蠢和坏，在涉及权力的时候，具有特殊的意义。掌权者的坏，通常并不是由于恶意，而是由于冷漠。甚至可以说，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根本不需要刻意使坏，他只需要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不在乎对别的人伤害，就已经足够坏到惨绝人寰了。罗素把希特勒和斯大林分别视为“热”和“冷”的代表，就是因为希特勒是靠邪恶的人格魅力上位的，是真的在有意作恶。斯大林则是眼里只有自己的目标，根本不在乎因此会有多少人悲惨地死去。二者造成的伤害是差不多的，甚至（考虑到大饥荒）后者更甚，但是动机是完全不同的。这个观察非常精准，而后者（冷漠）才是绝大多数邪恶的掌权者真正的邪恶所在。进一步说，所谓汉隆剃刀，也就是能解释为蠢的时候就不杂解释成坏，在政治分析领域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在一个缺乏问责机制的政治环境里，对“坏”的追问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当权者根本就不需要是个坏人也可以罪孽滔天，你用坏来谴责他，反倒是给了他为自己的美好“初心”辩护的借口。因此，对权力的质疑，应该集中在“蠢”上，一是个人的愚蠢，也就是掌权者的见识与现实脱节，二是系统性的愚蠢，也就是官僚系统只能以一种愚蠢的方式运作。最终还是一种系统的愚蠢，因为这个愚蠢的个人（及其获取信息与咨询意见的渠道）本身也是系统的产物，而且就算他本人没那么蠢，也只能以一种愚蠢的方式指挥这个系统（自上而下的集权系统，无论是从意愿还是能力来说，都只可能执行单一指标，因此必然显得愚蠢且蛮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