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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决定

因为戴眼镜真的很烦，镜片总是会脏，摘口罩的时候眼镜腿会被挂住，没戴眼镜的时候根本找不到眼镜。
医生的推荐是近两年视力稳定之后再来做手术。我看有些朋友是高考后不怎么需要用眼的时候去做的，但是我个人从上大学到现在度数还是发生了不少变化的，可能是随着年龄的自然增长，也可能是我实在和屏幕打交道太多了。比较推荐的年龄是 25 到 45 岁，我现在刚好合适，而且个人术后第二天就可以正常看东西了，只是时间久了就有点累，第三天第四天用眼基本就没问题了，收到的指导手册也说的是术后可以随便看书看电视，所以也许不用特别挑不用眼的时间，可能请两天假再加上一个周末就差不多。
总之推荐有兴趣做近视手术的人直接找一家靠谱医院去问医生，医生会给出合适的建议，可以货比三家再回家查，不用事先查太多有的没的。像我就是查了一大堆全飞秒半飞秒的东西，结果医生说我角膜太薄不能再切了，可以做 ICL，然后给了我一大堆我完全陌生的资料。

关于 ICL（Implantable Contact Lens）

它是在晶状体和虹膜之间植入的一个镜片，原理和隐形眼镜差不多，但是比隐形眼镜干净卫生得多，只用在眼睛上切非常小的创口就可以放进去，而且是完全可逆的，日后如果眼睛做手术需要的话可以随时取出来。但是它比激光手术贵上不少，镜片的价格是一方面（瑞士某公司垄断），医护人员的培训周期也是更长的。本来激光手术一只眼睛大概一两千欧，我这个 ICL 还带散光的，一只眼睛飙升到三千五。

术前

啥也没有，每天遵医嘱滴滴眼药水。

术中

被滴了一大堆眼药水。因为我是两只眼睛一起做的，就被人推进手术室做了全麻。麻醉师说：“接下来我们要通过静脉注射麻醉了哦。”下一秒我就醒来了，手术已经结束了。（实际上过了一个小时，其中手术本身据说二十分钟。）

术后

第零天

刚做完手术眼睛还张不开，眼前糊了两个半透明罩子，眼睛里都是膏药，还很不舒服，眼屎眼泪一起流。于是又在医院多躺了一个小时，喝了陪护人员带的奶茶，终于能下地走路了。眼睛只能睁开一半，完全不清楚视力如何，畏光，疼，在陪同下才回到了家，吃了布洛芬和降眼压的药，之后大白天的睡了三个半小时。
医生给的透明眼罩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戴着，免得不小心压到眼睛。此外术后两周也要注意不要揉眼睛，否则镜片会错位。我觉得医生给的眼罩要自己拿胶带绑在脸上不舒服，就买了做手工用的透明防护镜，整个眼睛包裹住的，有透气孔，医生说可以用，只要不是泳镜就好，会吸眼睛。因为很怕伤到眼睛，我白天也带着，并且学会了先把眼罩放在眼睛上，再固定松紧带，不然没拉稳的话眼罩会弹到眼睛上。
其他的注意事项比如不能游泳和蒸桑拿医生都会说的。

第一天

一大早爬起来去复查，路上眼睛还有点雾蒙蒙的，中途又抠了两次眼屎，滴了两次眼药水。复查说一切正常，视力已经达到 100%，我也感觉看东西很清晰了，这个时候术后大概二十四小时。白天断断续续玩了不少手机，傍晚在电脑前工作了两个半小时，每工 25 分钟休息 5 分钟，感觉眼睛还是有点累，不能再多了。

第二天到第十四天

正常用眼，按时滴眼药水。世界非常清晰，没有什么不适应，除了总有一种戴了隐形眼镜的错觉，可能是因为轻微的异物感，但没有不舒服。连续一个小时看屏幕尤其是在黑暗中会感觉有点累，但注意间歇性休息的话就没关系。视线周围出现强光的话会看到一个光环，查了一下这个叫 halo，是做 ICL 后比较常见的现象，因为镜片中间有个便于房水交换的小孔，光照到上面会发生衍射，类似拍照时相机光圈产生的星芒。因为这是一个物理现象，所以并不会消失，但听说半年之后大脑会习惯，就看不见了。

第十五天到两个月

异物感已经没有了，也可以随便揉眼睛了。黑暗中打游戏久了会觉得不舒服，开灯就没事。术后两个月去复查了，医生说不能更好了，一年之后再去复查。 Halo 还是看得见，但感觉不碍事。

1905年，出生。

21岁，本科毕业后被派往法国里昂大学学习医学。医学博士毕业后通过了助理医师考试，在里昂的公立医院工作。

30岁，觉得“我学医是中国人出的钱，我要为中国人治病”，于是回国，在中山大学医学院当内科教授，兼任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院长。

33岁，日军连续空袭轰炸了十天，他常常带队前往灾区救援。同年，广州沦陷，他先去了广宁建立伤兵医院，然后去了昆明，在云南大学当教授和医学院院长，同时自己也开医院。据说他跟广州的地下党负责人是朋友，自己掏过钱从国外买药送去延安。

42岁，抗战结束，回广州开医院。

44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6岁，公私合营。当年的广州地下党负责人已经是广州市长，邀请他去当市立医院的院长。后来市立医院合并，他捐资旧人民币一亿元、小汽车一部和自己医院全部设备创建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任院长和内科主任。他自己掏钱买了院里第一台进口X光机、第一台救护车，还托人从法国买了一台新式能屈胃镜，又从国外带回来检验和病理需要的电子显微镜。

49岁，开始当官，但依然是医院院长。据说他当院长的工资不是拿去补助困难职工，就是拿去饭堂给全院职工改善伙食。他会跟护士一起清洁病房，还会叫大家做完以后一起去喝茶。

53岁，觉得医学相关人才实在太少，提议成立广州医学院，市长同意之后，他自己出钱出力，从筹建到第一批学生报到只用了三个月。学校的选址就在他医院的马路对面。
同年，为了治水，政府发动市民义务劳动，把学校西边的一个水塘挖成了人工湖，取附近流花古桥的名字，命名为“流花湖”。

54岁，担任广州医学院院长。

58岁，带队回老家医院考察，给县里医院提了些建议，把一个急需开刀而条件不足的病人带到地区医院，主持了8个小时的手术。

61岁，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红卫兵揪斗，抄家，近百万字的《内科学》草稿被毁于一旦。
同年八月，他自沉于广州医学院旁的流花湖。但后世有些资料会说他是“因病逝世”的。

他叫姚碧澄。

⬇️ 老阿姨又要对年轻人来发表无用意见了：最好的状态是，认定自己被爱着，并不由自主的爱别人，忘却“值得不值得”这个无底洞命题。不问自己值不值得别人爱，不问别人值不值得自己爱。（这里是广义的爱和狭义的爱都适用。）爱不是选择的结果，而是I surren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