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是基于这些很现实的考虑而选择了这个题目,但是在我申请晋升为博士候选人的时候,我不得不装作自己有着深厚的理论储备。根据牛津的体制,我们第一年的学生叫做“试用研究生”(probationer research students),一般在一年以后要交一篇“厚实论文”(a substantial piece of work),详细论述自己的研究计划,经过答辩,以晋升为正式博士候选人,在此之后方才可以开始实地调查。我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来疯狂的阅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用眼睛来扫描书籍)和抄录短语,在西方后现代人类学的文字轰炸之下作无力挣扎(不是要抵抗,而是要进入而不能),发挥我所有的想象力编撰了我的“厚实论文”。该报告称,我的研究要描述“流散于国外的空间”(diasporic spaces),具体针对在悉尼的两个印度移民群体:医师和IT专业人士,比较他们在家庭和在工作场所中体验到的“流散经历和感受”。
太愁苦了!看来失去电脑是每个愁苦学生的必经之路。七七辣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莫欺少年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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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云低垂,这是那一年牛津留给我的所有记忆。在那一年,我想申请几项补助金来支持实地调查,结果全军覆没。我不得不用我牛津的奖学金来支持我在澳大利亚的实地调查,同时也学习上世纪的拓殖者,积极开发多种生存策略,以最低资金投入来获取最大身体能量。我发现煮玉米是相当不错的食物——便宜、便于携带、真饿了的时候也会觉得滋味不错。澳大利亚的清水玉米,应该记得我探索、寻找新世界的艰难第一步。雪上加霜的是,2000年7月的一个下午,存有我所有资料的笔记本电脑在澳大利亚被偷走。我只能安慰自己说这个贼还算仁慈,要是他光顾我再晚一点,损失将更大,我恐怕无从回忆、重录访谈中的诸多细节。
说要对这个多维度、多层次、分裂而又整合、随时变动而又历史悠久、既是想象的又是实体的空间举行解构又重构……这完全是我似懂非懂照猫画虎。我相信我的长篇报告在牛津大学人类学学院——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学系——的百年历史上留下一笔。在答辩过程中,一位主考官两次忍不住脱口而出outrageous(“怒不可遏”或者“气死人了”)。气过之后,两位主考官还是咬咬牙让我过。主考官们的答辩报告指出,我本来没有资格成为博士候选人的,“……但是经过思考之后,我们认为让这个学生重写他的报告也不会有什么益处。我们因此决定让他先去澳大利亚开始调查试试看。”系办公室看了这个报告不免惊慌,和我联系要谈话,幸亏我当时已经到了澳大利亚。我说幸亏是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只能越谈越糟。如果两位主考官真要我重写“厚实论文”,我确实可能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