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终于也开始推“场所码”了。场所码在北京应该已经实施两年了,在我能想到的任何公共场所,都要扫这个码,进门时有专人查验北京健康宝。上海在这一波疫情之前,基本只有电影院和剧院要扫场所码,办公楼、购物中心等地出示健康码就行,管理不严的地方甚至可以晃一下几个月之前的健康码截图蒙混过关。
对于公共防疫,个人的自由和公共管理的限制是非常矛盾的。上海以前的这种管理,我认为是一种自由和便利,而北京一些扫惯了场所码的朋友会觉得管理松散。每天每人扫几个码,做一次核酸,我认为个人为了公共防疫所付出的时间、精力,相对于其收益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个人的效率和社会的效率都降低了,摩擦形成了巨大的效率折损;过度让渡个人隐私也伴随着隐藏的监视和控制,让我感到被侵犯。而另一种观点的朋友则认为,为了公共防疫我们有必要让渡个人权利和自由,不能自由散漫,不负责任。到这里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讨论的,是“度”的问题。类似于,建筑和工程的防灾标准应该是能防住百年一遇 还是千年一遇的灾害?如果设计标准过低,那就连小灾也防不住,会造成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如果设计标准过高,又会因为要造得过于坚固而造成材料的浪费。公共政策应该找到效率和安全中间的临界点和最优解。
而现在的情况是,同一个病毒,除了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都认为最优解是共存,只有中国政府认为最优解是清零。(甚至中国很多民众、专家也认为最优解是共存)而且“清零”上升到了政治层面,共存还是清零是不能被讨论的,共存会被污名化为“躺平”,不但要病毒清零,异见和讨论也要清零。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他们根本不想找到这个最优解,只是为了清零,为了“人定胜天”,为了控制人、规训人,不择手段而已。
而什么地方才会对人做这么多服从性训练、集体动员和意识形态统一的工作呢?只有军队和监狱。
政策说:快点快点已经过去了不要多想快点往前走。
可是周围很多人都过不去,失去亲人的人过不去,即使也有很多人可以过去、想要过去、必须过去,但还是很多人过不去。原来留下的感觉是这样的。
能感到开心的也很好,毕竟是劫后余生。但感觉内心空落落的,又有太多无从着落的愤怒:这就完了?周围往左看,有人在哭;往右看,有人在哭。最后自己也只想坐在地上说,我不想走,我不想被傻X的通知傻X的政策逼着往前走。就这么一笔勾销吗?
在武汉封城时期做志愿者时,做哀伤辅导的老师说人必须要好好哀悼才能过去。当时就想说,但是政府不会允许人们哀悼的(后来殡仪馆的排队和限制祭拜时间也看到了),因为人们如果哀悼,就难免会愤怒,会去想是什么让我失去了,而后不可避免地指向他们不愿意看到的答案。所以上面会想逼着人别去回想,麻木地投入工作、去消费就好了。可是我们需要哀悼。在那之前从没想过连哀悼都能算是一种反抗。
上海封城,在两个月后,似乎是结束了。
然而,伤残的肉身,难以康健。死者不能复生。逝去的亲人,永远不会再见。
这一切苦难、不幸、生离死别,原本不会发生。
到底在高兴什么?
烟花盛放的是「感恩」吗?
6月1日,《時代革命》,已經全球上映啦。
(雖然早已pre-ordered但還是等了40分鐘收到link,已經可以播放了。我猜是因為地區設置時區的問題,或者因為人太多了,又或者是因為VPN比較慢,打不開的朋友不用急,等到郵件就可以在自己的帳戶裡觀看啦。)
不要忘記2019年發生的事情。不會忘。
中英文字幕版本購買鏈接:
https://vimeo.com/ondemand/revolutionofourtimes
是一只游荡在扎木苏里的海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