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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音乐工作者投稿间接因为审查制度而被挤压生存空间的案例。
其中提到，由于审查制度，欧洲的职业古典乐团在中国地区的竞标中屡遭失败。相反，中标的却是中国经纪公司推出的“野鸡乐团”，这些乐团由非正规团体临时拼凑，仿造知名乐团的名字和形象。
这些假冒乐团的出现不仅因成本较低，还因为它们更容易接受曲目审查，甚至演奏红歌以迎合政治气氛。
由于这种不公平的竞争和审查压力，一些欧洲的职业乐团和室内乐团体甚至考虑放弃在中国的巡演计划。
邮件还提到，奥地利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学院的指挥系主任在计划访问中国时，遭到极端审查，包括从幼儿园时期开始的背景调查和繁杂的安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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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关淑怡、黄耀明、刘以达三人半靠着墙席地而坐，熟络而自在轻松。年轻的黄耀明和关淑怡靓得出奇。
他们聊香港的流行音乐代表人物。黄耀明提到两个人，顾嘉辉和罗大佑。一个把东方音乐元素和西方编曲作曲结合成了香港特色，一个对台湾的民歌了解很深，“他的歌有很重很重的中国人的特色”，“罗大佑的音乐记录某个时间中国人的一切，无论是香港还是台湾”。关淑怡说许冠杰，把粤语的俚语融入广东歌，从此题材和文字气象一变。
然后他们聊专辑聊合作，从写歌编曲到理念远景。达明一派对香港乐坛的贡献无需赘言。关淑怡谈到自己在做的专辑，她请来了许多西洋的作曲家，希望试试看国际化的东西，能和香港本土的音乐人碰撞出什么火花。
整场对话里，他们是抱着珍而重之的态度在讨论音乐，香港音乐。作为局内人，他们聊自己的承继，聊想尝试探索更多音乐上的面相。比起那些光说不做，没事就爱扯大旗的主流歌手，他们对香港音乐的这种热爱可以被看到极其真实的肌理、骨骼。
而他们每提一次香港、中国人、广东歌，就让我唏嘘一秒。曾经那么热爱香港音乐的人，在二十多年后，被驱逐出了自己诚信耕耘奉献的地方。太讽刺太悲情。黄耀明认为“流行音乐记录那个时代的一切”，到今天几乎成了谶语。死寂的主流市场，记录着死寂的时代未来。
“正能量”的红歌霸占了舞台，台上的人唱着没人信的烂歌，下台后接力转发那些没人性的滥调，大湾区的活僵尸派对，颜色鲜艳，声势嘈杂又死寂。举头一望这时代，哦，城之将死，几乎还听得到倒计时滴答。一切在肃杀中风化，也许哪天就如海边沙堡，骤然崩散作沙土尘埃。
普通听众，只能考古些活人的对谈，聊以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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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台湾，等你回家。
下面台湾ip回复：而我，除夕放假。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笑到头掉。
Christopher Richard Wynne Nevinson （1889-1946） Hampton Court
1919-22
Oil on canv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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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鼠创造的高等文明里，母亲生下孩子之后的三天里，如果她感到她不爱孩子们，就可以把孩子的脑袋吃掉，直到她准备好爱自己的孩子为止。就这样，很多孩子免于度过痛苦、崩溃、自我责问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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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Tony Judt 《戰後歐洲史》，有一句描述真是應景：
「1945-1989年，歐洲大陸沒有爆發過國家之間的戰爭。兩代歐洲人至今都難以想象，和平是這麼自然的事情，他們就是在這種和平環境下成長的。作為政治的延伸，戰爭（和意識形態的對抗）『外包』給了所謂的第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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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家讲因果，咖啡豆是果，喝下去咖啡因，这因果不就来了
加入于 2021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