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shikieijin 你说的这种情况和中国这里的实际情况我觉得性质很不一样,对发展中国家,医保有限额当然是很正常的,中国的医保也有公开的限额政策。不正常的是在这个正式的、公开的限额基础上,又通过体制内的行政操作追加了不公开、不透明的二阶限额、影子限额,并不是法定的、政策化、正式化的限额,而是法规和政策上都不承认这样的限额,却在实际执行中通过一些福柯意义上的“治理术”生成这种影子限额,以实现官僚机构内部的某些特定的行政目标,却跳过民众的意志和代议过程,成为漂浮在公开的医保政策之上的影子政策,这种影子政策的责任主体不是官僚机构了,反而变成医院和医生了。
在看一个台湾民俗研究的讲座,主讲人提到了Arthur Wolf的理论,即早期宗教的神人关系,是建立在帝国官僚体系中的,因此人与神的关系类似官民关系。但是在民主背景下,当代台湾的人神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乩童也不再把神明当成高高在上的指导者。其中一个乩童说“遇到事情,我也会跟神明说我的意见,祂会征求我的意见。我们之间有默契。”乩童获得了主体性,变成了“知识的组织者”,把他们在都市中形成的见解与神明的指导结合,再讲给求助者。
这个主讲人接着说,这反映着台湾在民主过程中,人与官之间是越来越平等的。
民主社会的发展中,就连民间宗教也在受到影响。
然而你国还在孜孜不倦做造神运动,把本该是公仆的官僚变成不可言说的神明。我呸!
(看个讲座也会产生反贼思考,实在是你国无可救药了,那么日常的事情,在你国背景下根本是不可想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