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控第54天。这是最后一篇上海封控日记了。我顺利逃离上海。
在上海有各种松动迹象的时候选择离开,我也犹豫许久,而且回福州还要隔离7+7。但是想到上海动辄一人阳性整楼拉走的做法短期不会有太大改变,想到两周后我大概率还是不能泡咖啡馆去博物馆和朋友们约饭,我觉得我还是走吧。
昨天早上做核酸,结果一直没出来,让我有点忐忑。今早一看,凌晨三点多出来的。
八点多小哥来用电瓶车接我去车站,而且因为要绕一些关卡,还有一些地方因为有关卡要下来走,一个小时才到火车站。中间路过三个关卡,其中有两个查了我的离沪证明(或返乡证明也行,不过福州那边说不需要,就没有开)。
火车站人极多,虽然车次很少,但大家都提前很长时间就到。小哥说之前公共交通没开的时候,有人从南汇金山一路走过来,要走两天,路上就随便找个地方窝一夜。昨天还有人从外滩那边一路走到车站。
一路上小哥跟我说他听到的一些奇葩事。说有个和他同行的小哥,饿死在家里,发现时候人都臭了。我大惊,问他怎么没吃的也不求救吗,他说那个小哥是因为吃得太少了,加上抽烟、熬夜打游戏,猝死的。法医来解剖,说他至少三天没吃饭了。他死后几天,他买的食物到了。
还有一个小哥,原来在青浦奥特莱斯工作。居委会发现他两三天没出来做核酸,敲门没人答应,就报警了,找了警察来,刚把门撬开,他出来了,虚弱得不行。问他为什么不答应,他说饿得没力气,三天没吃饭了。问他为什么不买,他说没钱。居委会和警察赶紧给他拿吃的,又给他送了好几天吃的。后来警察看看觉得不行,干脆建议他去做志愿者,不一定有钱,但至少管饭。小伙子居然干得挺好,居委会决定一天付他两百块……
在车站等了很久,因为到得太早了。幸好携程有贵宾休息厅的服务,换了一个免费的两小时休息,可以有地方坐坐。这次抢票也是多亏了携程抢票功能,我甚至都没有加价。
车站人多到保持一米安全距离很多时候都不可能。只能尽量不喝水,不吃东西。还有好多人自己买了防护服穿着。大家的行李都多得出奇,想来都是说不准要离开多久,而且毕竟大多要隔离。我的箱子里1/4都是吃的。车站里商店大多都不开,好多人席地而坐甚至而躺,感觉真的像逃难啊。
之前联系好了我妈小区的网格员,她态度很好。不知道福州的自费酒店条件如何,我只希望它干净。我连隔离需要的咖啡都带够了。当然,还要祈祷福州一直没有疫情,否则哪里都是一样的。
现在国内开始发现经济真的各种数字都触目惊心,想起来管经济了,但是半个字都不会动防疫。就像60年代饥荒,老百姓因为饥饿导致的浮肿病,干瘦病,妇女闭经,子宫下垂,中央说是卫生问题没搞好。有医生看了患者,说“就差一个方子”,基层干部问,“差什么呀”,医生说,“差一口粮”,当然医生就被拉走带帽子批斗去了。剩下的医生就疯狂开一些草药方子,有些人还创造性地发明各种方式让少量的粮食反复蒸煮,膨胀起来“哄肚子”,实际上一点宝贵的营养价值反而被破坏了。明明全国性地普遍爆发了浮肿病,饿死人,最后盖不住了要检讨问题时,地方官员纷纷争出头说是自己的问题,领队人出了问题,怎么能怪带头人呢。想出来的说辞比如怪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封建地主资本家反革命;广东大批灾民外逃香港,是国民党特务煽动;又或者是苏联催债导致没粮了……大家发型这种风气又大大讨好了中央,全都默契效仿,事后所谓“揭盖子”,全都默契小心地维护着红旗不倒。自古以来,学医就救不了中国,现在学医和学经济也都不行的。
突然想貼一下當年的天安門四君子之一的劉曉波老師的文章,永遠記得我第一次偶然讀到"我沒有敵人"時的震聾發聵。一位友鄰說,共產黨最強大的統治武器是仇恨: 階級間的仇恨,國家間的仇恨。仇恨已經荼毒了這片土地太久。或許只有劉曉波先生所說的"沒有敵人 沒有仇恨"-- 中國人放棄製造敵人和仇恨並懂得寬恕 才可以脫離自相殘殺的無間循環。還記得當年法國遭遇恐怖襲擊時,巴黎的市民和知識分子發表聲明說:我們應該用愛來面對這一切。當時的我乍一聽只覺得可笑,時過境遷才明白,製造恐懼和仇恨正是獨裁政權和恐怖分子無往而不勝的終極武器,而愛才是他們最害怕的東西。
我没有敌人
――我的最后陈述
刘晓波(2009年12月23日)
在我已过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转折时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七七级),从学士到硕士再到博士,我的读书生涯是一帆风顺,毕业后留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在讲台上,我是一名颇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同时,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过引起轰动的文章与著作,经常受邀去各地演讲,还应欧美国家之邀出国做访问学者。我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无论做人还是为文,都要活得诚实、负责、有尊严。那之后,因从美国回来参加八九运动,我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投入监狱,也失去了我酷爱的讲台,再也不能在国内发表文章和演讲。仅仅因为发表不同政见和参加和平民主运动,一名教师就失去了讲台,一个作家就失去了发表的权利,一位公共知识人就失去公开演讲的机会,这,无论之于我个人还是之于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的中国,都是一种悲哀。
想起来,六・四后我最富有戏剧性的经历,居然都与法庭相关;我两次面对公众讲话的机会都是北京市中级法院的开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现在。虽然两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实质基本相同,皆是因言获罪。
二十年过去了,六・四冤魂还未瞑目,被六・四情结引向持不同政见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监狱之后,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国公开发言的权利,而只能通过境外媒体发言,并因此而被长年监控,被监视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劳动教养(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现在又再次被政权的敌人意识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对这个剥夺我自由的政权说,我坚守着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绝食宣言》中所表达的信念――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警察,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虽然我无法接受你们的监控、逮捕、起诉和判决,但我尊重你的职业与人格,包括现在代表控方起诉我的张荣革和潘雪晴两位检察官。在12月3日两位对我的询问中,我能感到你们的尊重和诚意。
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众所周知,是改革开放带来了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在我看来,改革开放始于放弃毛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执政方针。转而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放弃“斗争哲学”的过程也是逐步淡化敌人意识、消除仇恨心理的过程,是一个挤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过程。正是这一进程,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国内外环境,为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为不同利益不同价值的和平共处提供了柔软的人性土壤,从而为国人的创造力之迸发和爱心之恢复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励。可以说,对外放弃“反帝反修”,对内放弃“阶级斗争”,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持续至今的基本前提。经济走向市场,文化趋于多元,秩序逐渐法治,皆受益于“敌人意识”的淡化。即使在进步最为缓慢的政治领域,敌人意识的淡化也让政权对社会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扩大的包容性,对不同政见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对八九运动的定性也由“动暴乱”改为“政治风波”。敌人意识的淡化让政权逐步接受了人权的普世性,1998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做出签署联合国的两大国际人权公约的承诺,标志着中国对普世人权标准的承认;2004年,全国人大修宪首次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标志着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与此同时,现政权又提出“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标志着中共执政理念的进步。
这些宏观方面的进步,也能从我被捕以来的亲身经历中感受到。
尽管我坚持认为自己无罪,对我的指控是违宪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经历了两个关押地点、四位预审警官、三位检察官、二位法官,他们的办案,没有不尊重,没有超时,没有逼供。他们的态度平和、理性,且时时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从监视居住处转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简称“北看”。在北看的半年时间里,我看到了监管上的进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桥)呆过,与十几年前半步桥时的北看相比,现在的北看,在硬件设施和软件管理上都有了极大的改善。特别是北看首创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员的权利和人格的基础上,将柔性化的管理落实到管教们的一言一行中,体现在“温馨广播”、“悔悟”杂志、饭前音乐、起床睡觉的音乐中,这种管理,让在押人员感到了尊严与温暖,激发了他们维持监室秩序和反对牢头狱霸的自觉性,不但为在押人员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环境,也极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员的诉讼环境和心态,我与主管我所在监室的刘峥管教有着近距离的接触,他对在押人员的尊重和关心,体现在管理的每个细节中,渗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让人感到温暖。结识这位真诚、正直、负责、善心的刘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运吧。
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和亲历,我坚信中国的政治进步不会停止,我对未来自由中国的降临充满乐观的期待,因为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拦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国终将变成人权至上的法治国。我也期待这样的进步能体现在此案的审理中,期待合议庭的公正裁决――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裁决。
如果让我说出这二十年来最幸运的经历,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刘霞的无私的爱。今天,我妻子无法到庭旁听,但我还是要对你说,亲爱的,我坚信你对我的爱将一如既往。这么多年来,在我的无自由的生活中,我们的爱饱含着外在环境所强加的苦涩,但回味起来依然无穷。我在有形的监狱中服刑,你在无形的心狱中等待,你的爱,就是超越高墙、穿透铁窗的阳光,扶摸我的每寸皮肤,温暖我的每个细胞,让我始终保有内心的平和、坦荡与明亮,让狱中的每分钟都充满意义。而我对你的爱,充满了负疚和歉意,有时沉重得让我脚步蹒跚。我是荒野中的顽石,任由狂风暴雨的抽打,冷得让人不敢触碰。但我的爱是坚硬的、锋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碍。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会用灰烬拥抱你。
亲爱的,有你的爱,我就会坦然面对即将到来的审判,无悔于自己的选择,乐观地期待着明天。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仪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
为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之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
谢谢各位!
昨天花了很久时间看了Xinjiang Police File,后果就是一边看一边流泪,今天再看再哭。新疆棉事件的时候,我不以为然,我觉得会有企业抵制新疆棉花是有道理的,各种明星扎堆表态很愚蠢,但也仅限于此。我以为我一直知道新疆发生了什么。脑子里的抽象概念在看到这次曝光出来的海量文件的时候具象化。
我想尝试解释这种反应的由来。当inhumanity,insanity,cruelty,写在白字黑字上,映在鲜活的照片里,作为一个人类,一个动物,我为远在天边,素不相识的同类遭遇感到伤心,这些跟种族无关。我能够看着他们的眼神,几千张无表情的面孔,感受到那种绝望痛苦。这是共情,empathy,所有人类、动物都biologically拥有的一种能力。
置身事外当然很好,但真的可以做到吗?即使可以选择不去共情,选择一条中庸的道路,心理上心安理得。可是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能选择它不落下吗?
早上读一个公众号的新闻,说开放二胎以后,因为怀有生孩子热情的都是中年夫妇,导致孕产妇2016还是2018年来死亡率翻了三倍,达到18.3 per 100000人。
https://www.who.int/china/health-topics/maternal-health
(WHO有2018年的数据)
https://bmcpublichealth.biomedcentral.com/articles/10.1186/s12889-021-11557-3
上面是BMC的论文,统计1990到2019年中国孕产妇死亡率的论文,从这篇论文来看,公众号文章的说法不是很准确,2016-2017年的时候死亡率确实有所上升,但是总体趋势是下降的
https://gh.bmj.com/content/5/2/e002157
这篇BMJ的论文更加接近公众号的本意,即:2孩开放后,高危产妇的比例大幅升高,在部分东部发达省份甚至超过50%的孕妇都是高危产妇。
如果按照NYC的统计数据来推测的话,18-44岁的女性新冠死亡率在17.8 per 100000人左右,是低于孕产妇死亡率的(in fact美国的孕产妇死亡率是在23.8 每十万人左右)
https://www.worldometers.info/coronavirus/coronavirus-age-sex-demographics/
由此看来生孩子是比新冠更加危险的事情。
我支持生育率清零
BBC 新疆集中营的报道,其中很多信息,和我17年在南疆采访时跟当地官员接触得到的信息一致。当时成规模化的集中营没有铺开,但应收尽收和强制劳动初见雏形。
我直接问过南疆官员维吾尔族人会因为什么愿意进监狱,真的有所谓的“暴恐”吗?他们轻轻松松地说,就是蓄须啊,头巾啊,手机浏览“外网”啊,转发宗教信息啊。他们会逼迫维族人抽烟喝酒,不服从的也被逮捕。他们告诉我,17年主要任务是维稳,18年是改造,19年常态化。现在回溯,皆成为现实。
关于半强制劳动,我当时进了某个上海援疆的纺织厂,很多工人月薪数百,远低于其他工厂的 1500-2000元/月。我问厂长工人怎么招进来的,他小声告诉我,都是来思想改造的,他们的家人有“问题”,他们受牵连。这跟 BBC 稿子中的 "guilt by association" 一致。
当时,除了见到的各种山雨欲来的迹象,我有个很恐怖的感受:维吾尔族社区被击碎摧毁了。
观察到的一些 facts:
1. 破坏原有的社区,重建大规模安居房,逼迫维吾尔族人离开农村,搬入城镇,失去原有的社会连接。
2. 高失业率。 在农村,很多人无地可耕。盛行斗地主、打台球。
3. 医疗落后。全靠援疆医生支撑。举例:本地医生只能大切口手术或截肢。
4. 离婚率极高,年轻女性被迫早婚早育。家庭内部不平等严重。很多维族男性逼迫妻子出去打工养自己。
5. 维吾尔族人被强行纳入到现代制造业中,原有的生活方式被破坏。他们非常不能适应朝九晚五、工厂流水线的作息。厂长指责他们迟到早退矿工,克扣工资作为处罚。
即使有一天集中营没了,寄宿学校没了,但对于整个民族的破坏性打击,还会延续千秋外代。这些从北美、澳洲原住民的遭遇完全可以预见。
毛象也存一份名单…
2021.5.22——2022.5.22,甘肃白银景泰县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事故一周年。
该案的事后调查可以用愤怒到可笑来形容。除了第一责任人在事发后同年6月9日自杀,其他全部涉事人员都是开除、记过等各种“不痛不痒”的后续,几乎无一人判重刑。就跟去年东三省大停电,造成近二十人一氧化碳中毒,甚至出现死亡的大案…如今也被“看得见的手”有意识地轻轻揭过,荒谬至极。
在名单里又看到了张凤莲……操,内心太难受了。她的命运真的太过坎坷,甚至可以用凄惨来形容。因为意外怀孕,她超生了二胎,被迫丢了体制内的工作,不得不跑马拉松糊口。结果又在她本人被辞退再就业成比赛选手的时候…国家又陆续开放了二胎、甚至三胎政策。
国家犯了一个错误,一个人的一生就这么没了;国家要改一个错误,一个人的一生也这么没了。
如今还有谁会记得她的悲剧…再为她的不平鸣冤呢?
不仅仅是资源被浪费这么简单,如果懂一点经济学的话,应该知道在这种政府政策完全忽略市场规律的情况下去介入市场,生生创造一个如此庞大的行业会有多危险。在这样背景下诞生的核酸市场会伴随着很严重的投机心态,以逐利为导向,以抢占“渠道”为先,检测的规范程度,检测报告的正确性都是次要的,甚至看到有报道说因为急需检测机构上线,很多审核都简化了。也就是说原有的监管机制都可以不管不顾,只要增加核酸的检测数量就万事大吉。最后结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有多少核酸检测报告是可以信赖的,我都要在心里打一个问号。但所有的管控都以这个报告结果作为判断标准,管控能有多正确有效呢。
这个问题非常的实际。因为这些政策创造出来的企业、岗位、设施,要如何处理?在新冠之前,pcr的检测仅仅只是众多检测项目中间非常小众的一种,以前只是用于检测肝炎病毒之类的。现在大量购入pcr的机器,公立机构不够用了,私企大量入场。而且在有了场地和机器后,核酸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大量的流程都没有自动化,大量的岗位被创造出来。核酸检测的未来在哪里,更加像是一场政治赌博,更理性的思考的话,明明疫苗才是更加长久的生意,但是如果赌对了呢?这是一门非常非常赚钱的生意,而且比疫苗风险、门槛低得多。我看到一个数字:东吴证券按最极端的情况估算过,如果中国所有一二线城市都实施常态化核酸检测,按每48小时一次核酸计算,每个月费用约为1436亿元,一年的成本是1.7万亿。相当于2021年中国GDP的1.5%,公共财政收入的8.7%。
給象友們推薦一個paraphrase軟件。把自己寫的英語句子放進去,就會出來更好的版本,比如説詞匯更加多樣,結構更加清晰。如果自己不滿意,還會提供近義詞替換等其他操作。太好用了,誰用誰知道。
啊!我那屎一般的英語表達。
鏈接如下:https://quillbot.com/
@dearsadgirl 我以前也是这样想的,然后我看了一个六四学运的纪录片去查了一些资料,发现一开始军训是为了整参加了天安门广场抗议事件的大学生,最惨的是北大,六四惨淡落幕后不管参没参加的全部被拉去高强度军训了一整年,很多人都练残了搞出了心理问题,然后中国共产党为了不让六四的事重演从一开始就消灭大学生反抗的意念就普及到全国各校,一直延续到今天。至于我们认为的锻炼身体让彼此熟悉加强集体团结,大可以采用更温和的方法,比如新生联谊,一起做项目,开设大家感兴趣的体育课之类。军训的核心是训练大家极端地服从,不管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只要想清楚了这个就能恍然大悟了。
王志安说他要在海外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就会很奇怪,难道在国内就不是堂堂正正么?
他说的堂堂正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收任何政治关联势力的钱。所以是否可以推断出,他在国内是有收钱做事的?结合他另一期节目,解释他是怎么被封杀的。他说怀疑是因为曝光药企的原因,为了让账号恢复他尝试去联系药企说可以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做妥协。这种妥协思维可以说是国内媒体人的典型,通过搞通关系去写报道,又可以迫于各种压力放弃报道。
他现在既然已经决定出国大干一场了,但似乎他还停留在体制内的思维里:重要的东西是人脉,资历,关系。但这些他曾经依赖的逻辑在出国之后能有多少用呢?他会说很多很“骄傲”的话,说要做一千万粉丝什么的,在我看来他现在这些雄心壮志有点幼稚。油管上的千万粉丝和国内的千万粉丝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他心里可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