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朱为马 @[email protected]

美国小孩自杀被救：
会被单独隔离几天保证其人身安全，期间调查自杀原因（是否遇到家暴，校园霸凌）

中国小孩自杀被救：
1被父母指责让他们丢人
2被亲戚说闲话
3被同学老师当怪物看
4被简中疯魔网友嘲笑“说好的死呢，怎么挂了复活甲哈哈哈”
以上4种事件随机排列组合

对面不一定是天堂但是这边确实是地狱

寺山修司曾在《自杀学入门》提过：「精神障碍导致的上吊死亡属于病死；被贫困痛苦的生活逼得含着煤气管中毒身亡属于“政治性他杀”。为了缺少什么东西而去求死的，都不能成为领取自杀许可证的对象。因为对“缺少的东西”进行思考之后，死的必然性就会完全消失了。假如有这么一个人，他家庭幸福经济宽裕，又适逢天晴气爽花香鸟鸣，本没有任何不如意的地方，却突然想要去死——这种靠充沛的物质和价值的替换都无法避免的不合逻辑的死才属于自杀。」

就像香港那名被霸凌到跳楼而亡的少女。她撇下的外婆也说过，“我外孙女是被人欺负死的！她是被杀害的！”

老胡的中肯憋不住了。其实吧，话术段位不同，但这路人底色都是一样的，就是仇恨。都是保家卫国，你是为了维护你爱的东西，还是纯粹因为恨，是很容易区别的。因为可以把别人当成第一波炮灰，所以我当第二波炮灰无怨无悔，非常典型的简中独立思考。

你没有权力替别人选择原谅，但我可以替你选择仇恨，如若不仇恨，你就是罕见，非我族类，应该去死。

这就是老中人的逻辑。

其实按照他们的说法，日本人也没必要替祖先道歉啊，但是当然不行，因为——你没有权力替别人不道歉，但我可以追在你屁股后面骂你恐吓你一辈子，只因为你是日本人。

1905年，出生。

21岁，本科毕业后被派往法国里昂大学学习医学。医学博士毕业后通过了助理医师考试，在里昂的公立医院工作。

30岁，觉得“我学医是中国人出的钱，我要为中国人治病”，于是回国，在中山大学医学院当内科教授，兼任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院长。

33岁，日军连续空袭轰炸了十天，他常常带队前往灾区救援。同年，广州沦陷，他先去了广宁建立伤兵医院，然后去了昆明，在云南大学当教授和医学院院长，同时自己也开医院。据说他跟广州的地下党负责人是朋友，自己掏过钱从国外买药送去延安。

42岁，抗战结束，回广州开医院。

44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6岁，公私合营。当年的广州地下党负责人已经是广州市长，邀请他去当市立医院的院长。后来市立医院合并，他捐资旧人民币一亿元、小汽车一部和自己医院全部设备创建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任院长和内科主任。他自己掏钱买了院里第一台进口X光机、第一台救护车，还托人从法国买了一台新式能屈胃镜，又从国外带回来检验和病理需要的电子显微镜。

49岁，开始当官，但依然是医院院长。据说他当院长的工资不是拿去补助困难职工，就是拿去饭堂给全院职工改善伙食。他会跟护士一起清洁病房，还会叫大家做完以后一起去喝茶。

53岁，觉得医学相关人才实在太少，提议成立广州医学院，市长同意之后，他自己出钱出力，从筹建到第一批学生报到只用了三个月。学校的选址就在他医院的马路对面。
同年，为了治水，政府发动市民义务劳动，把学校西边的一个水塘挖成了人工湖，取附近流花古桥的名字，命名为“流花湖”。

54岁，担任广州医学院院长。

58岁，带队回老家医院考察，给县里医院提了些建议，把一个急需开刀而条件不足的病人带到地区医院，主持了8个小时的手术。

61岁，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红卫兵揪斗，抄家，近百万字的《内科学》草稿被毁于一旦。
同年八月，他自沉于广州医学院旁的流花湖。但后世有些资料会说他是“因病逝世”的。

他叫姚碧澄。

年轻人都不知道当年下岗潮时候的文宣了吧？刘欢在电视里天天唱：”心若在，梦就在，只不过是重头再来“——当年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2020年央视重播给它配的宣传语是“励志金曲，鼓励每一个为梦想迷茫的人“——这就是国家对待几千万下岗职工的态度，对待失败者和受害者的态度，tmd就从来没有变过。

当年的《渴望》也和今天的二舅是一个路数，含泪看完了一个人被作贱的一生，隐忍的一生后，全民再高声齐唱好人一生平安。这部剧的策划很多人可能也不知道，是王朔。历史才进入90年代，他就已经彻底掌握了通往灯塔国中产生活的财富密码，现在想想的确狡诈鸡贼。

连医学和老人孩子都不扯了，就直接说这是你们听不听话的问题了。真的很像管小孩，一开始都是说“为你好”，最后急眼了一定是强调“我是你爹”。

看到又有年轻人加班猝死的通告，想起去年冬天我们隔壁单位有人跳楼死亡。原因是不堪忍受上级侮辱。领导在全体员工大会上说了一句，这单位也真是倒霉。这句话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一个男的，掌握了一些权力以后，他可以肆无忌惮地说出这样漠视生命的话。更可怕的是，从某种社会现实的角度来说，这个男的远远算不上坏。

关于“综合/系统地看”这个说法有多可怕，你只要记住一个数据：5％。在统计学上，5％意味着不可忽视的显著性，在秦制的语境里，则是系统是否会崩溃的分界线。具体来说就是：高压统治直接伤害到的人口比例达到多少，就会使得哪怕是再完备的高压也难以为继的程度呢？差不多就是5％。回顾一下历史你就会发现，运动年年搞，恶劣程度各有不同，但是“运动会不会搞到社会崩溃的程度”，完全是一个数字比例上的问题。那么多次运动里，唯二两次搞到崩溃程度的，一是大跃进（大饥荒），二是文革。死了多少人呢？大饥荒是三千万左右（各种统计测算的中间值），文革的账比较糊涂（叶剑英说是迫害一个亿死了两千万），但是具体到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有统计的被揪出来批斗的，也是三千万。当时中国人口是六亿多，三千万，正好是5％。也就是说，就算没有反对力量，由着利维坦随便玩，那也只能是5％以内随便玩，玩到5％就要注意了，因为很可能会把自己玩残。不过我为什么说这很可怕呢？因为对这段历史很熟悉的人，当他说要“综合/系统地看”的时候，很可能是指，现在还没到5％，没事的，我们还可以继续搞下去。

想起很多国际上的“二舅”：

1、1991-2003年间的伊拉克人，明明萨达姆已经快倒台了，结果美军停下来了；

2、1979年至今的伊朗人，清清楚楚地记得正常的日子是怎样的，却无时无刻不生活在荒诞剧里，现在听说连养狗都不让了；

3、2011年以来的叙利亚人，本来就是临门一脚的事情，结果伊朗人俄国人一来，国家就变成了地狱；

4、埃尔多安上台后的土耳其人，本来是极其难得的伊斯兰教国家（而且还奥斯曼的大国阴魂）世俗化和现代化的典范，现在又是连任又是修宪又是保守主义招魂一点点往回改，通胀到这个程度，本来应该已经是压不住了，偏偏国际形势极其有利，眼睁睁看着一个把国内搞得一团糟的总统在国际舞台上左右逢源。

……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很长，但是朝鲜和古巴之类的不算，它们不是二舅，是小花梅。

水木丁写了一个文，标题叫《贬低自己的痛苦，治不好你的精神内耗》，让我想起之前听邓晓芒讲阿Q，说阿Q的问题并不是自我开解，而是遗忘，真是大慈悲之语。没人能承受那么多的痛苦还保持完全的清醒和足够的战斗意志，一定都是需要慰藉的。问题只是，你可以用各种方法让自己不要那么痛苦，但是不要否定、贬低、美化它。痛苦永远都是痛苦，这是最后的坚持。因为只有当你把它不当成痛苦的时候，它才算是彻底征服了你。

拜登的执政理念，有一种职业政客特有的清晰。比如他一直强调“风险管控”，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动我试试”，变成非常明确的指标，比如“185公里以内就击落”。这就是典型的风险管控。我不会让步，我知道你也不会。所以我清楚地讲，到什么地步我会做什么事情，红线越清晰，执行起来就越简单。而反过来说，为什么我们这边的红线总是比较模糊呢？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个所谓“红线”，不是用来管控风险的，而是用来施加压力的。比如“不准破坏统一”、“不准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议长不算政府官员，去不去台湾访问不是总统能决定的。但是如果红线是“破坏统一”这么模糊的表述，那当然就可以口诛笔伐加上伴飞。另外，红线如果清晰，会非常尴尬。因为如果划得太怂，就会怂得很清晰；如果划得不怂而被挑战时又无力回击，也会输很清晰。

今天有学生问我为什么那种仇日和上纲上线的事发生得越来越频繁，我真的是没法用仇恨教育去搪塞了，因为那相当于回避了个人本应承担的责任。

我说得直白点：很多中国人喜欢拿狗吠当人话，甚至去顺应甚至附和狗吠。让他们去叫，我们继续搞我们的，狗能咋地？再抡U型锁？但是我们看国内是怎么应对狗吠的？一说夏日祭，不仅全面取消，甚至中小学都在下通知禁止学生参与类似活动——这不就是便宜了狗么？所以狗只会越来越猖獗。

我说一个日本的例子。

疫情严重时期，由于中国国际印象极差，导致部分日本人去攻击横滨中华街，说他们传播病毒，但却导致了大量日本人去中华街吃饭——目的就是声援，让一些人知道极端声音无法阻止或代表自己。

大家再反观中国人，面对极端声音又是怎么做的？

不说了，气人。

官方正能量应该检讨，以后别搞二舅这样的东西了。好不容易让反贼都闭嘴，现在居然自己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火力全开又不至于炸号的话题。连岳都只能恨恨地说，不喜欢二舅的都是反贼，但是总不能因为不喜欢二舅就举报人家对吧？看把这些正能量气的。

看到有关王冰冰的争论，几乎全都集中在她是否知三当三，小三这个指责是否恰当。
只要小三该打这个理念依旧是无可争议且深入人心，那么鉴三就像鉴婊一样永无止息。不停止公领域对私领域的肆意入侵和践踏，赛博浸猪笼必然会公平而随机地落到每个人头上，无论那个人是不是名人。
有一条界限是应当被敬畏的，只有愚蠢到极致的人才自大到敢于审判一切。

你那个精神内耗，你几个舅舅都救不了。能治好你精神内耗的，是选票 + 全民免费医疗。前者让你精神上无所顾忌，后者让你肉体上无所顾忌。如此，你就不耗了，终于敢去干点关乎兴趣、关乎追求的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