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ly the young can run,润,是需要一点少年心气的。不是说只有年轻人有时间重新再来,而是说,心态年轻,才不会像老登那样念念不忘简中那种“可以当个人物”的环境。任何一个有点生活经验的人都能想象,王志安和夏河,虽然完全是两个圈子里的人,但是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北京岁月,是有多么地“吃得开”。相比之下,虽然王志安在日本有赚钱的事业,夏河在日本有精致的豪宅,在他们各自的追求方向上都做到了数值上/表面上的成功。但是就他们真正的内心渴求而言,这种生活仍然是失败的,因为他们都不再是个“人物”。什么叫“人物”呢?在北京来说,至少每天得有饭局吧?(对王而言)至少强力部门里得有说得上话的人吧?(对夏而言)至少各大高校的小鲜肉得随时能约几个出来撑场面吧?可是在日本,哪怕是在六本木纸醉金迷,那也是钱说话而不是关系说话,你充其量是个土豪而不是个“人物”。在异乡的场域里,你是没有“能量”的,这就是所谓的“人离乡贱”。不过要注意,这里的“人”,只指那些享有特权者。没有特权的话,反而是离乡比较不贱。这也正是为什么小地方出来的女性普遍更不愿意回家乡的原因——因为那本来就不是她们的家,她们,只不过是“他们”的资源而已。但是很明显,简中,就是王志安的家,就是夏河的家。他们看起来是光谱的两端,其实本质上还是一家人。只不过是跟爹有些误会,心还是在一起的。有趣的灵魂终将相遇,有毒的灵魂终将回乡。
在脆上刷到一条想象太平洋、南美洲与非洲小国人民远离国际政治、生活岁月静好且免疫信息过载的帖文,写了一段回复,也分享在毛象上:
我想说,这完全是不关注国际新闻之人的臆测。事实上,这些国家虽然不像五常国家一样,日日都是国际新闻的常客,却也从未销声匿迹。每个月都有数十条与这些国家相关的重要新闻被报道,而他们的处境也与“岁月静好”相去甚远:斐济、汤加等太平洋岛国正面临严重的气候危机,他们频频向国际社会发出示警,希望得到更多关注与援助,回应却寥寥。而被黄右们认为是“白左谎言”的气候问题,对这些国家的国民来说,却是实打实的生存威胁。
而近年来,中国通过直接援建、债务融资、安全合作与资源投资等方式,在全球南方国家大肆扩张影响力,频繁干扰他国内政:在所罗门群岛,中国将“枫桥经验”传授给政府,在当地社区建立村级监控试点;在基里巴斯,中国向当地派驻警力,参与社区巡逻与犯罪数据库建设;在柬埔寨,中国出资扩建云壤海军基地,并与该国举行联合军演;在赞比亚,中国国企资建的铜矿尾矿坝坍塌,大量酸性废浆涌入河流,污染数百万人赖以生存的水源,后续补偿与修复措施远远不足;在秘鲁,中国控制了其全国最大的铜矿与发电企业,运营连接美洲与亚洲贸易通路的钱凯港,并购买其约七成金属出口……
而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也不遑多让。美国正在拉美各国围绕港口与能源资产加紧施压,以遏制中国影响力的扩张;澳大利亚则以“安全合作”之名与图瓦卢签约,要求其与第三国达成任何安全与防务安排都须与澳方“共同同意”,又以预算支持和安保资金为条件,同瑙鲁签下新条约。
这些小国并不远离国际政治,而是长期承受着不同大国对其内政、市场与发展路径的干预和施压,其资源也长期遭到不同势力的觊觎、争夺与钳制。因而,他们的国民当然也会关注国际新闻,甚至可能比某些大国的国民更加关注。不过,他们对于国际政治局势的感受,也许的确与某些大国国民不同:
因为他们是隐形的战场,而我们是实际的参战方。
@macalong 独立女性就是一女三吃啊,不要家里的钱做启动资金还要反哺家庭给原生家庭吃一次,白手起家做事业社会吃一次,万一再有亲密关系不管结不结婚都指望你独立aka多花钱再吃一次。
【接上】从果阿出发的这条航线,往东行驶,过了马六甲海峡,基本由广东民间海上武装力量(海盗)和葡萄牙东印度公司的海军接手“护航”。然后荷兰人来了。荷兰正在与葡萄牙争夺全球的殖民地以及海上航线,已经拿下吕宋,准备围堵澳门。
与荷兰人接上头的是福建人,李丹和颜思齐(郑芝龙在日本的两位老板)。荷兰东印度公司1624年占领台湾的大员湾。
中间有个插曲:荷兰与西班牙、葡萄牙在东亚海域大打出手的时候,李丹、颜思齐帮助英国人悄悄在日本开设据点,英国东印度公司批给李丹英国国旗,使他的船队穿过荷兰与西、葡战场的时候,可以挂英国旗。
1633年至1634年,郑芝龙和荷兰人的部队在汕尾海面,与广东人刘香的海军爆发激烈战争,战争以刘香战败引爆座舰自尽告终。澳门和广州失去了东亚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
从此,福建人郑氏集团与荷兰人垄断东亚航线的时代开启。在郑氏集团和明朝廷的蜜月期,从中国大陆出发的船只,必须经过郑氏集团的许可。
选择权转移到荷兰人手中。
大陆政权更迭,清朝取代明朝。清朝与郑氏集团、荷兰东印度公司经历漫长的战争和谈判。最终荷兰跟大陆政权站在一起,清-荷联军围困台湾逼郑成功的孙子投降。
关于这些事情,汉语官方文献基本没记录。但是朝廷没想到,外语文献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2000年以后,根据葡萄牙语、荷兰语等多种外语官方史料、民间史料,进行的欧亚海洋史研究,非常多。由于不符合当前国内的气氛和价值取向,想引进国内读一读,还得靠走私和Z-library。
#岭南的日常
12世纪以后决定东亚陆地政权和海洋势力的,一直是西洋人。
宋朝和元朝的中央朝廷鼓励民间从事对外贸易,丝绸出口是东部沿海的主要生意。元末明初,江浙地区有大量的海上武装贸易商贾巨头,大部份人的名字并未记录在汉语文献里。
明朝并不是真的一上台就“闭关锁国”,欧亚大陆早已不存在闭关锁国能生存下去的政权。明朝廷想尽可能多地把对外贸易的利益垄断在自己手中。
但沿海大大小小的势力以及他们手中的海军不容小觑,他们有些人长期定居海外,且早就是西洋国家长期生意伙伴(比如汪直这种“葡萄牙东印度公司亚太区域经理”)。此时选择权在葡萄牙的手中。
在16世纪中期以前,明朝的种种对外贸易政策,包括朝贡贸易、海禁之类,造成合法贸易和走私贸易并存的局面。几乎所有地方官府都从走私贸易中获取巨额利益,它支撑了整个国家的财政。中央朝廷其实心知肚明。
1548年浙江巡抚朱纨傻乎乎带兵攻击双屿港,打击走私,造成严重破坏。他遭到朝野上下的攻击,他只能自杀。此事说明了当时官方对民间外贸活动的真实态度。
随着葡萄牙人与明朝的关系越走越近,葡萄牙和明朝廷站在同一阵线瓜分利益,联手剿灭江浙的民间外贸。1557年明朝认可澳门归葡萄牙,几个月后即在杭州逮捕从日本回来的汪直,第二年处死汪直。戚继光开始围剿“倭寇”,也就是汪直的人,戚继光的部队有不少葡萄牙雇佣兵(那个年代真的到处都有葡萄牙士兵的身影)。
戚继光的第二个主要对手是倭寇吴平,戚家军和葡萄牙雇佣兵攻入汕头的吴平的基地,那里也是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港。吴平下落不明,戚继光和俞大猷也丢了乌纱。
此后,从浙江和福建出发的船只大量减少,长江下游生产的生丝和丝织品,无法像以前那样,从浙江直接运到日本,必须先送到广州集货,再从澳门出发去日本。
澳门基本垄断了从中国大陆出海的船只。广东的地方士绅和海上武装,则搭上了葡萄牙人的便车,成为亚洲海域重要的华人势力。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船从印度果阿(葡萄牙殖民地)出发,带着特产,途径马六甲,卸货装货,再到澳门,在澳门停留一整年,等待广州集货丝织品和其他出口商品,顺便卖掉从印度和马六甲带来的特产。第二年集货完毕,拖船从广州拖到澳门,登上大船,去日本长崎,卖掉丝绸,装上日本特产,回澳门,原路去马六甲和果阿。
突破这条航线东段垄断权的,是新生力量荷兰人和福建人。【接下】
#岭南的日常
除了国内文宣反复吹的丝绸、瓷器,明代中国其实也是黄金出口国。白银大量输入、黄金输出。
而中国生丝和丝织品的主要出口方向,是日本,欧洲有自己的丝绸来源。郑成功曾承诺荷兰,如果他占领南部中国,他将增加向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黄金出口量。不过显然清朝开给荷兰的价码更高,荷兰最后选择站清朝。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国内的华南学派研究,带着镣铐跳舞很多年——为了配合官方意识形态的【统一的国家】【汉族中央朝廷是东亚大陆唯一政权】【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是独立的、无需看洋人脸色】的叙事,很多证据即使摆在眼前,也不敢讲、不敢用、不敢解读。其他某些历史学山头的“个别人”,这几年甚至开始献祥瑞 ![]()
中国大陆以外的研究则不受这些限制,近年来随着海量资料的发掘,早就把国内研究远远甩开。
嘟嘟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