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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中共联合国大会代表章含之衔毛泽东之命拜望“民国第一外交家”定居美国的顾维钧,顾时84岁,然神智爽睿,章告以毛泽东之盛意,请顾先生回国看一看。顾笑谓章:"我是毛泽东点名的战犯,回去批判我吗?"章忙答道:"那是非常时期”顾笑道:"贵党何时不是非常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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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移民?因为不想在这个把老百姓当猪养的国家里“等通知”,想做个人,自己创造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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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级地震,死了几十个人,然而简中在讨论的是,当时往外跑,是不是反应过激。小时候语文老师说,白描是最高级的写法,但是没讲原因。现在明白了:因为生活本身,已经足够傻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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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上焉有良知存,谁记零八月下魂。蜀中子弟且听令,宁教压死不出门。
泸定、雅安地震,遇难人数已逾50。愿此数字不再攀升。昨传成都以防疫为名不许人下楼等事,今被官方辟谣,吾亦愿此为假也。今又见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称,若需到室外避险,则应戴上(或至少拿上)口罩,再避至室外,当谨记之。9.6日

2014年世界新闻摄影大赛年度最佳照片:神秘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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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政策不可能推广,因为相当于个人破产数量的公示,可以从中看出经济情况的真相。就像法拍房的数量,现在已经不显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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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米克戎的病死率,全世界的统计差异极大,但是我觉得上海的0.0607%(也就是万分之六)应该是最接近真相的。首先是因为核酸检测最严,几乎没有漏网之鱼,而“感染者没有被检测出来从而拉低了分母(导致死亡率被高估)”,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其次(根据BBC报道)是统计口径比较严,不像国外那样跳楼的也算,而且多报和少报在宣传上都比较尴尬,所以还比较可靠。那么,这个“万分之六”意味着什么呢?在中国,生孩子的死亡率是万分之1.67,也就是说,你生三胎,总的死亡率是万分之5.07,考虑到奥米克戎的死亡病例几乎都是老人,而生孩子的几乎都是年轻人,所以你自己再算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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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迷底,真的很难猜。比如防疫这件事,你说是加强还是削弱了利维坦呢?两边都有道理。我个人的猜想,是比较倾向于后者的。因为虽然从各方面的管制细节来说,都是在加强;但是在最根本的“财政”这个点上,则是在削弱。至于意识层面,大家到底是被规训得更老实了,还是逐渐丧失耐心,则是一个更难讲的问题。而我仍然倾向于后者,因为“老实”这个东西,表演/自我安慰的成分居多,对铁拳的体感,才是更重要的决定因素。被直接砸中的人越多,意识到不对劲的人也就越多,这是一个概率的问题。毕竟中国人还没有和世界产生基因隔离级别的突变,越砸越爱老大哥的奇行种,不大可能是主流。当然我也会警惕,这些猜想也许还是太乐观,但是如果连这点乐观都没有,那就真的要抑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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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友邻的一篇回家记录,提及的一位历史人物与西藏的文革记录,然后我想起来好些年前读过唯色的一本书《杀劫》,这个世纪头十年特别是08年以前在西藏屡次发生的抗暴与暴力事件,我开始关注一些藏人自己的发声,唯色就是05年前后在网站和后来推特上关注的一位写作者。我不想评判抵抗者们在艰难的环境中选择通过什么途径或与谁合作,毕竟,有的选也是一种privilege。唯色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她的父亲是当时驻藏部队的一员,爱好摄影,记录下来珍贵的影像资料,私人资料未曾被管控到官方档案馆里,得以公开发行,她又拿起相机,与国保周旋,采访寻找旧时和线索记录下来,这的确是我目前读到对西藏文革时的状况最完整也最可信的记录资料了。我刚刚又去图书馆借来电子书、截图分享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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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上书毛泽东” 的王容芬2009年在德国发表回忆录,她的个人记忆和视角,与历史事件有出入,但一些国内不怎么提的细节其实挺重要:

四清、桃园经验是王光美发明的“全套整人手段”。(王光美:《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

文革初,在学生开始批斗老师之前,老师先对学生动手——两个与王容芬无冤无仇、从未教过她的Z老师和Y教授,突然写大字报说她是反动学生,欲置她于死地。
后来矛头掉转,变成学生“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打死不少老师。
(王容芬没有透露Z老师和Y教授的姓名,两个老师后来都混得很好。)

八十年代,有人想搞“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历史学术讨论会”,写信给费孝通。费孝通却把这些人的名字举报给了当局,导致他们遭到迫害。
(1986年11月,方励之、李淑娴、刘宾雁、许良英组织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1个月后,八六学潮爆发,大学生抗议当局不遵守选举法、要求落实民主选举。1987年初学潮被镇压下去后,邓小平发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肃清学生当中的不良思想、趁机打压对手胡耀邦。方励之等人是不是费孝通举报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讲法,赵紫阳的回忆录里说费孝通、钱伟长两人直接向他告密。)

王容芬认为1989年之后派系斗争从未停止过,还愈演愈烈,遭殃的都是老百姓,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哪个派系上。

dw.com/zh/%E7%8E%8B%E5%AE%B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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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和一个朋友想做关于维族人的故事,收到邀约的短信,约在一个维族餐厅见面。

来的是一个年轻的维族男生,25、6岁。我们坐下先点了菜,一个会中文的美国人,一个会汉语的维族人和一个汉族人,大家不约而同选择英语作为交流的语言,仿佛想要减少对话的讽刺性。

男生在七五事件那年被看到危险的父母送出国,自己在这里读完了高中和大学,找到了工作。到我们见面的时候已经有十年没和父母直接说过话了,所有的消息都通过其他人传达,让对方知道自己还好,健康,安全。他知道父母在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警察一直去他家要他们把儿子叫回去。也说不好哪天就会被拉去集中营,但是父母一直跟他说,不要回来,不要回来。

他说他的生活被负罪感笼罩;不回去,父母可能因此失去自由或者性命;回去,结局可能一样,还浪费了父母的牺牲。回去或不回去,这辈子都有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这样的负罪感让他很难享受一切,蓝天白云,高薪工作,自由呼吸。每次当他开始感受到一点快乐,就马上想起他们,然后开始难过。

任何话比起来都太过轻飘飘,我们两个陌生人在桌边难过。告别的时候我跟他说,你一定要快乐,不能让他们赢。他们想让你们消失,让你们痛苦,你就偏要开心地活着。他们就没有成功。

我有时候也这样跟自己说。反贼,也要快乐。不是一直有用,但是,也不能让他们成功。

看到报告想起那个男生,希望他父母还自由,希望他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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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师的存在让列车加速,这是共识,没啥说的。我反对的是:
1、为了加速,期待国内更糟更乱,乃至千方百计支持他继续做董事长,全然不管底层死活的观点;
2、因果逻辑链条太长,把相关性当必然性的认知;
3、作壁上观、隔岸观火,看戏一样、“死道友不死贫道”的鸡贼想法。
4、最令人反感的,就是基于国民性啊、素质论啊、罪人说啊, 认为国内人活该的这种邪恶且愚蠢的认知。也不知道这种愚蠢的优越感是哪里来的?分不清施害者和受害者么?
5、还有更奇葩的,认为国内受罪的老百姓都是“帮凶”。那我就好奇了,恶魔是作恶者,其他人是帮凶,那谁是受害者?合着在国内赚足了不干不净的钱、跑出去享受自由世界福利的··你们,是恶魔和墙内老百姓合谋的受害者?能不能不要这么搞笑?!
我反对的“加速派”,指的是以上种种愚蠢奇葩之论。
其余的,就别给我扣帽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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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四川沙坪劳改农场,约6000名轻微违法和品行不良的未成年人被送往此地劳教,最大的17岁,最小的只有9岁。孩子们的任务是在山上开荒。
12岁的颜嘉森所在的学校内,发现了“反动标语”,派出所怀疑标语是颜嘉森所写,便将其劳教。怀疑他的原因仅是由于“他父亲可能是历史反革命”。
13岁的杨泽云,因家中孩子多,生活十分困难。街道与派出所对他的母亲说:给孩子放条生路,送孩子去劳教,那里有饭吃,有书读。母亲便签字申请将杨泽云劳教
1960年六一儿童节前一天,两百多名小劳教一起去大堡镇偷东西。管教干部、当地农民全体出动,枪声大作。当时农民也十分饥饿,所以对这些儿童毫不留情。农民也去偷劳教队的粮食,遭到劳教队管教干部殴打。最后,大堡作业区五个中队的队长与火花村的生产队长共同喝酒杀羊,双方约定互不侵犯。
1960年,自成都市来了几位母亲。因为孩子向她们写信说饥饿。她们申请领儿子回家,被管教干部拒绝。最后这些孩子全饿死在大堡作业区。
沙坪农场的“右派”分子大批饿死。大堡作业区的儿童饿死数量也十分惊人。根据林宪君等大堡作业区成年管理人员回忆,大堡作业区关押的儿童约有五、六千人。大堡作业区一位姓蔡的组长称,自己当年逐个登记了死亡儿童,死亡儿童达2600多人。
1961年,大堡作业区崩溃。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山将这些濒临死亡的“小劳教”背下山,转送至周边县城粮食较充足的劳改工厂休养。这些儿童都在床上躺了半年至一年才得以恢复体力。海拔最高的五中队死亡人数最多,一名医生因怕追究责任而喝碘酒自杀身亡。沙坪农场场长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导演谢贻卉拍摄了纪录片《大堡小劳教》,时长104分钟。2013年5月,该纪录片在香港、台湾公映,半个月之后在腾讯、凤凰网等中国大陆门户网站播出,但很快被删了。
zh.m.wikipedia.org/zh-hans/%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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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丽巴哈尔不愿在镜头前唱她在“学校”里学过的歌。但她清楚地记得那些歌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学习雷锋好榜样》、《一条大河》、《56个民族56枝花》......

每周五是考试日。她们被告知,必须通过考试,否则就要永远呆在那里。

“有没有关于习近平的歌?”记者问。

“有的,“她说。“2017年1月,一些学生写了一封信表达对习近平崇敬的心情。他们把信寄给他。他回了信。中国政府为此创作了一首歌。”

“信中说新疆是个好地方,”她唱了一句,忍不住笑了起来,“太荒谬了。”

voachinese.com/a/67119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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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nzxy @moyu 这两百多万反映究竟缺到什么地步。付不起工资本来不是大问题,但司机走到罢工再全国公开这一步,市政府依然没能力拿钱封口自救,已经不是入不敷支那么简单,而是代表连救命钱都不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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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了一下慰安妇。
一,日本政府的确道过谦,不止一次。比如
Sixty one Korean, 13 Taiwanese, 211 Filipino, and 79 Dutch former comfort women were provided with a signed apology from the then prime minister Tomiichi Murayama。为什么没有中国女人?
二,日本设立过the public-private Asian Women's Fund (AWF) to compensate former comfort women。61位韩国女人得到42000美金赔偿和道歉信。该基金07年取消。为什么仍然没有中国女人?On April 28, 1998, the Japanese court ruled that the Government must compensate the women and awarded them  US$2,300  (equivalent to $3,824 in 2021) 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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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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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5年韩国和日本达成最终协议,为受害者设立一个8百万美金的基金。大家再也不提这事儿了。韩国人很多不满。
在整个为慰安妇讨公道的搜索中,就一个韩国。这整个成果,全是韩国人坚持的。就没有看到一个中国政府的影子,要是我没搜到的大家补充。我再认错。以目前搜索结果我只想说,日本鬼子固然不是人,你天朝政府比日本鬼子更不是人。每年拿这些女人做秀,操他爹的,做过什么!日本人给赔偿附道歉信。(也他妈够扯淡就是)那你天朝倒是给这些女人收集材料递个申请啊!另外是不是自己也应该赔偿道歉,你们欺负她们比日本鬼子有过之而无不及。啥都不做,那就just shut fuck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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