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朱为马 @[email protected]

有些问题男的真的不用搭话，老老实实看自己怎么被骂就可以了。

艺术是精英主义的也是个巨大的谎言，精英出身根本不能保证一个人有艺术天赋和创新能力，是中上层霸占了消费和解释艺术的权力，生造门槛。创作和时代革命是伴生的，艺术走到今天全是靠掀桌子来的，推翻宗教推翻皇权推翻美推翻技术，你要定制巨幅装饰画我作品印在纸上拿去街上到处发，左派不一定适合搞政治但一定适合搞艺术 把艺术想象成一种完全去政治化的东西才是一厢情愿

媒体总热衷宣传“独立女性”，却不宣传“独立男性”：独立带娃，独立料理家务，独立照顾老人……
“独立女性”的宣传很明显只是在单方面规劝女性不要给男性责任和负担。

感觉我在毛象的每一天

看了一下吴述纲这个人的简介，有点理解为什么蛆头经常内斗了——他们心里也憋屈啊。吴述纲说的那些话干的那些事，比如对汉奸带路党喊打喊杀，让自由人权去见鬼，举报公知叶海燕什么的，都是很基本的操作。放在微博上顶多混成一个万粉小蛆头，见到上帝鹰地瓜熊都得毕恭毕敬喊声大佬的那种。无非是因为有个体制内的身份（网信办网络评论工作局地方指导处的处长），就能空降头部互联网大厂董事会，跃升流量江湖之巅执掌生杀予夺大权，比顶级蛆头又高出二百多个胡锡进去。戏法都是那套戏法，人家随便掐个诀念个咒就是大罗金仙，你蹦跶一千年也就是个黄鼠狼成精，搁谁不得憋一口老血？

说长衫不好，究竟是在指责因为长衫自己放不下身段自尊，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问题，还是因为长衫不肯屈从于共产党弄出来的环境，不去配合对方有意引导的新时代“上山下乡”，开始被扣帽子了？

即便长衫放不下身段自尊去更低层的劳动力市场就业，难道就会影响经济发展么？这就是典型的因果倒置。现实是，长衫所代表的有思想的年轻人群体的就业率持续走低会加剧社会不稳定，形成非常严重的潜在隐患，在大环境糟糕的前提下，能从根本上动摇共产党的统治，这才是对方担心可能发生的事。

再换个角度思考一下，为什么长衫要放下身段和自尊，去更低层的劳动力市场就业？长衫不工作并没有犯法。揪住这点不放，苦口婆心地讲道理谈危害画大饼，是一种道德勒索和审判么？政府有权力对其守法公民做道德勒索和审判么？

"这种持续的改写不仅用于报纸，而且还用于书籍、期刊、小册子、画报、传单、电影、录音、漫画、照片，用于任何具有政治或意识形态重要性的文学作品或文献资料。每一天，几乎是每一分钟，过往的一切都在被更新。以这种方式，党所做的每一个预测一直都正确，并以相关书面证据示人；任何与时代需要相抵触的新闻或意见，永远不能出现在档案中。所有历史都被重写过，只要有必要，它们就会被彻底抹掉并被精确地重新书写。"——《1984》

很多人会本能地认为，艺术既然追求自由，就必然会对道德构成威胁，同时艺术家善于包装自己的恶，世人也会对艺术家的不道德有更多包容，所以艺术是比较容易与恶联系在一起的。这想法不能说完全不对，但是你参照尼禄的例子，就会发现这个视角还是太简单。在罗马的暴君里，尼禄绝对不是最变态最残暴的，但却应该是最有名的，这跟他热爱艺术有很大关系。首先，与反思专制统治本身的问题相比，把问题归咎于专制者的个性是更容易的事情，而当皇帝不得人心的时候，他对艺术的热爱，当然就会变成最明显的靶子。其次，以有毒的男性气质的视角来看，在所有个性问题里，“热爱艺术”是最为人不齿的。甚至可以说，哪怕是卑劣的品性都有角度为之辩护，唯有热爱艺术是十恶不赦的，因为这玩儿对于生存斗争而言不但无用而且有害。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艺术具有无以伦比的放大效应，比如尼禄（据说）在罗马城着火的时候吟唱《特洛伊颂》，这样一个行为艺术，本身并没有实质的危害性，但它却比亲自下令杀人更令罗马人愤怒。与之相比，真正的大恶总是“闷声发大财”，引起的关注要小得多。总之，不能说艺术完全没有令人胡作非为的倾向，但是把胡作非为归咎于艺术，实在是有点勉强。更有可能的是，即使是一个不堪的灵魂，也可以被艺术照亮，这才是这个故事里唯一的亮色。

才看到。中共太邪恶了

把驭民五术翻译成现代经济学，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玛蒂亚森研究发现：饥荒政治实际是一种人为的短缺经济，它故意将目标人群长期置于食物（或住房、医疗、教育等必需品）严重供应不足，或者价格远远超出消费水平的状态，以此来控制他们，迫使他们陷入基本的生活满足中苟延残喘，而无暇去组织参与影响他们的政治活动。

说是翻译当然是开玩笑的，阿玛蒂亚森对福利经济学、饥荒与民主的研究有着杰出的贡献，并且提出：人类饥荒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是发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

当然这样的观点容易从定义上被攻击，什么叫大饥荒什么叫小饥荒就容易引起争论，其他学者认为，民主政府也可能引起饥荒，但是发生概率远低于独裁专制政府。这种表达更严谨

说到烂尾，很少有人提到的是，那个心心念念的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也是一个烂尾的预判。2012年之所以提出这个说法，是因为美国就是在差不多一百年前GDP跃升至全球第一的，而中国当时有信心，在可预见的将来（IMF在疫情前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最乐观的预计是在2020年）超过美国，这可不就是“百年大变局”的起点了吗？站在当时那个时间节点上，这样想也是有道理的。问题是，发展趋势这个东西总是一阵一阵的，2012年说这话有底气，2023年（这时候的预测是永远赶不上美国GDP了）再说就完全没依据了——这可不就是烂尾了吗？最好笑的是，跟普京告别的时候，最后一句话居然还是这个（“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正在一起推动这些变化”），我怀疑普京嘴上应付一句，回头就会问秘书：他刚才说的啥意思？

老看到“香港就证明了抗议无用”&“开放是政府顺势而为不是抗议起效”的“理智发言”……

好家伙，你能不能先搞明白抗议者没有义务替政府承担责任代为执政？

抗议从来不是为了“有用”。抗议是反对，它本质上没有责任去“解决”细项问题。抗议本质是哀嚎，是我他妈实在忍不了这个傻逼政府的傻逼手段了，给老子下台，给老子改革。

反送中的五大诉求是不是让你觉得抗议必须有组织有纪律有口号有诉求？整理抗议民众的诉求、解决冲突、避免问题扩散蔓延是政府的责任，不是付出时间、精力，赌上人身安全的抗议者的责任。

抗议者想解决具体的问题时，他可以变成活动家、变成政客，诸如此类。抗议者可不能也不会觉得，走到街上就把一切细则问题都喊没了。

好，回到话题最初。为什么“香港就证明了抗议无用”&“开放是政府顺势而为不是抗议起效”，看似理性实则隐含着对抗议者的指责，你他妈不去指责不早就“顺势而为”的政府在这儿装什么理中客，摆什么犬儒脸啊？人家要求你去抗议了吗？你他妈不去抗议别逼逼，好像你最懂，你是政府发言人似的。

抗议是反对，反对本身就是力量。抗议不需要提出解决方案，抗议就是指着做不出解决方案、拿空饷、吃人民税金的垃圾鼻子骂。骂他全家，咒他早死。抗议就是抗议本身。给我搞搞清楚！！

老大爷爱国，抵制崇洋媚外，不许苏州女游客穿和服，为何不冲进人民大会堂，把里面人的西装扒下来？！

裁判文书网的公开情况一览。

2021年7月就有人发现，储存有大量中国法院裁判案例的“裁判文书网”，下架了有关“因言获罪”案例以及民间起诉公安执法机关行政案件的判决书文件。

现在更是几乎不公开。

我笑得抽风

俄国对中国最恶劣的影响，是在两个最重要的历史关头，两次都提供了最恶劣的示范。第一次当然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在中国刚刚彻底告别帝制（那一年正好是张勋复辟这样一出最后的闹剧上演），怎么说都应该走上正轨的时候，提供了一个民主宪政之外的选择，而且乍看起来还很诱人（连西方都有很多人被骗何况中国）——本来是苦哈哈地跟着西方列强学，学到满分也就是个二等强国，现在变成了通过共产主义“弯道超车”，在意识形态上突然就变得比发达国家还先进了，搁谁谁不动心？如果说以上这个点提的人比较多，那么与之相比，第二次历史关头的恶劣影响，说得人就比较少了，那就是普京长期连任的示范效应。本来，2012年的换届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历史时刻，几乎可以被视为这个政权（至少就其内部逻辑而言）已经走上了正轨——最高权力两次合规转换之后，按理说就应该形成惯例了。无论是不是走向民主宪政，至少权力内部会少一点瞎折腾，这也是为什么在2012年之后的几年里，市场情绪普遍还是比较乐观的。可偏偏在这个时候，普京不但示范了在一个大国长期执政的可行性，而且从车臣到格鲁吉亚再到克里米亚，在国际上还不停地在占便宜，不考虑民生问题的话，这简直就是小粉红最爱的那种“雄主”。你想想看，本来就有权力欲，本来内部就缺少制衡，再有这么个示范，是不是就很难控制野心膨胀？现在说啥都晚了，只能指望普京早点步萨达姆的后尘，最好是就在这五年之内。有这样的外部刺激，也许还有一点点体面转型的机会。

走投无路是有罪的，因为他们问你，你怎么把自己日子过到悬崖边的，你要跳自己去跳啊凭什么拉上无辜的人。

就算你默默地将自己吊死，他们还是会问，就这么轻易地死了，父母怎么办，那些爱你的人怎么办。

哦，叫他们也去死啊。

不要强调什么“人人都可以平等地爱”，正确的废话根本不重要。

希望大家都大声地告诉自己：我 有 权 恨 任 何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