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fushenlang @[email protected]

一九一四年以前，世界是属于所有人的。每个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在那里待多久就待多久。没有什么允许不允许，没有什么批准不批准。当我今天告诉年轻人，说我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去印度、美国旅行时根本就没有护照，或者说，当时还没有见到过护照是什么样，他们会一再流露出惊奇的神情，这使我感到很得意。当时人们上车下车，不用问人，也没有人问你。我们今天要填近百张的表格，当时一张也不用填。那时候没有许可证，没有签证，更不用说刁难；当时的国境线无非是象征性的边界而已。人们可以像越过格林威治子午线一样无忧无虑地越过那些边界线，而今天由于大家互相之间那种病态的不信任，海关官员、警察、宪兵队已经把那些边界变成了一道道铁丝网。由于国家社会主义作祟，世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变得不正常——我们这个世纪的精神瘟疫才开始，作为首先看得到的现象是对异族的病态恐惧：仇视外国人或者至少是害怕外国人。

人们到处抵制外国人，驱逐外国人。原先发明的专门对付罪犯的各种侮辱手段，现在却用来对付每一个准备旅行或正在旅行的旅行者身上。出门旅行者不得不被人从右侧、左侧和从正面拍照；头发要剪短到能看见耳朵。旅行者还必须留下指纹，起初只需要留下大拇指的指纹，后来需要留下所有十个手指的指纹。

此外，旅行者还要出示许多证明：健康证明、注射防疫针证明、警察局开具的有无犯罪记录的证明以及推荐信。旅行者还必须能够出示邀请信和亲戚的地址，还必须有品行鉴定和经济担保书，还要填写、签署一式三四份的表格。如果那一大堆表格中缺少了哪怕一张，那么你也就别旅行了。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我起初也觉得这些琐碎小事不值一提。但是这些毫无意义的“琐碎小事”却让我们这一代人毫无意义地浪费了无可挽回的宝贵时间。

当我今天总算起来，我在那几年里填了不知多少表格，在每一次旅行时填写了不知多少声明、还要填写纳税证明、外汇证明、过境许可证和居留许可证、申报户口表和注销户口表，等等。我在领事馆和官署的等候室里站立了不知多少小时，我曾坐在不知多少官员面前一他们有的和蔼、有的并不友善、有的呆板、有的过于热情一我在边境站接受过不知多少搜查和盘问，我这才感悟到，人的尊严在我们这个世纪失掉了多少嗬！

我们年轻时曾虔诚地梦想过我们这个世纪会成为一个自由的世纪，将成为即将到来的世界公民们的新纪元。可是那些非生产性的、同时又侮辱人格的繁文缛节却浪费了我们多少生产、多少创作、多少思想嗬！因为我们每个人在那几年里要用更多的精力去研究那些官方的规定，而不是去研读文学艺术书籍。我们在一座陌生的城市、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最先要去的地方不再像往昔那样是去那个地方的博物馆、风景区，而是为了领取“居住许可证”去领事馆和警察局。

我们这些人以前坐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谈论波德莱尔的诗或热烈地讨论一些文学艺术方面的问题，而现在我们发现自己谈论的尽是一些被盘问的情况、许可证的情况，或者打听应该申请长期签证呢还是申请旅游签证；结识一个可以使你缩短等候时间的领事馆的小小女官员在最近十年里要比在上个世纪和托斯卡尼尼或者罗曼·罗兰结下友谊更为重要。我们凭着天生的悟性始终会感觉到，我们是被施予者而不是施予者。我们没有任何权利，一切都只是官方的恩赐。我们不停地受到盘问，被登记、编号、检查、盖章。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百年前。

活着真好。活着真好。

说来尴尬，我到小学二三年级还时不时尿床，有时候在亲戚家留宿，真的好难为情。

湖北老家因为是鱼米之乡，稻田里青蛙多到离谱，虽然学校里老师会教“青蛙是益虫”，但是吃“田鸡”（青蛙）的乡俗依然盛行。那时候也没有养殖的牛蛙卖，甚至见都没有见过，只是听说和田鸡一样好吃，还特别大。

有一年暑假，住在舅伯家，舅伯说从乡下收了一些牛蛙来，当街杀了，烧给孩子们解馋。那个“牛蛙”肉是灰色的，口感比青蛙有嚼劲。等到我们吃完了，舅伯说我们吃的其实是癞蛤蟆，民间传说小孩吃了能治尿床。虽然是对着所有小孩说的，但我心里非常害羞，我感觉就是针对我。

如果舅伯提前告诉我那是癞蛤蟆肉，我一定不敢吃，因为那时我坚信癞蛤蟆身上的鼓包会喷射剧毒的毒液。其实不会。

那是我唯一一次吃癞蛤蟆，所以记忆犹新。

其实尿床并不是病，自然也不需要“治”，后来慢慢大脑发育完全了，就好了。

动物博物馆的一排爬行动物标本，在防腐剂泡久了，都褪色成了一样的肉色，就像这只中华蟾蜍一样。

【移动硬盘到底如何选购】
😶 先说结论：资金充裕优先买固态硬盘，资金不充裕的买2.5英寸的垂直式的机械硬盘自己加个壳。

😶原因：首先我们需要移动硬盘肯定是需要移动硬盘里的东西会经常更换，没有人买移动硬盘里面的东西1、2年不变。

😶固态硬盘比机械硬盘读取和写入都快好几倍，也没有多余耗费的电和噪音。但是大容量的固态硬盘比较贵，有大容量需求且资金不充裕的买2.5英寸的垂直式的机械硬盘。

😶再说说为啥要买垂直式的机械硬盘。

😶机械硬盘分垂直式和叠瓦式。

😶叠瓦式机械硬盘适合储存那种你不会再去改变的数据，如果硬盘里的数据你经常改变，叠瓦式机械硬盘就会容易坏道。

😶所以比如监控视频存的硬盘几乎都是垂直式的，因为监控视频的这个需求要求硬盘里的内容每一个周期就会全部更改，使用垂直式机械硬盘就合适很多。
具体原理可以自己在网上查垂直式和叠瓦式机械硬盘原理上到底有什么不同。
至于2.5英寸的垂直式的机械硬盘买哪个牌子和型号，其实选择很少，B站和知乎都有很多人在更新当前值得买的垂直式硬盘，可以自行搜索。

😶其实说到这里，大家也应该了解，其实装机硬盘也尽量不要选购叠瓦式机械硬盘。

😶以上内容我只是网上学习的，本人毫无这方面专业背景，如果说得不对，欢迎指正。

#长毛象安利大会

@Diamine

@board
@help

雨后的蒲公英花海，堪比偶像剧的setting，可惜手机拍不出漫天飞舞。

阳光下的蜘蛛网，闪闪发光

壮乡歌风之盛，几乎人人爱歌，人人会唱。不论遇着何种情况，都可以即兴起歌，唱和对答。而几乎每一村寨都有自己独特的曲调，听对方所唱调式便可知对方来历。

东兰县的几个歌王说，唱歌时情感能得到多么大的满足。八十年代的时候，东兰乡间婚礼，若是男娶女，男女各方要准备陪娘歌手；若是男入赘，男女各方要准备男歌手。（顺便说，“入赘”是汉语概念，壮语中，男方通过婚姻进入女方家庭，女方同样说“取”女婿。）歌手唱到礼节歌尾声歌颂本村屯风光时，当地的男青年女青年都会过来看，等礼歌结束后邀请歌手到山上对唱情歌，能唱到第二天早晨，就是不合情意的也能唱到半夜。

做决定

因为戴眼镜真的很烦，镜片总是会脏，摘口罩的时候眼镜腿会被挂住，没戴眼镜的时候根本找不到眼镜。
医生的推荐是近两年视力稳定之后再来做手术。我看有些朋友是高考后不怎么需要用眼的时候去做的，但是我个人从上大学到现在度数还是发生了不少变化的，可能是随着年龄的自然增长，也可能是我实在和屏幕打交道太多了。比较推荐的年龄是 25 到 45 岁，我现在刚好合适，而且个人术后第二天就可以正常看东西了，只是时间久了就有点累，第三天第四天用眼基本就没问题了，收到的指导手册也说的是术后可以随便看书看电视，所以也许不用特别挑不用眼的时间，可能请两天假再加上一个周末就差不多。
总之推荐有兴趣做近视手术的人直接找一家靠谱医院去问医生，医生会给出合适的建议，可以货比三家再回家查，不用事先查太多有的没的。像我就是查了一大堆全飞秒半飞秒的东西，结果医生说我角膜太薄不能再切了，可以做 ICL，然后给了我一大堆我完全陌生的资料。

关于 ICL（Implantable Contact Lens）

它是在晶状体和虹膜之间植入的一个镜片，原理和隐形眼镜差不多，但是比隐形眼镜干净卫生得多，只用在眼睛上切非常小的创口就可以放进去，而且是完全可逆的，日后如果眼睛做手术需要的话可以随时取出来。但是它比激光手术贵上不少，镜片的价格是一方面（瑞士某公司垄断），医护人员的培训周期也是更长的。本来激光手术一只眼睛大概一两千欧，我这个 ICL 还带散光的，一只眼睛飙升到三千五。

术前

啥也没有，每天遵医嘱滴滴眼药水。

术中

被滴了一大堆眼药水。因为我是两只眼睛一起做的，就被人推进手术室做了全麻。麻醉师说：“接下来我们要通过静脉注射麻醉了哦。”下一秒我就醒来了，手术已经结束了。（实际上过了一个小时，其中手术本身据说二十分钟。）

术后

第零天

刚做完手术眼睛还张不开，眼前糊了两个半透明罩子，眼睛里都是膏药，还很不舒服，眼屎眼泪一起流。于是又在医院多躺了一个小时，喝了陪护人员带的奶茶，终于能下地走路了。眼睛只能睁开一半，完全不清楚视力如何，畏光，疼，在陪同下才回到了家，吃了布洛芬和降眼压的药，之后大白天的睡了三个半小时。
医生给的透明眼罩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戴着，免得不小心压到眼睛。此外术后两周也要注意不要揉眼睛，否则镜片会错位。我觉得医生给的眼罩要自己拿胶带绑在脸上不舒服，就买了做手工用的透明防护镜，整个眼睛包裹住的，有透气孔，医生说可以用，只要不是泳镜就好，会吸眼睛。因为很怕伤到眼睛，我白天也带着，并且学会了先把眼罩放在眼睛上，再固定松紧带，不然没拉稳的话眼罩会弹到眼睛上。
其他的注意事项比如不能游泳和蒸桑拿医生都会说的。

第一天

一大早爬起来去复查，路上眼睛还有点雾蒙蒙的，中途又抠了两次眼屎，滴了两次眼药水。复查说一切正常，视力已经达到 100%，我也感觉看东西很清晰了，这个时候术后大概二十四小时。白天断断续续玩了不少手机，傍晚在电脑前工作了两个半小时，每工 25 分钟休息 5 分钟，感觉眼睛还是有点累，不能再多了。

第二天到第十四天

正常用眼，按时滴眼药水。世界非常清晰，没有什么不适应，除了总有一种戴了隐形眼镜的错觉，可能是因为轻微的异物感，但没有不舒服。连续一个小时看屏幕尤其是在黑暗中会感觉有点累，但注意间歇性休息的话就没关系。视线周围出现强光的话会看到一个光环，查了一下这个叫 halo，是做 ICL 后比较常见的现象，因为镜片中间有个便于房水交换的小孔，光照到上面会发生衍射，类似拍照时相机光圈产生的星芒。因为这是一个物理现象，所以并不会消失，但听说半年之后大脑会习惯，就看不见了。

第十五天到两个月

异物感已经没有了，也可以随便揉眼睛了。黑暗中打游戏久了会觉得不舒服，开灯就没事。术后两个月去复查了，医生说不能更好了，一年之后再去复查。 Halo 还是看得见，但感觉不碍事。

1905年，出生。

21岁，本科毕业后被派往法国里昂大学学习医学。医学博士毕业后通过了助理医师考试，在里昂的公立医院工作。

30岁，觉得“我学医是中国人出的钱，我要为中国人治病”，于是回国，在中山大学医学院当内科教授，兼任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院长。

33岁，日军连续空袭轰炸了十天，他常常带队前往灾区救援。同年，广州沦陷，他先去了广宁建立伤兵医院，然后去了昆明，在云南大学当教授和医学院院长，同时自己也开医院。据说他跟广州的地下党负责人是朋友，自己掏过钱从国外买药送去延安。

42岁，抗战结束，回广州开医院。

44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6岁，公私合营。当年的广州地下党负责人已经是广州市长，邀请他去当市立医院的院长。后来市立医院合并，他捐资旧人民币一亿元、小汽车一部和自己医院全部设备创建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任院长和内科主任。他自己掏钱买了院里第一台进口X光机、第一台救护车，还托人从法国买了一台新式能屈胃镜，又从国外带回来检验和病理需要的电子显微镜。

49岁，开始当官，但依然是医院院长。据说他当院长的工资不是拿去补助困难职工，就是拿去饭堂给全院职工改善伙食。他会跟护士一起清洁病房，还会叫大家做完以后一起去喝茶。

53岁，觉得医学相关人才实在太少，提议成立广州医学院，市长同意之后，他自己出钱出力，从筹建到第一批学生报到只用了三个月。学校的选址就在他医院的马路对面。
同年，为了治水，政府发动市民义务劳动，把学校西边的一个水塘挖成了人工湖，取附近流花古桥的名字，命名为“流花湖”。

54岁，担任广州医学院院长。

58岁，带队回老家医院考察，给县里医院提了些建议，把一个急需开刀而条件不足的病人带到地区医院，主持了8个小时的手术。

61岁，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红卫兵揪斗，抄家，近百万字的《内科学》草稿被毁于一旦。
同年八月，他自沉于广州医学院旁的流花湖。但后世有些资料会说他是“因病逝世”的。

他叫姚碧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