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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文革的开始并不需要中央文革小组正式宣告成立一样,通缩也并不需要官媒在头版头条大做文章才会开始。
当你需要加班才能拿跟以前一样的工资,一个人干一个半人甚至是两个人的活才能维持就业,举目望去无不如此的时候,你就该知道,通缩其实已经开始了。因为货币本身并不是价值,你的劳动才创造价值,货币只是它的单位化体现。当你无论怎样付出劳动,加班、内卷、绞尽脑汁、抄遍近路,都无法获得更好的生活甚至还有所倒退时,通缩就已经降临。
中国的通缩就始于内卷大行其道之时。当这一代中国人开始以卷为荣,他们做的其实是认同并内化了通缩的存在和合理。
中国人喊着“卷死全世界”并向全球输出通过压榨超长工时生产的商品时,并不是增强了国力,而是在向更多区域输出通缩。欧盟强烈要求中国执行劳动法规定的八小时工作制,其动机也并不是保护中国人权,而是自我保护的本能。

我来写云南生活故事了!

怒江的藏族会取圣经里的名字,玛丽,玛利亚,他们用藏语喊出这些名字。
傈僳族也信仰基督教,傈僳族拼音文字就是一位穿过缅甸到云南传教的英国传教士发明的。

怒江主要是傈僳族人的聚居区,但每个家庭又分布着不同的民族,比如藏族、傈僳族、独龙族做了一家人,都分别有自己的语言,于是平时各讲各的,但都听得懂。小孩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于是可以说好几种语言,但他们却不会被认定为多语言者,因为人们甚至注意不到他们语言的存在。

傈僳族依据自家门口樱花树开放的时间来轮回,樱花开到谁家谁家就过年。本来班上就没几个人(傈僳朋友读到三年级,班上只有17人),很多小孩依次请假回家过年,学校里的汉族老师很不满。

路上好美,大树都发新芽了
雕魔杖的木头开花了是胡颓子
这户人家的紫藤和黄木香结束就是大红的月季美死了~
今年暖和前两年这个时候我天天窝家路上好多骑行的人年轻的身体啊!

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一讨论到流浪猫救助的问题就有人提流浪猫抓鸟,以此作为停止投喂甚至捕杀流浪猫的理由。猫确实会抓鸟吧,但猫也不会滥杀、虐杀鸟,大部分时候城市流浪猫的主要食物来源还是垃圾桶下水道这类地方的人类食物残渣,鸟算是很珍贵的猎物了,更何况动物界的“虐杀”和人类社会的“虐杀”更不在同一种伤害量级。生物圈中任何一个物种对另一个物种都会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要去杀害这个物种成员的理由。如果按照这个逻辑,觉得流浪猫对鸟类有威胁所以扑杀流浪猫,那人类活动对其他生物有更致命的威胁岂不是要去扑杀人类?(显然这是不现实的。)就算流浪猫对城市其他野生动物有威胁,饿死甚至捕杀流浪猫也不应该是一种被现代社会所使用的办法,领养让猫停止流浪,绝育+科学投喂(≠不投喂)以减少流浪猫的繁殖这些都是更有人性的做法。

一个拐角距离的樱花小走廊
春天真好呀
fake的也好
:awesome: :awesome:

国博借展之后强抢不还的可太多了,比如安徽省博物馆的鄂君启节各抢舟节车节一件,造成整组文物的符节对应的文化空间意义彻底丧失。你京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爹级机构就是这样从各个方面展现出令人恶心的无耻的权力缩影【另劝别买国博首博文创品,质量非常堪忧,亲友以前在这两家的代工方呆过,从此我就对国内博物馆文创基本拔草了……

o3o.ca/@twentysomethin/1142781

19世纪左右的莫斯科风俗2333 蹭饭30年不知道名字2333
“通常是这样的,如果你在一户人家家里吃过一次饭,那么你应该时不时地再回去吃:不再去的话是要得罪人的。这种风俗如此普遍,以至于对贵族来说,很有可能一日三餐都在外面吃。然而永远不要频繁地只去一家,以免惹主人生厌。像舍列梅捷夫、奥斯特曼—托尔斯泰和斯特罗加诺夫这些王公贵族都有长期的食客。科斯捷涅茨基将军在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伯爵家里吃饭吃了20年——伯爵已经习惯在开饭前半个小时派自己的马车去接将军。斯特罗加诺夫伯爵有一位客人在他家蹭饭将近30年,但他却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直到有一天这名客人不再出现,于是伯爵猜他应该是死了。结果这个人还真是死了,他死在来吃午饭的路上”

看伯格医生讲断食,说有个人极度抑郁,沮丧,想在家里自杀,他的计划是把自己饿死,于是他一天没吃东西,两天没吃东西,到了第三天不仅没死,反而情绪好了非常多,身体也觉得十分轻松,他也不想死了,反而觉得莫名其妙,于是上网搜自己为什么没死反而感觉不错,发现自己误打误撞触动了断食带来的好处。-----被这个例子戳中笑点,笑了两三分钟。

看到一条微博 weibo.com/3256966805/PlmtKfSUF 谈论《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原型,算是这篇豆瓣影评(即联合报新闻报道汇总) movie.douban.com/review/548739 的简要版。此外我还读了一篇台湾博主的文章《建中學生的少年殺人事件簿》,对相关事件有更详细的梳理:mypaper.pchome.com.tw/kuan0416

电影改编受称道点是将“情杀”演绎为“时代杀人”。女孩从被害者变成了“抛弃主角的时代”的代言人,故而有了被杀前的自白“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为你)变的”。影版男主行为因此被赋予悲剧色彩,但原型案件中毫无疑问女孩才是时代下的牺牲。

原案凶犯茅武是浙江籍,父亲在中研院任职,家里有六个孩子,茅武行五,大哥二哥都就读于台大,案发时长姊已经做了老师。被害者刘敏是山东籍国军遗孤,与寡母相依为命。除了浙江与山东的地域矛盾,原po没有提及的一点是,当时相当多山东籍士兵是内战期间被抓壮丁的民伕,被迫参与战争背井离乡,待遇也十分微薄。死者身份籍贯无疑触及这层敏感神经,在情治机关管控下,媒体连篇累牍报道男方的“情书”,却只字未提女方的家庭情况。

即便事件定性为情杀,媒体报道中也有抵牾之处。比如被害者刘敏是否移情于同学马积伸(茅武认为的情敌),便有一位与双方都认识的证人表示“并不知道刘敏与马是否有爱情关系”。早期报道中茅武在警局自白:与刘敏“发展了超友情的关系,但刘担心怀孕,所以两人约会时只限于接吻”,但在联合报1961年8月庭讯报道中,茅武却“否认与刘敏有超友谊关系,只说是普通朋友,感情很好”。又比如某些报道中说假想情敌马积伸是“海盗帮”成员,而前文提到的证人却说“马没有参加不良少年组织”,在某些版本中,则又变成了被害者刘敏之前曾与另一名“海盗帮”成员交往。可见男方的陈述不可尽信,且存在着对女方的污名化。

电影则变成了戒严时代的叙事。小四的公教家庭背景在电影中有了更丰富的延伸:杂居在本省人中间的外省人、清廉正直而被举报的父亲、日美文化的影响……孤立、背叛、迷茫、压抑,时代死局和父辈孽果推向了那一夜激情犯罪。导演当然有艺术创作的自由,我也认同原博所说“小明只是借由刘敏的经历生发出的一个角色”。但小明的造型与当年报纸上被害者照片那样相像,而她的籍贯“山东”被安置给形象恶劣的眷村帮派老大作代号。联系原案背景,实在不能不产生痛苦。内战让她成为孤儿,为了掩盖内战的罪孽她的惨死被渲染为情杀,当后来的电影来控诉戒严时代时,她的出身又难以唤起群体共情,反倒成为被控诉的社会缩影……就连罪案中唯一无可辩驳的事实:她被当街残忍杀害,胸背额肩连捅七刀,三刀甚至是在倒地后追斩,也被演绎成了痛悔相拥,还有比这更彻底虚无的死亡吗?

清明也是怀念的日子,怀念逝去猫,珍惜眼前猫,过好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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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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