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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开始办卡的时候，柜员让我扫二维码后出现了一个页面，排在第一的选项就是【“数字人民币”】，柜员让我点那个数字人民币。

我当即警铃大作，我立刻告知：“我只办理我需要的业务。”，柜员看糊弄不了我，遂放弃，让我选了第二的开卡选项，期间还在尝试旁敲侧击，说数字人民币都是一样的，现在每个银行都在推什么的，我未理睬。

办理完后问我是不是现在就要存定期，我借口钱存在其他银行换成外汇了，下次来（确实是这样）。我考虑是长久拉扯下去我也有可能精神松懈，掉入圈套，先回家做下战术储备后再过来跟他们斗智斗勇会好一些。

这边提醒一下各位象友，办理业务的时候切记不要柜员让你点什么就点，自己要看仔细了，有些是可以明确拒绝的，比如上面的这个【数字人民币】，你明确拒绝了他们是不能强制你办理的（仅限于现在哈...）。

我的担忧是，如果数字人民币真的像此前推测一样，限定了用途的话，那很可能是没法作为【存款证明】的，因为它的用途没准是不支持留学等境外使用。当然上述这些都仅仅是我个人的猜想，没有任何依据，很有可能只是我的杞人忧天。希望各位象友谨慎参考。

Z-lib 面临法律困境，下面链接有它的所有镜像地址：

https://www.ooopn.com/tool/zlibrary/

一直觉得中国式“安慰”非常莫名其妙。
“别哭了”“别难过了”“别生气了”“别想不开了”这种话说出来不懂能起到啥安慰作用。。。对非当事人当然是很easy for you to say，但人的情绪都到了很需要发泄的时候了旁人还发出这种禁止式的话 不会太冷漠残忍吗，而且有啥不让哭的啊，哭一下能影响谁，还是说哭了就不够“坚强”？无语
反正我感觉（对我而言）难过的时候旁人的安静陪伴可能会是比各种言语更好的安慰

刚到国的时候，讲普通话的人很少，我们去消费都会问一句“你们这里有人能讲普通话吗？”即使一眼看到全部是西人店员，也要这么问一句，目的是给同胞创造就业机会。十年之后，电信银行各种机构的服务热线，都有一个普通话选项。普通话成了商业机构的标配，于是大家的路都变得宽广了。

同事和男朋友去南京玩，期间一起去过一个便利店，两个人都扫码了，男朋友付的钱。

后来流调，去过便利店的人都要隔离，她男朋友被拉去隔离7天，她称自己只是在门口扫码，没有进去，所以没被要求隔离。

类似的我看过一个说自己和一群朋友吃饭，自己买单，后来被拉去隔离，朋友们都没事。

看来以后和毒贩一样，还是用纸币安全些。虽然很麻烦。

另外王剑说现在中国富人的状态是在港口备一艘快艇，里面装些金条什么的，随时可以跑路。

让我想到了风骚律师里面的纳乔那些人的生活。

没想到天朝人正常吃饭上班过个日子，能过出刀尖舔血的毒贩的紧张刺激感。

我欠儿欠儿的 和 我超凶的

有没有可能，愚公移山作为一个上古神话，其实是父权制刚形成的时候，传统母系社会的拥护者编出来，用以讽刺父系大家长典型的一根筋执拗作风的反爹味笑话，只是后来在父权制得势之后，又编出了一个神仙显灵把山搬走的结尾，硬把它拗成了正能量？

我们这代人为什么那么容易投入右翼自由主义的怀抱，原因很简单：殷鉴不远。在中国，官府比一切土豪劣绅都要可怕，不管官府的意识形态是法是儒，是以吏为师，黄老无为、道德人心、忠孝节义、三纲五常还是社会主义，政制是门阀世家、与士大夫治天下，还是党治，统统都是“春来我不先开口，那个虫儿敢做声”。
八九十年代哈耶克思想一到中国，这边就风行，当然有很多误读，但究其根本，实在是触类旁通的厉害。比方说供销社再度开花，我们就能立即想到，在政府财政资源枯竭不能养闲人的情况下，接下来大概就会是小商小贩被行政消灭、统购统销势在必行。未必是哈耶克那句“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不相容”给我们的提示，而是我们从历史经验知道，这跟社会主义不社会主义关系不大，而是“它就在那里”

突然觉得，长毛象就是个难民营嘛。中文世界有豆瓣难民（本人就是）、微博难民，也许还有其他社交媒体过来的。英文世界有推特过来的难民。应该还有我不知道的更多难民。
来到了自由之地。我们。

⋯⋯恐怖故事

前两个月去杭州，打车路过断桥时司机和我讲了个故事。他说去年冬天时他载了一个急着去赶考的女生，女生很急，一路都在催司机让他快点，自己考试就快来不及了。不巧那天在下雪，交通有些拥挤，车流只能在西湖边上缓缓前进。在他们也正好路过断桥时，女生忽然让司机停车，说自己要下车去看雪。司机问她你不考试了么？她说：“管他的呢，明年再考！我要先去看看断桥残雪！”说罢她就跑了出去。后来我去法喜寺时许了一些愿，我想，要是今年能遂愿的话，我要选在冬天时回去还愿，也要专门挑一天下雪天，去看看西湖的雪。

家里的长辈曾经时不时地念叨计划经济时代的事。也许都不算很大，但值得一听。年代有些久了，老年人的记忆未必全对，但整体上说，这绝对是真实的、鲜活的。随便讲一讲。
计划经济故事之一：
当时买东西需要票。比如买猪肉，单有钱不行，必须还有肉票。票上会写明斤数，但众所周知，同样是猪肉，质量可以天差地别。既然票上只写着“猪肉”，那么卖给你什么样的肉，可就全凭售货员做主了。
所以，那个年代的售货员不像现在，恨不得把顾客当上帝供起来。那时是顾客惹不起售货员，否则他们可以卖给你质量最差的肉。
这样一来，售货员手里有了很不小的权力——决定你一家老小能吃上什么样的肉，是不是天大的权力？看人下菜碟是免不了的。遇到领导，或者别的有势力的人，肯定得给最肥的肉，“一巴掌膘”才好（那个年代大家普遍缺油水，所以公认肥肉比瘦肉好，如果肥肉的膘厚度和成年人的巴掌宽度差不多，那绝对是最好的肉）。遇到跟自己沾亲带故的人，那也得挑好的部位，整整齐齐地切一大块。但如果你没钱没势还跟售货员有点恩怨，就免不了要被穿小鞋了。一斤猪肉是吧？见不着一星肥肉的边角余料，零零碎碎凑个一斤给你就是，你也没处说理去。
所以，如果有人怀念计划经济，先不妨想一想，自己可以买到一斤什么样的猪肉。

计划经济故事之二：
当时每人一个月能买到多少食用油，不是由你实际的需求决定的。各省都有自己的定额，不够用也没办法，横竖就这些了。
当时全国多数省份每人每月的食用油是五两，个别地方是四两。仿佛并不很够用，不过，还算将就吧。
当时主政辽宁的是陈锡联。此人据说打仗是有点本事的，但搞经济嘛，不能说水平不高，只能说一窍不通。当时的辽宁各项指标在全国都比较落后，陈锡联坐不住了，决定必须在某些别的方面挣回点脸面。
比如，食用油。全国不是都缺粮缺油吗？那么，把食用油省下来，算是大功一件吧？
于是，辽宁省的食用油配额成了每人每月三两。
三两啊。前面说过了，即便是其他省份的五两，其实也不怎么充足。三两，够干什么？
简单地算一下。三两是0.15千克，我们现在看到的5升的大桶食用油大约4.7千克，让你纯靠着这一桶5升的食用油过两年半，那能够吗？
于是，陈锡联得了个绰号，叫“陈三两”……
后来传说陈三两要变成陈二两，把辽宁居民吓得要死，幸好没有真的执行。
如果有人喜欢计划经济，那必须得祈祷你所在的地方不要遇上一位陈三两。

看到未被证实的消息，兰州那个小孩的爸爸在微信群说，自己今天去做核酸了，出来的结果一定会是阳性。

真是太好笑了。懂了，以后想上访的人都会新冠阳性。

别人转发的一个骑手群里的消息，璧山有名美团外卖员送餐迟到被顾客连捅几刀，官方工作群里禁止其他骑手讨论。点开视频，穿着黄色工作服的年轻人捂着肚子在地上翻腾，旁边是一大滩鲜红的血迹，周围人声嘈杂叫着打120打100，背景里的路面很不平整，房屋似乎是一排平房，行凶者大概是经济状况不太好的底层小市民。近来点外卖骑手构成明显更加复杂了，有看起来比我还年轻的女孩子，有戴眼镜文质彬彬的中年人，有用手机不熟练还不知道怎么点已送达的阿姨，有像我爷爷一样黑瘦干瘪的老头。经济下行不是统计表里轻飘飘的数字，犯罪率增长也不是简单的一句论断，太难了，一切都太难了。

以前没见过防疫的人摆官威，直到我昨天见到了。
去楼下做核酸，途径一条小道，遇到两个似乎要下班的大白，皆为女士。
她们走在我前面，迎面走来一对夫妻，年龄都很大，一个大白女士忽然对其呼喝：“不戴口罩就出来溜达，看我把你打死啊！”
夫妻一人被吓得赶紧找口罩戴好，两人走后，发威的大白女士嘻嘻笑着对同伴说：“哎哟，把他吓得一抖。”
大白同伴推她一下，嬉笑着说她这样干嘛。
两人都知道我在身后，说话声音都不以为意。

本日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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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的群友警惕了一下，没有答应被拉去做群演，而他的对门，配合“假解封”演出，现已被拉进方舱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