否认很高尚，但不合时宜，不符合实际。 在非洲，比强制性八小时工作制有利的，是多加班多拿些加班费， 比放任工会与资方冲突对抗有利的，是给资方多一些权力，比ngo动辄以环保和少数劳工健康的名义停工有利的，是偏向国家整体利益，先发展，先赚到钱，先能让全体老百姓吃饱肚子。 在非洲，有非常诡异的现象，一边是满大街失业青年，无业游民，大规模的失业和贫困； 一边是少数国企和西方大公司以西方标准行事所导致的各种低效率和无效率。 一个老板跑去投资建工厂，稍微对工人严格一些，要求多加加班，就被各种ngo以破坏劳动休息权利为由告上法庭。 好啊，我不侵犯劳工权利，工厂我也不干了。 你说，谁的损失大？”

这位深度认同右翼资本家的中层甚至搬出马克思：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创造价值的只有劳动，其他所有非劳动的活动都不创造价值，他们只是分配价值。 所以类似工会，劳动ngo，他们并不创造价值，他们只是分配价值。如果放任这些组织壮大，获得优势地位，那么在价值的分配中他们将占据主动。可以想象，社会中不创造价值的部门占据了分配价值的主动权，而真正创造价值的部门在分配价值的过程中低人一等，在这样的社会里，大家一定忙着争夺分配权，而不是想着怎么创造价值。大家都不想着怎么把馅饼做大，而是天天想着怎么从别人嘴里抢到更多的馅饼，这样的社会必然停滞不前。”

脑子就是这么混乱而扭曲。

九十年代为了平息风波发展经济推出一系列“黑猫白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后来“打左灯往右转”一系列诡辩术被视为开明派策略，也成功地解构了逻辑和常识，谋杀了很多讨论的基本概念，终于姓社姓资从不讨论变成了不可讨论。小平还是很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