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疯
我不是想比烂,只是我生活如此不得不在这两个地方做出选择,俄国被制裁后,我原以为俄国佬完蛋了,结果我在圣莫喀的同学朋友们过得可比我好多了,起码多姿多彩是肯定的。街上还是热热闹闹的,电影院正常运作,随便找个闹市区都有人在街头表演乐器,该滑雪滑雪,该吃大餐吃大餐,街道两旁和购物中心除了制裁俄国的连锁店,其他商铺都开着。我一寻思就无语了,真的无语,这样一个国家,把自己拽进战争泥沼,在异国领土上屠杀平民强奸妇女,国家信誉降到最低,经济被全面封锁,几乎踢出世界自由市场,高级知识分子纷纷逃离,看着就快玩完了,结果你爸的,原来大部分普通人的生活还是比我们好,起码没听说有人饿死,我草!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啊!我草!我草!
看毛象好多人在聊移民的事,想跟计划跑路但是又不清楚想去国家实情的朋友推荐一个Facebook上的组“飄洋過海的人生故事”,里面都是华人(大多数是台湾人)在分享在海外的生活经历。因为着重于描写细节,而且好话坏话都会说,所以很真诚也很详细。
我在这个组看了好几篇过来人的分享,我都是在潜水,除了几次跟日本有关的话题,基本没有参与过讨论。
在这里我看过:携家带口迁往阿根廷做生意结果遭遇经济危机的,跟法国人结婚后住到鬼屋不得不回台湾收惊的,还有在美国陆军当兵后带着老婆孩子各国基地游历,种种种种,让人看完之后感慨真的是千万人有千万种人生。
推荐有兴趣了解真实海外生活的朋友,可以看看
#没有跑路计划的当小说看也很精彩
#我是每次看完都会得到很多在外继续打拼的勇气
『房间里的大象』
作者:刘瑜
沉默是金,人们常说。这话还被写成大字,镶在框里,贴在很多墙壁上。人们用它来告诫自己:言多必失,少说多做,祸从口出,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总之,能闭嘴的时候就闭嘴。
但是马丁·路德金说:历史将记取的社会转变的最大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而是好人的沉默。
历史上无数悲剧源于集体沉默。二战期间,普通德国人大多已经隐隐知道那些被推上火车的犹太人的下场,但是他们对此不闻不问,照常买牛奶面包,上班下班,并对迎面走来的邻居温和地问候“早上好”。文革期间,当学生们用皮带抽打老师、或者造反派暴力批斗“走资派”时,也有很多围观群众感到不忍,但他们只是默默地回过头去。今天的中国,朋友们聚餐,点龙虾鱼翅燕窝,结账的时候在座的人中有公职的那位“要一张发票”,这上万块钱的餐费最后摊到了谁头上,不会有人追问。
“房间里的大象”,在英文里,意指所有那些触目惊心地存在却被明目张胆地忽略甚至否定的事实或者感受,就是那些“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该知道”的事。“皇帝的新装”是个典型的“房间里的大象”,但“皇帝的新装”只是个隐喻。在一个电视相亲节目中,嘉宾们七嘴八舌地分析某个相亲失败的男人哪句话说错了、哪个表情不当,却绝口不谈他的职业是厨师或者鞋匠的事实,这时候,电视屏幕里站着一只大象。成百上千个人坐在一起煞有介事地开会,但谁都明白这个会只是个橡皮图章而已,在那个会议厅里,同样站着一只大象。
有些时候,沉默也许是起源于善意和礼貌,比如在临终亲友面前,我们不愿意谈起他们的病情,比如和一个口吃的人聊天,我们假装注意不到他的口吃。但是另一些时候,沉默源于怯懦。人们害怕权力,害怕高压,害怕失去升官发财的机会,害怕失去房子车子,于是沉默成了自我保护的机制。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沉默是沉默者的通行证。
另一些时候,人们所恐惧的,甚至不是利益上的损失或者肉体上的暴力伤害,而是精神上被自己的同类群体孤立。出于对归属感的依恋,他们通过沉默来实现温暖的“合群”。解放前为理想浴血奋战、出生入死的革命家,解放后却在屡次政治运动中保持沉默、随波逐流,很难说仅仅是因为贪生怕死,更多的恐怕是因为他们害怕被革命队伍抛弃,成为一个“精神上的孤儿”。对认同感、归属感的强烈需要,大约是写在人类基因里的密码,这个密码有时候会成为勇气的源泉,有时候却让我们蒙上了自己的眼睛。
所以,沉默的人数越多,打破沉默就越难——因为当越来越多的人卷入沉默的漩涡,从这个漩涡中挣脱出来需要的力气就越大。历史上的先知,往往命运悲惨。面对第一个站出来大喊“屋子里有大象”的人,人们往往不会顺着他的手指去看有没有一只大象,而是怒斥他为什么吵醒了自己的好觉。甚至,他们会因为那个人的勇气映照出自己的怯懦而恼羞成怒,你那么大喊大叫干什么?哗众取宠、爱出风头、不识时务,神经病。“沉默如癌细胞般分裂生长”,房间里的大象就这样在“合群”的人们的相互拥抱中越长越大。
好在随着大象越长越大,它被戳破的可能性也随之加大——因为随着大象越来越大,掩盖这只大象所花费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并且,目击者的增多也意味着出现“叛徒”的可能性在增大。最终,孩子小声的一句嘟囔“皇帝没穿衣服”,就可能使这只充气大象迅速地瘪下去。二战之后,德国人纷纷睁开闭上的眼睛;赫鲁晓夫时代,苏联人也纷纷从对斯大林的崇拜中“醒悟”过来;文革之后,曾经打得不亦乐乎的人们回头看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会感到不可理喻。可惜,在众人眼睛的这一闭一睁之间,已经有无数人成了沉默的祭品。
拒绝发声并不奇怪,因为发声不但需要勇气,而且意味着承担。直视沉默也就是抵抗制度性遗忘和集体性否认的压力,直视生活中不被阳光照耀的角落、被压迫者的痛苦和我们自己的软弱。人们习惯于用政治或社会的压制来为自己的沉默辩护,却往往忘记了正是自己的沉默在为这种压制添砖加瓦。我们尽可以堵上自己的耳朵或者捂上自己的嘴巴,但是当房间里有一只大象时,它随时可能抬起脚来,踩碎我们天下太平的幻觉。
🔶统一教化
愚民:人民只能接受一种思想,受一种教育,听一种观点,你必须听中央的一种宣传一种声音,其它思想都是异端和别有用心都应当清除掉。
对内种田,对外战争:只会种田的人很朴实、但其实是愚昧,他们麻木愚昧没有感觉没有思想,因为只会种田自然会变得朴实,安分守己不愿出门(接受外界信息)
老百姓的所有欲望都从一个渠道实现:种田/打仗,做到奖励做不到惩罚。
所有社会资源从一种渠道出去,国家具有绝对控制社会资源的能力。这样国家就会强大然后国家追求无敌;
当国家强大能攻作为国家的唯一目标,做绝对化正当化,人民就不会幸福。法家崇尚战争国家目标只有一个强大能攻,人民的需求和利益被忽略不再考虑,对比儒释道反战以及强调人民富裕安乐;而只顾只宣扬国家强大正当性的法家的理论则是完全替专制君主着想的。他们会不断通过制造敌人,来制造一种人民心甘情愿被剥削被收保护费的环境也毫无怨言。即便被利用也感恩戴德。
『新冠病毒的战争隐喻及其后果』
以战争话语体系应对疾病,既歪曲了对疾病本身的认识,加深了人对于疾病的恐惧;也将患者妖魔化,割裂了人群;同时由于人为抬高,而导致科学问题变成一个政治乃至道德问题,对于科学探讨百害而无一利;所对应的个体利益受损又被视为理所应当。这种现象在许多国家都曾出现,然而此次在中国又有其特殊性,不仅在于官方的有意引导,也在于其强度更是达到了不允许任何怀疑的程度。其背后原因,我仅用苏珊·桑塔格的一句话即可说明:“极权主义政治意识形态试图强化人们的恐怖感,一种外来占领迫在眉睫的危机感,这有利于它们自身的既得利益—而重大疾病是可资利用的材料。”对疾病的恐惧越深,就越可被操控,这正是中国官方利用战争话语体系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越是如此,就越是要厘清、暴露这样的语言,这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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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民
“永恒的女性,指引我们上升” ——《浮士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