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舆论风向急转弯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们这套宣传系统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它的特长是渲染恐惧,反过来要宣传一个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太过紧张,画风就会变得特别奇怪,而这是有内在必然性的。
比如现在推“记者感染新冠后亲身讲述”,明显就是为了安抚恐慌情绪的一轮宣传,结果翻车了。为什么呢?因为宣传就要有故事,故事就要有细节,而细节容易出事故。在大家都苦哈哈的时候,对于无处不在的特权是特别敏感的。你敢说“没什么大不了”,大家就会质疑你是不是有什么普通人不具备的有利条件。比如小汤山医院和关一般老百姓的方舱之间肉眼可见的区别,比如在医疗挤兑时期住单间这种天龙人级别的待遇,比如大家都在排长队抢药的时候能喝上布洛芬冲剂……这些细节,在一个正常社会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对于有点关系和背景的人而言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在一个不正常社会的普通人看来,一定会处处都觉得不爽。
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必杀逻辑:除非这个现身说法者是像二舅一样的底层,否则无法逃过“你有特权所以才不紧张”这种指责;而如果真是二舅那么惨的人被当成榜样教你不要精神内耗,那这个榜样的不幸本身,又会变成新一轮质疑的起点。总之,要么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么是消费苦难,不可能有 别的结果。是的,他们完全掌握着宣传机器,但是好在还有比这套系统更高的存在,所以就算他们再聪明也免不了会翻车,这很令人欣慰。
社会情绪的酝酿,既有大势所趋,也有机缘凑巧。南京传媒学院的女生举起第一张白纸是在11月26号,与10月13号的四通桥遥相呼应。在此之间发生了什么呢?先是11月中旬广州和郑州等地务工人员非政治性的抗议(氛围酝酿),然后是11.24乌鲁木齐大火(标志性事件出现)。最关键的时间节点在25号,当天有两句话成为情绪爆发的导火索,一是乌鲁木齐消防救援支队长李文胜的“自防自救能力弱”,二是北京天通苑第二社区党委书记尹丽的“软肋”说。这两句话一左一右同时引爆情绪,突破了以能忍著称的中国人最后的底线,然后才有了新疆乌鲁木齐市和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的奇妙联动。复盘一下你就会发现,这里面的每个环节都不是必然的,但是放在一起却形成了完美的配合。时代的车轮确实很难推动,但其实一直在动。一直都有人在发出自己的声音,不管当时当地有没有反响,这些声音都是在汇聚的。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节奏形成合力,就会变成雷霆。
最近象上的大家都对查手机很哗然,其实我也很哗然,不过哗然的点在于新疆查手机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查手机我不太清楚,可能是16年吧。因为之前我还在上学,接触不到这些。
我只亲历过一次查手机,大概是17或18年的暑假。
来过新疆的象友可能知道,新疆的街上几乎是五十米一岗亭,百米一警务站。在人流量比较大的街上,还会围出一小块空地,站三四个武装特警(应该吧我不会分辨)。据说他们的指标是每人每天查50部。
当时我和维族女友走在她家附近的街上,人不算很多,我在左边靠马路的一侧,她在右边挽着我。走着走着就靠近了这种小空地。路边站岗的特警突然“礼貌地”向前一步并伸出手臂拦下我们,紧接着翻转了下手心向着她。
然后她很自然地就把手机交过去,对方接过,按亮屏幕,再面向女友,她输入密码。
旁边有一个小课桌,摆着笔记本和乱七八糟的线。我知道那时候安卓手机之类的可以直接插上数据线然后电脑扫描。因为当时她用的是iphone,只能人工检查。我们就站在旁边,特警拿着手机滑滑点点。
我站在旁边感到的只有一些尴尬,因为这种区别对待而羞耻。
对方很快就看完了,然后把手机交还,后退一步站回原位。我们继续漫无目的地走。
整个过程没有人说一句话,非常流畅自然,就好像你在电影院进放映厅时把电影票给检票人员打孔一样。
我没有被查过手机,不过我因此一直有清理手机的习惯,相册、聊天记录、浏览记录等等。
简中互联网令人突发恶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