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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学到一些无用冷知识：狸花猫毛剃了长出来之后条纹会消失，然后partly变成小黑猫

我小时候有一半时间是在河南东部农村的姥姥家长大的，跟现在比起来，那时候的物资可真是匮乏呀。

记得那时候，糖是个很宝贵的东西，不是零食的那种软糖水果糖，是白砂糖红糖。姥姥总是把糖放在我们够不着的地方。她特别宠我，每次蒸了新馒头的时候，就把馍掰开，撒上一层白糖/红糖，我能吃一整个馍夹糖。

油也很宝贝，老家人舍不得炸东西，我小时候从没在老家吃过烧茄子，因为要大油先炸一下，取而代之的是茄糊涂。就是茄子和面做出来的稀糊糊儿，辣辣的，端一碗就着馍吃，小时候玩累了到了饭点儿我能吃好多。夏天晚上和大人一起摸爬蚱（知了幼虫），那时候我们都是蒸熟或者烧熟，在老家不让用油炸，太浪费了。

我小时候印象里的海鲜只有带鱼，冬天过年的时候就能吃到炸带鱼了。老家里炸东西都统一放在过年，一锅油炸绿豆丸子、红薯丸子、茄盒、裹面的带鱼。过年的时候孩子们都守在厨房外面，能吃到刚出锅的东西，特别开心。我一直到初中才第一次吃到螃蟹，我爸教我和妈妈怎么剥螃蟹，不能吃肺，吃蟹脚要用一半蟹脚捅出来另一半的肉吃。

在老家我最喜欢的零食就是江米团了，圆圆的米花团子，有点糖精甜味儿，农村供销社卖一角钱两个。

我一直到上小学低年级时，百货大楼还是主要买东西的地方，要买要看还得让售货员从柜台后面的货架上拿下来，有的售货员特别讨厌，以貌取人，有次觉得我妈买不起东西，都不给她试。

前阵子听到供销社的时候，不知道为啥，小时候的回忆一波一波涌过来，要回到以前这种生活，就太苦了。未来还会计划经济么？还会物资匮乏到这种程度么？

不太认同体谅基层工作人员的倡议。

官员隐身，让基层的吏和志愿者出来执行恶政，同时宣传他们多么不容易，牺牲多大，多么有奉献精神来要挟民众理解、配合，本来就是一种狡猾的诡计。

半年多来我们楼的“楼长”负责统计每家每户的核酸和抗原。

老两口不会手机支付，封城的时候我会主动问他们缺什么，分给他们团到的蔬菜水果。

但是她“热心”来催做核酸的时候我要么敷衍要么黑着脸直接关门。

居委打电话也不接，管你统计黄码多么麻烦，一天要打三百还是五百个电话，有没有被人骂。

每对他们说一句”谢谢“，就多强化了一点他们是在委屈自己”为人民服务“的幻想；每对他们说一句”辛苦了“，就让他们多生出一份自我感动。

错的事情，安排谁来执行，演什么苦情记都没用。

不理解，不配合，不体谅，更不感恩。

不搞他妈的变态清零，这些人就根本不用付出时间精力干这些无意义的倒霉催的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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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密接感染率数据公布有感，其实工作这么几年以来最大的感受是，曾经以为多么严谨科学的数据分析，几乎都是先有idea然后找数据back up。这点其实在大多数行业、大多数职能乃至大多数国家都是一样的。大家看着表面光鲜亮丽高大上的东西，都是内里蹬着三轮车外面套个法拉利的壳在路上跑罢了。只是可惜了那些被这些“数据”忽悠、折腾甚至失去了生命的人。

鎮上一些來自亞洲的植物：正在開花的十大功勞（Mahonia sp.，種不確定，可能是台灣十大功勞M. japonica）和枇杷（Eriobotrya japonica）。去年在住所附近見到結果的枇杷樹還挺意外，現在發現巴黎市區也可以見到它們的身影。#植物 #巴黎

十大功勞屬和小檗屬（Berberis）同屬小檗科，兩者關係有爭議，通常以葉子形態區分，也有植物學家把它們視為一個屬，但新近的系統發生學研究結果表明它們是不同的屬。屬名來自美國愛爾蘭裔園藝家Bernard McMahon（1775–1816）的姓。

枇杷的英文俗名loquat來自中文古名“蘆橘”的粵語音譯。蘇軾的“日啖荔枝三百顆”前面那句就是“盧橘楊梅次第新”。它的法語俗名是néflier du Japon，“日本歐楂”。歐楂（Mespilus germanica，英文俗名medlar、open-arse或monkey's bottom）和枇杷都是薔薇科植物，但和山楂屬（Crataegus）關係更近*（從中文名也能看出），果實通常在採摘後放到變軟才能食用，或者用來做果醬。然而不但法國人把枇杷和歐楂聯繫起來（因為果實外形相似），英語和意大利語也把枇杷叫做Japanese medlar和nespolo del Giappone（歐楂則是nespolo comune或nespolo germanico）。

*栒子屬（Cotoneaster）、山楂屬、歐楂屬和火棘屬（Pyracantha）在蘋果族下組成山楂亞族。

老家那边吧，很搞笑的，对老年人核酸不做要求。乘车、进入各种场所也都不用扫码。公交车一直是对60岁以上免费。于是满大街各种大摇大摆的全是老年人。真要保护老年人，不该一起限制了，让他们少接触？
但小区要封还是照封不误的。年轻人还是要扫码的。意思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还是要卖力的装样子。

深圳大学一位工友跳楼了。

据说阿姨一天打三份工，保洁、食堂。因为“疫情”防控被迫留校，却没有被安排合理住宿，洗澡洗衣在公共厕所解决，被褥枕头只能放在工具间，晚上学生走后在教室打地铺。

还有很多条深圳大学的学生爆料，谈及工友群体生存条件之艰险。即使素来都以最坏的标准揣度这里，也还是觉得有些消息太骇人听闻：要垃圾分类到凌晨两三点，被克扣工资甚至无奈付钱上班……

有一张照片，似乎就是关于跳楼的那位校工阿姨。位置应该是楼与楼之间的廊桥。地上留着一个赭红色的皮包，包的底座轻轻稳稳平放在地上。黑色的手机，也是平置在地上，与皮包斜成一个顺手的角度，显然两件物什是它们的主人曾蹲下轻轻放好的。

然后是一双黑色平底皮鞋，看款式大小，大约属于一位中年女性。左右两只，中间空出一点空隙，是拖鞋后很自然的摆放状态。鞋子的主人，脱下它们后，大概就没有回头再整理了。鞋跟对着包和手机，鞋尖朝向“外面”。

可以据此猜测她最后做了些什么：拉开走道的门，在走道中间，放下最后两件还算值钱的私人物什。然后走过它们，直面栏杆和虚空。

我实在忘不了这张照片，打字又删掉，但受不了自己一点东西也不记下，还是试图用粗糙的语言描述自己之所见。它不惨烈，要素简单，没有血迹没有尸体。只有一种平铺直叙的悲伤。

最后希望我的描述只是肤浅的自我感动，这张图的故事会和我猜测的完全不一样。

我在广州连读书带工作八年，四年大学城岛民，四年河南市民。疫情之后我去了很多地方，在杭州东站经历清零审查的时候我特别害怕不能赶上飞机回家，夜晚终于落地到了白云机场，不用扫码，不用排队，不用捅喉咙，工作人员面目亲切，大大方方回家去，我才松了一口气。想起我学会的第一句四川话是「口罩戴起」，在成都第一次在打车的时候被要求查验健康码，在昆明走几公里路去找核酸点，还有很多天南地北的朋友受困于防疫政策活在朝不保夕的忐忑和不自由中⋯⋯我才意识到在全国高流动性的特大城市里，广州始终是清零运动中的一个缓进者。社会上的民生秩序从来没有受到防疫政治的深度影响，基层对待市民的态度也算善解人意。政府一犯错误，市民会上网问候你全家，听不听和改不改是另一回事，至少表达是到位的，因为广东话仍然保有审查规则之外的自由。所幸三年来不知什么是新冠旧罐。很可笑，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广州还是给我一种以「有饭食、有公开」为基本公共价值的幻觉，家在这里，语言在这里，同党在这里。还有在中国境内生活仅存的一点文化认同和精神安全感。昨晚十一点落楼丢垃圾，楼下水果档老板还在摆摊，有姨姨问咁夜仲唔收？老板笑，偷偷摆。白天不给摆。姨话，班死铲，咪鬼理佢哋，有咩理由唔俾人揾食。有这样的街坊，多少觉得安心。然而昨晚凌晨海珠发通知公布「加强防控」，今天所有外卖商超已经停业售空了，我又看到有人跳楼。有人游水过江被抓。有人凌晨三点在沙园市场排队买菜。萝卜10圆一根。粟米10圆一条。豆角20一斤。鹤洞大桥漏夜封桥。本地人埋怨城中村「低端人口」引发疫情爆发。这一切和我妈讲，我妈说，有菜抢你也要去抢，保命紧要。「保命要紧」，点会咁，又为乜呢。深圳、上海、杭州、成都，没有一个城市是为防疫而生的，它们都以某次特大病毒爆发事件为拐点，逐渐泯灭「人性」，变得无情。广州的那个拐点会不会已经来了呢。文明路上有晚风吹到我心碎，黄花岗找不到焦距。长堤大道里再追，海珠区今夜咖啡店失爱侣。

一个月了终于组织去洗了一次澡，踏出宿舍楼的那一瞬间听见有女孩子喃喃到“原来已经秋天了呀，你看地上都是落的黄叶子。”

洗澡的时候有人半开玩笑地说“我都忘了咋洗澡了哈哈哈。”同伴隔着隔断开了几句玩笑，所谓的志愿者马上过来说洗澡的时候不准讲话。

没过多久志愿者开始催促，说、大声喊大家快一点就剩二十分钟了，不能超时。

最后排着队走过落着叶子飘着雾的路上，像犯人一样被赶回寝室。出发时清点人数，回来时清点人数。过去两年走了千千万万遍的路乍一看竟然感觉陌生，看到已经没有叶子的枯枝才惊觉自己已经错过了一整个季节。我怎么能不恨。
#封寝生活记录

光

#家庭绿植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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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在广州的朋友，据说广州很快会封城（也有说明早宣布的），还请大家多储备一点东西/起码有一点思想准备

“在18世纪的革命者著述中，许多作品对当时的死刑制度持批评态度。孟德斯鸠、伏尔泰、爱尔维修、卢梭以及《百科全书》的作者们均强烈反对对仅犯有偷窃罪的犯人处以死刑，并谴责当时的法律重判威胁财产安全的犯罪而轻判威胁人身安全的犯罪。另有一些作家将这个问题扩大至反对任何形式的死刑，包括对犯有谋杀罪的犯人。持有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在法国影响力巨大的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他认为以终身监禁的刑罚取代死刑将在全社会形成更强的威慑力，由此也更为公正。” ——谭旋《暴力与反暴力：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政治》

“马丁曾因勒死第一任妻子而被判终身监禁（…）当一个人被判终身监禁时，他们只用在监狱里服刑一部分时间。他们必须待在监狱里的年份期限被称为“裁量标准”。获得特许释放以后，余下的刑期通常可以在监外执行。这意味着如果他们违反假释条例，他们随时可能被召回监狱。唯一的例外是当有人被判处所谓的“终身不得假释”的刑罚。这种判决十分罕见，整个英国大概只有五十名类似的罪犯（…）马丁服完了八年的裁量刑期，两年前从监狱假释，在这期间遇到了他的新女友。” ——Jane Monckton Smith《致命爱人：家庭凶杀案中的两性关系》

从18世纪出现废除死刑的思潮以来，这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让现代“文明”国家对待故意杀人犯如此宽厚仁慈？

▶️ 公社机关食堂分三种灶别：书记吃小灶，委员吃中灶，一般干部吃大灶。小灶顿顿有肉、鱼、鸡蛋 、油炸花生仁。

该县城郊公社杨波大队共有156户，没有死人的31户，其中干部13户，炊事员4户，磨面的1户。

该大队前店生产队共31户，没有死人的6户，其中干部5户、炊事员1户。

潢川县何陂大队死亡率24.9%，其中劳动力死亡率为49%。全大队60个生产队干部只死2个人（群众反映这两人是好干部，没有多吃多占），其中23个大队干部不仅没有一个死亡，而且连浮肿病都没有。

▶️ 原公社党委书记江某等指使炊事员把13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地冻饿而死。

▶️ 外面传说尸体被狗吃了，还说狗吃人吃红了眼。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狗早被人吃完了，那时哪有狗？

▶️ 信阳饿死人最多的时间是1959年10月到1960年1月这4个月。1月后还在继续饿死人。

▶️ 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

为了防止饥民外出走漏消息，各县县委常委分片包干，分头布置，严防死守。县城四门持枪守卫，公路要道设岗把关，县境沿边流动巡逻，汽车站由警察把守，长途汽车要求党员队长驾驶。

▶️ 余鸿德说：当年信阳库里有粮10亿多斤，当年产量29多亿斤，共40亿斤。守着这么多粮食还饿死人，真不应该。如果开仓放粮，就不会饿死人。

饥民看着粮库里有粮，也没有人想到抢粮食。

▶️ 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作者认为】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是100万，信阳地区人口800万，约占1/8。

整个河南至少饿死300万（全省人口5000万）。

▶️ 河南办出了全国第一家人民公社，第一家公共食堂。

同时施工的大型水库11个，中型水库几十个，资金和劳力远远超过河南当时的承受能力。

所有工程均边设计、边施工。

▪️重读杨继绳《墓碑》笔记

▪️很多关于吃人和酷刑折磨的记录我就不摘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