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所有其他制度的废墟中寻找它们,并且找到了它们。这些制度以前曾造成那些使人们分化屈服的习惯、情欲和思想;人们将它们复苏,并求助于它们。
人们在废墟中抓回中央集权制并将它恢复;在它重新建立的同时,过去限制它的一切障碍并未复苏,因此,从刚刚推翻王权的民族的腹部深处,突然产生出一个比我们列王所执掌的政权更庞大、更完备、更专制的政权。
这番事业显得出奇的鲁莽,它的成功闻所未闻,因为人们只想正在眼前发生的事物,而忘了曾经看到的事物。
统治者垮台了,但是他的事业中最本质的东西仍然未倒;他的政府死亡了,他的行政机构却继续活着,从那以后人们多少次想打倒专制政府,但都仅仅限于将自由的头颅安放在一个受奴役的躯体上。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大意就是说,单纯的批判宗教是没有意义的,即便是强行废除宗教,人们仍会通过新的方式沉沦——酗酒、吸毒、赌博或其他什么成瘾性消费品。
马克思承认宗教存在的精神基础,即「人民的不幸」,在马克思看来,宗教虽然是虚无的,但它本身所依仗的「人民的不幸」精神基础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所以,如果想解决宗教所带来的种种问题,首先要解决人民的幸福问题。
无论如何,大多数不赞同希特勒意识形态的人,很快就学会了不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一支纳粹的游行队伍从街上经过,他们要么溜之大吉,要么一边像其他人那样不得已的敬礼,一边自我安慰说,我不信仰纳粹,所以这个动作不会有任何意义。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后来曾写道,几乎没有人会为举起胳膊这种小事而冒生命危险——但人们那种抵抗的能力,正是这样被一点点侵蚀掉的,最终,人们的责任心与正直感也会随之消失。
记者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当时正在读法律系,他在日记中同样用了「离奇」(uncanny)一词,并且补充道:「一切都发生在某种麻醉状态下。客观上很可怕的事情,只能激起一丝淡薄、微弱的反响。杀人如同儿戏。羞辱和道德沦丧,仿佛小事一桩,可以接受。」哈夫纳认为,现代性本身要承担部分责任:人们已经成为习惯和大众传媒的奴役,忘记了停下来思考,或者中断各自的日常事务,腾出点足够的时间来质问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存在主义咖啡馆》
而勾勒历史的恢弘的手臂,总是懒得去指认那些漆黑的旷野和无人的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