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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何伟去下了张彤禾的《打工女孩》，维基的时候发现张彤禾的爷爷张莘夫在抗战之后被国民党任命处理东北稀有金属矿的接收事宜，在去抚顺的路上被中共逃兵杀害，引发了全国的反苏运动。矿的接收工作本来由张的同事负责，同事因为危险跑路，张顶上结果被杀。国军逃亡的时候同事带着矿产投诚中共，活了102岁，成了中国现代能源的开拓者。同事是孙越崎，朱令案凶手孙维的爷爷。

农场日记day2/流水账记今天干的活：
早起给鸡鸭鹅加水加粮，把超市拿的临期过期食品做分类，给谷仓里的猫喂临期牛奶临期生肉，撸猫，给高地牛和羊加水，捡鸡蛋但只找到一个，然后清理谷仓aka扫整个鸡舍地上的鸡粪土以及把前几天扫的鸡粪土铲成一座山（期间觉得腰部肌肉岌岌可危）下午照例是放羊，和狗一起看着羊不让它们跑到马路上去，撸树上的猫，今天天气不错甚至可以坐在草地上一边看着羊一边打毛线听有声书，五点了把羊赶回羊圈，看到了满月从云后面升起来，然后继续给鸡舍羊圈加水给猫加奶喂肉..
今天习得了：
日本女生是学人类学的拿了work holiday visa在jtown一个商店里工了一年，现在工签到期了等打工换宿完可能就要回日本了
问农场主老头养这些动物主要是怎么make profits，他说基本上就是卖动物，高地牛崽子可以卖3000+刀（但数量很少），羊一只250刀，这些利润其实很少只能够survive，支持他farming的主要还是这种生活本身的peace，动物的陪伴，以及一些别的moments比如说今天的满月

一个奇怪到值得社会学专门研究的现象是，其他任何国家，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无论贫富分化多严重，无论是什么意识形态，都没有出现过像中国这种没有任何具体原因/诉求的，平民对平民的大规模无差别袭击。我其实倾向于认为没有同类性质的事件，但保守一点说，至少没有中国这么密集。原因可能是这样：1、中国既不是穷国也不是富国，而是一个治理强度上的顶级强国、法律秩序上的顶级乱国、福利兜底上的顶级穷国，这种组合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这就导致普遍的三重绝望，即反抗的不可能＋维权的不可能＋个人层面的没有出路，从而使得攻击性只可能指向更弱者；2、人是意识形态的动物，恶魔也是有意识形态的（甚至可以说尤其是恶魔），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变成恶魔，而又没有表达任何意识形态诉求的时候，一定要意识到哪里不对——要么是表达了但是官方不让你看到，要么是“我不好过也不能让你们好过”本身就是一种当所有意识形态的表达被压制后的“元意识形态表达”。我不是说他们表达的意识形态诉求是合理的，但是完全没有这种诉求表达，就是最大的不合理之处。唯一的解释，就是在一个长期不允许任何表达的环境里，暴力就变成了唯一的表达。简中蛆头不是喜欢说“我不要知道背后的故事我只要他们死”吗？行吧，现在他们也懒得说出自己的故事了，他们只要随便什么人去死。

不是，这照片怎么莫名有那么些喜感，只有我觉得好好笑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https://www3.nhk.or.jp/news/special/international_news_navi/articles/feature/2024/01/29/37092.html
之前轉過尤太學者、大屠殺倖存者後代Haim Bresheeth因爲支持巴勒斯坦被你英政府逮捕的事，原來今年年初NHK做專題採訪過他。
精力問題就不逐字翻譯了，有能力的自己看，我就摘一些（我認爲的）要點。
Haim的父母都是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倖存者，他的父親在被解救時體重只剩下32公斤。他的父母得救後去了意大利的難民營，在那裡生下了他。
1948年以色列建國，Haim的父母便帶著他去了以色列，在特拉維夫南邊的一個沿海小鎮開始了新的生活。據他描述，當時這個小鎮的居民都是集中營的倖存者和被以色列趕出家園的巴勒斯坦難民。但是，大屠殺倖存者因爲害怕被視爲沒有和納粹戰鬥的“弱者”，所以在以色列都幾乎不講述自己的遭遇，而以色列人也不願傾聽倖存者的經歷，他們一家在以色列感到被孤立。他們說希伯來語，努力想要融入以色列，但還是覺得自己是不被需要的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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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日常出行很抗拒坐网约车，因为常常遇到中年男司机用非常暴躁的语气持续抱怨生活各方面出现问题：厂房倒闭、失业无薪、平台剥削、家庭崩溃⋯⋯ 同时我不止一次遇到他们轻飘飘甚至是开玩笑一般地说要撞死别人

今年春天出了无差别撞人事件，据说涉事网约车司机接到拼车单，和车上的乘客发生争吵，拼车单利润低且司机不能拒绝，之后这个司机就犯案了，傍晚我打车，有电动车横穿马路，司机说：哈哈，要是遇到上午撞人那个司机，撞死它十几个就好了

广州的交通秩序恶劣至极，想象一群煤气罐一般易燃易爆的男性驾驶着交通工具挤满了整座城市，我就觉得出门很危险

珠海樊某开车撞路人事件现场有个细节，就好几个锻炼团体成员都戴着外放音响，导致前面人对后面发出的异动和惨叫压根听不到，根本来不及避开或逃跑，我当然不是说这些噪音扰民的人群就该死。

而是退休人群在公共场地唱歌跳舞大声放音乐，连快走、散步这种单人活动都要大放音乐和扎堆聚集的现象，在中国大陆中老年中特别特别普遍和特有，我称之为文革后遗症。

在他们年轻和小时候，正是文革如火如荼的时候，百万人聚集在广场瞻仰领袖，高音喇叭播放出高亢而激昂的音乐和讲话就成为他们永生难忘的画面和模式。

等他们老了退休了，这些记忆和模式都不能磨灭，一定要再现进休闲活动中，他们老嘲笑年轻人看手机，而他们自己大声公放高音喇叭热爱扎堆聚集，和只有在集体活动中才能找到自我的样子也同样滑稽。

你国人，真一代都有一代自己的政治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