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散展开讲一个问题。
那就是死刑犯人器官和遗体的去处,以及一个关于废除死刑的讨论。
我家人朋友学医和从医的人有几个,都心知肚明那些被叫做大体老师的尸体多来自死囚。一些器官也是。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有高官或富豪需要器官,会不会将死囚尽快弄死?或是违背ta的意愿(比如人家就是死了也要全尸,就是不捐)用ta的器官?
之前中国用死囚器官的事,已经引起很多世界对中国人权的批评,因为死囚到底有多大的选择余地和自愿程度,本来就是个问号。
然后就是,章含之(毛泽东的翻译)是不是用了聂树斌(严打中被冤枉,被死刑枪毙)的肾,这种坊间议论得沸沸扬扬但没有结果的事。
章的女儿洪晃说,自己妈妈和死刑犯枪毙的时间对不上。章是一月换完肾,聂是四月被枪毙。
聂的行刑照片显示是冬天,行刑队都是羽绒服(如果照片真实的话)。
聂这边,一直没有告诉家属枪毙的时间。官方说的枪毙时间是4月27日,而4月28日家属还来监狱给送生活用品。
支持死刑的人,往往会觉得重刑才能震慑罪行。但实际上,第一,窃国者和罪大恶极者能被这个死刑惩罚的几率我们心里都有数。第二,量刑的权力也在人上人手中,比如对家暴男的判决怎么样,大家都看得到。第三,如果有死刑,整个系统都会往严厉倾斜,那么普通人如果反抗了啥,官老爷就会很方便给出很重的刑罚。
普通人其实是更容易成为这个系统的受害者的。废死不是什么白左圣母心,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有为了普通人,像我们一样的人,不用枉死、不被觊觎器官的作用。
最后转回嘟主的话题,没有基因数据泄露的时候,情况尚且如此,那么有了的话......
让阿富汗跌入今天这个旋涡的,主要不是静态的地理因素,而是两种极端主义的对撞——苏联式的极左浪潮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两种极端看似南辕北辙,在一点上却彼此相似,那就是它们“改造世界”的狂热,那种用理性、用纯净的道德理想、用原教旨主义去重新书写历史的热情。
历史上,阿富汗并不是一个宗教极端主义的国家,苏军入侵后,本来一盘散沙的阿富汗立刻爆发出空前的宗教热情,因为宗教是唯一能把不同族群团结起来的力量。所有反抗组织都自称为Mujihadeen(“圣战战士”)。如果没有萨拉菲主义,这些“圣战”组织虽然有宗教名目,本质上也只是军事力量,它们只是想赶跑苏军,未必想用“宗教理想国”来改造阿富汗社会。
萨拉菲主义,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极端保守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它本来只是在沙特阿拉伯比较活跃,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了石油财的沙特开始向全世界推广这种原教旨主义,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萨拉菲主义开始在巴基斯坦形成势力。苏军入侵后,数百万的阿富汗难民涌向巴基斯坦,无数在巴基斯坦难民营长大的阿富汗男孩,被父母送到当地宗教学校上学。之所以上宗教学校,是因为免费,不但教育免费,还经常提供免费吃住。这些宗教学校教的往往就是萨拉菲主义。于是,在巴基斯坦的难民营中,整整一代宗教极端主义的阿富汗少年成长起来了。
苏军撤退后,这些少年变成了青年,回到阿富汗,成为塔利班的中流砥柱。塔利班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学生”。所以,当塔利班征服阿富汗,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他们学过的教科书,实施一种极端保守的“伊斯兰法”。
当时,感到震惊的不仅仅是全世界,也包括阿富汗社会自身——因为对阿富汗本国国人来说,塔利班并不代表阿富汗本土的文化,它也是一种陌生的“外来势力”,一种由沙特、巴基斯坦传入的“进口文化”。
王光美的故事无疑令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吊诡和反讽的面向。出生在民国菁英家庭,王光美的学识和能力获得中共的青睐,成为革命热血份子,但革命吞噬她的儿女,在革命顶峰时王光美沦为受害者。接受新式教育,王光美加入中共是党内性别平等的表现,但中共又是一个大男人当道的大家长政党,王光美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依靠的不是中共开放的男女平等参政机会,反而是妻凭夫贵,作为刘少奇“第一夫人”身份才能展开。被中共的理想主义吸引,王光美致力打造的是一个消灭特权和阶级的平等社会,但最后王光美又成为新的特权阶层,平反后刘少奇家族成为中国最显赫的红色家族之一,坐拥大量权力和财富——王光美晚年推动的慈善工作,正是为这个红色家族添加与之匹配的慈善色彩。王光美的一生,就是百年中共特质的一种反映。
发现一个宝藏网站——无政府主义图书馆,好多书好有意思!有很多一些实操性很强的书,就像革命指北,关注身边,做一些不合作反抗之类的。
对西朝鲜来说应该全是禁书。
写了一篇针对最近广东医保退休交费政策修订的分析(好久没写了),政府将原先的医保退休缴费年限从10或15年一下子改到30年,这对于制定政策的公务员来讲不是什么难事,也不是多大的负担,毕竟大部分的成本都是公共财政养着,但对基层工人而言,这是极大的问题——流动性极高的发达城市工人工作不稳定如何积累30年?退休年限不够补缴的基数和比例特别高,达到最低退休金的一半以上,工人如何能承担?
医保基金被任意花掉的是政府,可以享受免缴或延缴优惠、甚至违法不缴但不追责的是企业,但填补医保基金空白的一定是数亿人的基层劳动者。可笑,无语。
看着战争的发展,我越来越理解为什么悲惨世界里,最后留下来的是马吕斯和珂赛特这种性格的人。即使你在广场上能够胜利。在战场上也可能死去。安灼拉注定活不过花一样的年纪。即使广场上的枪口因为不想“射杀一朵花”而抬高,导弹也不会再有怜悯。人们会为了爱为了恨为了自我实现而去做最后自己想做的一点事。也有人会开枪,会执行命令,会主动狩猎他人。最终他们都会死的。留下的,就是马吕斯和珂赛特这样,把过去忘得一干二净,只能感受到自己的小世界的人。无聊,短视又健忘。就是这样的人,才会被命运选中,作为活下来的人。即使他们的生命也屡有跌宕,他们在场,他们也为了革命战斗过。但他们也不珍视这一切。而唯有安灼拉,是必须在彼时彼刻闪耀,也是必须要熄灭的。
Roman Ratushny,2014年乌克兰广场运动活动家,2022年死于战争。时年24岁,差一个月25岁
其实还有一点:不会因为对精神层面的成长有强烈渴望,就亲近那些看上去学识渊博、思维敏锐、热衷教导的男的。很年轻时依赖这类“精神导师”,是因为还没感受到自己有力量。等自己的力量觉醒,导师的存在就显得像一种束缚。完成对导师的祛魅、告别,精神层面才真正成熟,也能看出扮演导师这事多么幼稚了。
热衷给年轻女性扮演导师的男人,不过是占了年龄和父权制下男性掌握更多话语权的红利。想想那么多学术书籍,有太多是男人写的,女性在这种文化环境下,极可能潜移默化被影响而以为“男性更可能成为我的精神导师”。她们往往对这些男性并没有欲望,只是对知识有欲望,而这类男性也知道自己对足够有知识的成熟女性没有吸引力,因为那些女性和自己在智识方面同样有力,甚至因为经历过更艰难的对父权制的抵抗,会更有力得多。
所以他们只能对还没来得及在精神上完全成长又渴望智识的女性下手。即使他们没有实质的性方面的动作,在精神方面,他们的热衷仍然有一个根本原因——她们是年轻美丽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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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雪琴获得了由国际女性媒体基金颁发的2022年度沃利斯安能堡女性记者正义奖,旨在表彰具有非凡的坚持和勇敢的女记者。该奖赞赏雪琴在她记者生涯中对于社会不公义和腐败的揭露,以及在中国 MeToo运动扮演的先导者角色。她与劳工行动者王建兵 自2021/09起关押至今。
https://twitter.com/freexuebing/status/1542145268375846913
“不要爱抽象的人,要爱具体的人”这句话在简中流行本身就是个讽刺笑话,因为中国人最不爱具体的人了,最热爱抽象了,维护抽象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意志几乎是一种本能,中国人喜欢宏大叙事和拟人化的概念,例如“祖国母亲”,例如“伟大领袖”,例如政治口号中那些空洞的屁话,社会极度压制多元性,为了大一统一切具体的生命都可以牺牲,人们普遍相信大饥荒和大革命带来的人道灾难是“艰难探索”所做的必要牺牲,互联网上人们喜欢“留岛不留人”的反人类狂热口号,所以中国人口中“要爱具体的人”往往更多是基于一种回避房间里大象的犬儒主义,“顾好眼前事”“那些不是我该管的”“不是我能改变的”“顾好自己的小家”“大事相信党和国家”才是这句话背后的含义,“不要爱抽象”则是不敢思考大事,不敢质疑权力意志,默认一切为交由大爹决定是最好选择的心里投射,歪曲之后恰好贴合了中国人典型的实用+投机主义心理,类似颠倒黑白符合中国特色的案例太多了,还例如“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也被中国社会进行了完全反向的解读
中国政府拿走了房地产行业收入的60%,却把暴利的帽子戴在民企的头上。现在公务员卖房,也算是自食其力吧,否则最终工资都发不出来。
经济观察报:《公务员进村卖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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