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猎身串
还在读序言，但是没想到！项飚竟也曾是愁苦学生！我要笑死：
我受我在牛津的导师彭轲博士的鼓励，选择到牛津大学学习，而没有到北美，我对此感到幸运。这并不是因为牛津给了我系统的训练，恰恰相反，幸好牛津几乎不提供任何训练，博士生不上课也不考试，只要求交最后的论文。如果牛津要像北美大学那样要求，我很可能早就精神崩溃。
因为我成天忙着浙江村的课题，无心强化英语。去了一次新东方，感觉是进了气功班或者其他神秘活动的讲演会，落荒而逃。初到牛津，基本的会话都无法维持，不敢去听课和各种讨论会。我最近碰见一个当年同届的英国博士生，她告诉我，那一群学生在背后认为我是他们中间最大的谜。
除了语言，同样让我难堪的是我的知识面。很多在其他国家属于中学生水平的常识，比如以色列问题、巴尔干问题、印巴问题等等，我都知之甚少。原来总以为自己缺的是“理论”，而现在意识到，我的基本知识信息的匮乏的问题不比理论薄弱的问题小。这使我深刻体会到专业学术研究和公共信息传播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尽管我是基于这些很现实的考虑而选择了这个题目，但是在我申请晋升为博士候选人的时候，我不得不装作自己有着深厚的理论储备。根据牛津的体制，我们第一年的学生叫做“试用研究生”（probationer research students），一般在一年以后要交一篇“厚实论文”（a substantial piece of work），详细论述自己的研究计划，经过答辩，以晋升为正式博士候选人，在此之后方才可以开始实地调查。我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来疯狂的阅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用眼睛来扫描书籍）和抄录短语，在西方后现代人类学的文字轰炸之下作无力挣扎（不是要抵抗，而是要进入而不能），发挥我所有的想象力编撰了我的“厚实论文”。该报告称，我的研究要描述“流散于国外的空间”（diasporic spaces），具体针对在悉尼的两个印度移民群体：医师和IT专业人士，比较他们在家庭和在工作场所中体验到的“流散经历和感受”。
说要对这个多维度、多层次、分裂而又整合、随时变动而又历史悠久、既是想象的又是实体的空间举行解构又重构……这完全是我似懂非懂照猫画虎。我相信我的长篇报告在牛津大学人类学学院——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学系——的百年历史上留下一笔。在答辩过程中，一位主考官两次忍不住脱口而出outrageous（“怒不可遏”或者“气死人了”）。气过之后，两位主考官还是咬咬牙让我过。主考官们的答辩报告指出，我本来没有资格成为博士候选人的，“……但是经过思考之后，我们认为让这个学生重写他的报告也不会有什么益处。我们因此决定让他先去澳大利亚开始调查试试看。”系办公室看了这个报告不免惊慌，和我联系要谈话，幸亏我当时已经到了澳大利亚。我说幸亏是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只能越谈越糟。如果两位主考官真要我重写“厚实论文”，我确实可能崩溃。
太愁苦了！看来失去电脑是每个愁苦学生的必经之路。七七辣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莫欺少年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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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云低垂，这是那一年牛津留给我的所有记忆。在那一年，我想申请几项补助金来支持实地调查，结果全军覆没。我不得不用我牛津的奖学金来支持我在澳大利亚的实地调查，同时也学习上世纪的拓殖者，积极开发多种生存策略，以最低资金投入来获取最大身体能量。我发现煮玉米是相当不错的食物——便宜、便于携带、真饿了的时候也会觉得滋味不错。澳大利亚的清水玉米，应该记得我探索、寻找新世界的艰难第一步。雪上加霜的是，2000年7月的一个下午，存有我所有资料的笔记本电脑在澳大利亚被偷走。我只能安慰自己说这个贼还算仁慈，要是他光顾我再晚一点，损失将更大，我恐怕无从回忆、重录访谈中的诸多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