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者开会的时候弄个大长桌子,离大家七八米远其实也不新鲜了。斯大林那时候连医生他都怀疑是要暗杀他的坏人。当时苏联管 propaganda 的日丹诺夫心脏病给死了,死前治疗的时候医生们对病情有不同见解,本来这最多属于学术争端,可能连医疗事故都算不上,但是斯大林认为这是医生中间的特务间谍反革命暴露了,日丹诺夫是故意被医生们害死的。一声令下克格勃就把这些医生一网打尽。然后就没人给斯大林看病了……
有一天斯大林早晨没起床,没有他的命令谁也不能进他住的地方,所以警卫一直等到当天傍晚才冒着必死的决心推门进去,伟大的导师斯大林同志已经躺在地上凉凉了。苏共中央政治局连夜开会商议,有的领导同志还不在自己家里,而是在他不该在的女同志的家里。等人到齐了,都快第二天凌晨了。这时候斯大林还在地上躺着呢,谁也不敢动。开会吧,谁也不敢拍板把斯大林同志定性为反革命的医生们放出来,何况这些人可能还巴不得斯大林挂,他们好夺权。于是,如此荒诞的,斯大林同志就这样过早的离开了我们。
中国的年轻人——这里的“年轻人”是特指90后及以后的预备中产阶级——受着三种权威的压迫——家庭、资本和国家。
这三种权威并不是截然分离的,它们有许多重叠的部分。但是它们又是彼此对立的,都想夺取对年轻的身体的优先使用权(俗称初夜权)。而年轻人自己一方面受着压迫,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这三座大山之间的矛盾,来为自己搭建出暂时的喘息空间。
最近墙内热议的“00后更爱国”,其实就是年轻人在利用国家权威来对抗家庭权威。类似的还有通过“怀念“某个”美好时光”来抨击资本家,其实是在用国家权威来抵抗资本权威。他们之所以会利用国家权威,主要原因是反对国家权威的风险太大,其次是因为在他们的生活经验中,最经常接触到的都是家庭权威和资本权威的作威作福,而很少有国家的影子。所以,他们会向国家输诚,来换取国家帮助他们对抗家庭和资本。
但是,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并不是没有限度的。假以时日,当他们发现,国家只是在白嫖他们的忠诚表态,而不会采取任何实质行动的时候;当他们发现,他们寄以厚望的国家,其实跟家庭和资本权威是穿一条裤子的时候,他们就该有所改变。
对于公共议题的参与,我认为三个环节是必不可少的,而且顺序不能颠倒:
• 验证
自行验证信息的真伪,而不仅仅是听信信息传播者/转发者的单方表述
• 行动
无论你认为合适的行动是什么,离开社交网络去做。无论是去声援受害者,还是哪怕拖黑让你觉得不爽的ID,离开当前的社交环境、去做点什么行动会有效地避免自己陷入负面情绪无法自拔
• 转发
在行动之后、回到社交网络上,用一切你认为有用的方法帮助信息扩散,以便让更多的人接触到信息、进而参与进来。
尤其是不要忘记,如果能做点什么让后来的人更方便地进行这三步行动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哪怕只是补充链接方便验证、给出如何帮助推动改变的参考、抑或只是点个赞让正常的发言有机会接触到更多人都好。
而当信息缺乏原链接时,前两步的行动就被大大限制了(尤其在封闭型社交网络上,往往连按图索骥都做不到,因为搜索可能根本不可用、或者需要注册账号才可使用),于是所有人的情绪被激发起来,唯一能做的就是点赞、转发、评论,社会议题的公共参与就被字面意思地限制在了纸面上。
你可以观察一下社交平台的运营方、以及试图利用公众情绪牟利的相关方(比如微博四蛆兄弟)会怎么做,然后反过来做。
born this way🏳️🌈对女权主义性少数平权都有兴趣/一往无前地生活/读书锻炼睡觉是充电的三种方式/可以和平沟通不接受举报和仇恨语言/一个姬佬的碎碎念/偶尔刷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