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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加的天气真的太好，在寒冬酷暑的地方生活了二十九年，第一次可以肆无忌惮地站在太阳下穿着毛衣享受夏天。周末去逛家附近一个garden center，打算给新公寓添一些植物，我去柜台询问店员有没有大号的鹅掌藤，一阵凉爽的穿堂风吹过，风铃作响，胖胖的白男店员两束金发小辫轻轻飘动，我们只关心植物的死活，仿佛没有其他任何忧愁，那一刻奢侈极了。

核酸检测不是人的正常需求，常态化核酸就相当于征税了，如果按72小时一次，每次4元来算，相当于政府向每人每月收了40元的税，而且征的税不是用于公共福利，而是定向补贴给本来就很富的特定行业和人，妥妥的负福利，明目张胆的劫贫济富。
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时间和精力的浪费以及万一没核酸检测就上不了火车地铁进不了商场所产生的机会成本。
更重要的是，平常时候不需要向别人证明我没病是我们的人权，就像我不需要证明我奶奶是我奶奶就能去看望我奶奶一样，强制核酸检测，既损害我们的物质利益，又损害我们的尊严。
对政府来说，政府的存在的意义就是提供公共服务、谋求公共福利，政府属于公共资源，常态化核酸对国民来说高成本零受益，所以必须由政府实施强制力才能得以持续，这就不得不增加保安的数量或工作量，必须增加政府管理这件事的岗位和职责。钱和精力放在核酸检测上多了，放在教育、卫生、扶贫、环保等事情上面就少了，公共资源也产生了浪费。

一九一四年以前，世界是属于所有人的。每个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在那里待多久就待多久。没有什么允许不允许，没有什么批准不批准。当我今天告诉年轻人，说我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去印度、美国旅行时根本就没有护照，或者说，当时还没有见到过护照是什么样，他们会一再流露出惊奇的神情，这使我感到很得意。当时人们上车下车，不用问人，也没有人问你。我们今天要填近百张的表格，当时一张也不用填。那时候没有许可证，没有签证，更不用说刁难；当时的国境线无非是象征性的边界而已。人们可以像越过格林威治子午线一样无忧无虑地越过那些边界线，而今天由于大家互相之间那种病态的不信任，海关官员、警察、宪兵队已经把那些边界变成了一道道铁丝网。由于国家社会主义作祟，世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变得不正常——我们这个世纪的精神瘟疫才开始，作为首先看得到的现象是对异族的病态恐惧：仇视外国人或者至少是害怕外国人。

人们到处抵制外国人，驱逐外国人。原先发明的专门对付罪犯的各种侮辱手段，现在却用来对付每一个准备旅行或正在旅行的旅行者身上。出门旅行者不得不被人从右侧、左侧和从正面拍照；头发要剪短到能看见耳朵。旅行者还必须留下指纹，起初只需要留下大拇指的指纹，后来需要留下所有十个手指的指纹。

此外，旅行者还要出示许多证明：健康证明、注射防疫针证明、警察局开具的有无犯罪记录的证明以及推荐信。旅行者还必须能够出示邀请信和亲戚的地址，还必须有品行鉴定和经济担保书，还要填写、签署一式三四份的表格。如果那一大堆表格中缺少了哪怕一张，那么你也就别旅行了。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我起初也觉得这些琐碎小事不值一提。但是这些毫无意义的“琐碎小事”却让我们这一代人毫无意义地浪费了无可挽回的宝贵时间。

当我今天总算起来，我在那几年里填了不知多少表格，在每一次旅行时填写了不知多少声明、还要填写纳税证明、外汇证明、过境许可证和居留许可证、申报户口表和注销户口表，等等。我在领事馆和官署的等候室里站立了不知多少小时，我曾坐在不知多少官员面前一他们有的和蔼、有的并不友善、有的呆板、有的过于热情一我在边境站接受过不知多少搜查和盘问，我这才感悟到，人的尊严在我们这个世纪失掉了多少嗬！

我们年轻时曾虔诚地梦想过我们这个世纪会成为一个自由的世纪，将成为即将到来的世界公民们的新纪元。可是那些非生产性的、同时又侮辱人格的繁文缛节却浪费了我们多少生产、多少创作、多少思想嗬！因为我们每个人在那几年里要用更多的精力去研究那些官方的规定，而不是去研读文学艺术书籍。我们在一座陌生的城市、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最先要去的地方不再像往昔那样是去那个地方的博物馆、风景区，而是为了领取“居住许可证”去领事馆和警察局。

我们这些人以前坐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谈论波德莱尔的诗或热烈地讨论一些文学艺术方面的问题，而现在我们发现自己谈论的尽是一些被盘问的情况、许可证的情况，或者打听应该申请长期签证呢还是申请旅游签证；结识一个可以使你缩短等候时间的领事馆的小小女官员在最近十年里要比在上个世纪和托斯卡尼尼或者罗曼·罗兰结下友谊更为重要。我们凭着天生的悟性始终会感觉到，我们是被施予者而不是施予者。我们没有任何权利，一切都只是官方的恩赐。我们不停地受到盘问，被登记、编号、检查、盖章。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百年前。

活着真好。活着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