糊弄学的源起，可以上溯到孔孟。孔子和孟子都反对言必信行必果，通过认可不严格遵守规则的合理性，为糊弄学奠定了理论原点。不过，由于“说了可以不算”太难听，而且他们都没有展开论证，所以后世儒生就得帮他们圆。其中圆得最好的，是程颐的弟子尹焞，他说：“主于义，则信果在其中矣。”也就是说，符合道义自然就会信用，有信用却未必符合道义。朱熹在四书集注里采用了这个说法，想必也是认同其高妙。但是你仔细想想，这个说法好是好，究其根本却类似于“只要感情有喝啥都是酒”，也不能说不对，但还是有点硬拗。另一个解释思路，也是现代人为孔孟辩护的时候惯常采用的，是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展开讲过的，大意是说，很多特殊情况下讲诚信反而是不好的，比如对敌人讲真话，比如把武器还给精神失常的朋友。但是严格来说这其实也不是孔孟的本义，或者说没有讲出孔孟真正关注的东西。那么，孔孟在讲这些话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到底是什么呢？史记里的一个故事，可能更接近原本的语境。说的是孔子要去卫国，在蒲这个地方被人围攻陷入苦战，不得已答应不去卫国，才得以脱身。可是脱身之后呢，孔子马上就跑去了卫国。于是子贡就问：所以订立了盟约也可以背叛吗？孔子答（这句很关键）：“要盟也，神不听。”什么是“要”？要挟和胁迫嘛！所以答案很明显，之所以君子可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不是因为契约不重要，而是因为很多契约都是具有强迫意味的——我不讲信用不是因为我的人品问题，而是这个操蛋的社会，根本就没什么场景，是可以让一个自由人和另一个自由人在完全无强制的平等条件下签订契约的！老子讲得更狠，这叫“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用民间的话讲也就是“你做初一我做十五”，没有平等的协商权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你让我跟你讲诚信？啊呸！糊弄学的正义性，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环境中被建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