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朱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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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和女性间的分歧经常可以用“男的的妈带男的上女厕，其他女的不乐意，于是她和她们大吵起来”来类比
相当一部分女性是觉得，自己能接受割舍自己的权益去为男的输送利益就觉得所有其他女的都要接受，都要陪着自己一起割舍权益，如果其他女的胆敢反对的话那简直是岂有此理，必须痛骂之
此外还有男的为这些人撑腰，比如在这个类比情境里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虽然不肯带小孩去上男厕但是肯冲进女厕为老婆大骂其他女的的男人
哦对，还有，这类割舍了自己权益还要拉着全部女的割舍权益的女的往往会生出一种道德优越感，“我能牺牲，你们这些女的不肯，这证明你们自私自利不如我高尚伟大”
总之就是这样吧，这类人手上唯一能被她们割得动的，也确实就是女性的权益而已，这是她们唯一可支配的、唯一拿得走的、唯一能割了也不用担心自己挨打的
柿子挑软的捏嘛，更何况手上也就这么一个软柿子了，想捏别的都没有
要是去割男性群体的权益？
既不敢自己带着自己生下来的男的去男厕——觉得自己不安全
也不敢让自己的老公带小孩上男厕——老公不同意
潜意识地就挑选了最安全最能割得动的东西
然后被反对了还要大骂其他女的太坏了太可恶了迫害自己，还是男的好男的包容男的体贴男的支持自由男的支持我带男的进女厕
指朱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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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自由主义者也只能认清现实：这个世界上就是有那么一些人宁愿忍饥挨饿甚至吃草皮树根，或者举报这个批斗那个，也绝不可以忍受一个繁荣、健康但却复杂多变的社会。他们就喜欢一个简单明了的世界：一个仁慈又强力的皇帝坐在皇位上，社会的其他人都是农民和士兵。每天一睁眼就是种地和杀人，晚上和女人一起生小孩，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不知老之将至。
而不得不说，极权主义的模式也是自我实现的预言：每当这种模式压制自由产生种种社会问题，进而制造社会的灾难和震荡时，这种它本身引发的灾难和震荡又为它不顾一切地“追求稳定”提供了一种虚假的合理性。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你共对抗日战争这段历史无止境地消费。且不说你共到底抗了几个日，正常国家面对民族历史的创伤应该做的是反思：为什么我们连国门都守不住导致日本人打进来？为什么我们抵抗侵略都抵抗得那么艰难？为什么我们那么多人的一个国家在二战中的贡献仅仅是“拖住日军”？
但对你共而言，抗日战争的历史教训是完全不重要的，抗日战争带来的创伤记忆才是最宝贵的：你不想全家被日本人杀掉吧？那就乖乖服我共产党的管啊。
（虽然我饿死的中国人比日本人杀害的多多了吧……
指朱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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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从保守主义角度攻击low逼，袁枚就是这么干的。对于裹小脚，他完全从男性视角出发，同样得出了反对的结论：真男人就要好色，就要大大方方欣赏健康美，爱小脚算什么好色？“足下真非好色者也”，什么样的男人爱小脚？欣赏不了正常美呗。精神猥琐到一定程度，才会以摧残肉体为美。李后主亡国之君喜欢这个，你不是纯爷们儿吗？干嘛学他？
指朱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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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出现“老登文学”这个词的时候，有人用“这个世界上还有性少数，不是只有男性与女性两种性别啊”来反对“老登文学”这个说法，当时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性少数是性少数，被嘲“老登文学”的那些个老登们有哪个认为自己是性少数的，不都是纯纯的以真汉子自局的男人们吗？为什么要突然扯性少数出来给男的挡枪？无论如何想不通这个逻辑
现在我是多少有点明白了，不是说全部爱搞这套叙事的人是这样，但至少很有一部分爱搞这套叙事的人是这样：说着“性别是流动的”“性别是建构的”“不是只有男性与女性”“反对性别本质主义”这类叙事，但其实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真意就是发自内心地不愿利女，不肯打男
你要给女性这个性别赋权，那不成，你性别本质主义，不具有这些特质的女性又怎么办，性别是流动的建构的你怎么定义女性——OK，你甚至无法定义女性，你能怎么利女？你能怎么给女性赋权？
你要嘲笑男性这个性别的劣根性，那不成，你性别本质主义，不是所有男性都是这样的，性别是流动的建构的你怎么定义男性——yeah，你甚至不能定义男性，你能怎么嘲男的？无法选中也就无法刺中，将身子一扭隐入西瓜田里，“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
指朱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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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便秘，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连拉屎的时间都没有”，而在于“就连拉屎这种看似本能的事情，其实也是需要自由的”。只有把人当人，才能理解这一点。顺便说一句，猎豹之所以没有被驯化，是因为它们在交配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空间追逐嬉戏。人类这个物种，倒霉就倒霉在适应性太强，怎么能都活，所以才活得不如牛马。
指朱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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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山“童养媳事件”当事人马泮艳这几年来坚持在微博分享自己和女儿的生活，其中有很多辛酸，都是政府维稳手段。旁观者劝她放弃公共表达，隐姓埋名生活。
但生活在中国，有什么隐姓埋名的生活。新冠大流行“清零政策“期间，住在深山老林都被抓出来做核酸检测。
对于一些人来说，主动暴露自己的生活反而是一种隐私保护。这非常无奈，但走到那一步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
指朱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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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被迫害的海棠作者，研究生生涯断送了，不知道对她的人生会有怎么样的打击。
那些上门抓这些女性的人，那些对着无妄之灾还能开玩笑的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指朱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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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以今上上台为时间点，把社会治理的原则转成维稳，我个人体感是社会风气是一天天败坏。以前的社会也乱，耍流氓，当街抢劫、打人都是有的，甚至很猖獗，但是大家是非观还朴素和正常，知道耍流氓和违法犯罪是不文明的、不对的。
但现在如深圳电摩司机打人案，政府包庇不针对政府的人渣和男人，狠狠拉偏架、都按“屁民互害”处理，满脑子都是“算政治账”，不分是非法度。而百姓中的败类如林广嫣之流，精明地嗅出风向，充当帮凶给恶人洗底，向权力献媚、混淆善恶，挣脏流量。这个世界已入末法时代，群魔乱舞了。
指朱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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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anPurple
我也有同感。这个政府现在处理治安事务的理念，已经基本上变成了“不涉及政治账的屁民互害都可以捂嘴和稀泥+维权意识强的刺头刁民（尤其是女刁民）被杀被打活该”！
指朱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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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萧条”是个特别避重就轻的问题。be like在大饥荒年代研究为什么妇女会月经失调。萧条就是萧条，根源是逼仄的生活境况，性只是诸多表象之一。作为民族骄傲的标杆龙头企业，比亚迪的时薪是21块，即使是以极限强度工作（每天14小时以上且从不休假）每个月也就不到一万。无论收入还是闲暇，生活都是典型的了了无生趣，萧条的又何止是性。回想起巴西起诉比亚迪的理由是和“道德损害”，真是更合理也不过了——简中普通劳动者的生活状态，说是普遍的反人类罪也不为过。
指朱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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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一是不适合中国的语境，二是对“断联”背后的权力问题仍遮遮掩掩
还是那句话，一个人可以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
父母有自己的创伤，是的。但当他们把这些创伤转化为控制、羞辱与情感剥夺倾泻在孩子身上时，他们就是权力结构的延续者和加害者。
而在中国，这种代际压迫更有系统性和文化合法性。
中国孩子从小就生活在情绪忽视、权力压制和精神控制中，却被要求感恩、顺从，不能质疑。
父母认为“给你吃喝”就足够抵销一切情绪债务，从不关心孩子是否被理解、被尊重、被允许成为独立的人。
亲情也不是滋养孩子的土壤，而是索取、羞辱与绑架的工具。
所以我理解并支持孩子选择断联。
但我也理解很多孩子主动选择断联之后的反复——相比之下父母主导的断联往往更决绝。
这是因为孩子选择断联，是心碎后的自保；父母则是控制失败后的撤资。
前者在寻找连接，后者在执行权力。
我也不同意“成年后不能再责怪父母”
人只有成年之后才有能力看清童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长大后的责怪与愤怒，本质上是在意识复权，找回自己。
每一个选择断联的孩子，都曾在无数次试过原谅、试过沟通、试过自责、试过理解。然后无数次迎来新一轮的伤害。
也许在这反复之间，有些关系找到了合适的边界与共存的方式。
但找不到也完全没关系，这从来不是你的错。
不是所有的关系都值得修复，也不是所有的父母都愿意成为真正的父母。
所以，
与其说断联是一种背叛，
不如说那是一次迟来的自我忠诚。
忠于自己。
指朱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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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难听点我们现在这些高中老师跟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看守有什么区别呢？
学生的权益我们不敢替他们争取
领导的这些愚蠢乃至残忍的命令我们也只能去执行
我们之所以执行这些指令是因为我们害怕面对失业的压力
但我们又要把自己包装成真的在为了这些学生未来和前途着想的大好人，只要学生不服自己的管教就要给对方进行道德绑架。
现在如果有学生指着我的鼻子对我破口大骂我是真的一点脾气也没有的，因为他至少反抗的是比他更强势，更有权力的人，而我面对校长怂得跟哈巴狗一样，我有什么资格指责他不尊重老师？
指朱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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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人挂优衣库中国这个sb牌子了。。。
中国优衣库的号一直比全世界都小这个事我19年的时候就知道了。
19年两手空空回来的，现去优衣库买衣服穿。买了一条和在美国买的同款裤子，国内的L号比美国的M号还小一点。服了。
而且这家b公司的同价男款衣服永远比女款的料子好，走线更精致。
而且国内的优衣库这几年涨价涨的非常离谱。整体的做工质量却是越来越下降的。
指朱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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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2021年，李小美在浏览某社交媒体账号时，被一本国外的漫画吸引，于是留言询问购买渠道，很快便有网友回复称在某二次元代购网站（该网站已被依法关停）可以买到。恰逢该网站当时正在举办周年庆活动，李小美便下单购买了几本该作者的书。下单时，高昂的国际邮费让她有些犹豫，但她发现网站有拼友功能，可通过拼团分摊运费，便尝试加入拼团。在拼团过程中，李小美觉得原团长处理订单不够可靠，又考虑到相较之下自己收书更为方便，于是便主动接过团长角色，开始频繁开团。
每次拼团成功后，涉案书籍先从国外邮寄至国内，李小美收到包裹后，按照网站提供的订单信息分拣书籍，再通过国内快递寄给位于全国各地的团员。李小美每周都固定开一次团，单次团购量在30至50本之间。
向团员收取国际邮费和国内邮费时，李小美会从中赚取部分国际运费差价。通过这种方式，李小美在2021年至2022年期间，走私淫秽书刊2000余本，获利人民币2万余元。2024年4月，北京海关缉私局民警在李小美家中将其抓获。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李小美以牟利或传播为目的，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非法邮寄淫秽书刊入境，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淫秽物品罪，依法应予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小美犯走私淫秽物品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
对于李小美及辩护人提出的应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法院认为，李小美走私淫秽书刊2000余册，传播数量大、传播范围广，其虽然具有认罪认罚、坦白、积极退缴违法所得和缴纳罚金等悔罪表现，但其犯罪行为不属于“犯罪情节较轻”，不符合缓刑适用条件，因此对该项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最终，根据李小美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以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北京四中院判决李小美犯走私淫秽物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万元；李小美违法所得人民币2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在案扣押的淫秽物品予以没收并销毁。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
本案主审法官张勇介绍，李小美的行为构成走私淫秽物品罪，核心在于其明知所购漫画包含大量淫秽内容，仍通过互联网联络、分拣并组织邮寄，以牟利为目的实施传播。本案中，李小美主动承接团长职能，频繁组织拼团进口2000余本淫秽书刊，并从中赚取运费差价，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的“以牟利或者传播为目的，走私淫秽书刊”情形。走私淫秽物品严重侵蚀社会道德风尚，诱发犯罪，尤其是向青少年传递错误价值观，动摇社会公序良俗根基，必须依法严惩。
个人嗜好不得逾越公序良俗与法律底线，但李小美却借“拼团代购”之名行跨境走私之实，这既是对法律权威的公然挑衅，更是对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的严重背离。追求个人兴趣时必须严守道德与法律双重边界，尤其在跨境获取文化产品时，务必通过正规渠道充分了解我国禁止或限制入境物品名录，仔细核查内容合法性，切勿因他人误导或心存侥幸触碰法律红线，共同维护健康有序的社会文化环境。
指朱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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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 能碰到一个愿意跟你认认真真吵架的人 再多疑惑和误解都没关系 两个人坐下来把心底的不爽都说清楚 吵完架认真的拥抱然后一起去吃早餐 之后趁着不注意往对方早餐里下毒
指朱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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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朱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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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最妙的地方，是对专制主义官僚系统的一个吊诡逻辑的描述。说是幽默，不如说是恐怖，对此所有中国人都能心领神会：你说这个喷嚏有没有冒犯大人物？当然是冒犯了的。可是更大的冒犯是什么？是接下来你不停地解释自己不是故意的，可如果他仔细想想就能意识到——你算是什么东西？你值得让“大人物”浪费时间听你解释吗？所以在“大人物”心里，真正的冒犯此时才出现，那就是“你居然好意思让我听你辩解”。在原作里最终击垮小公务员的，也恰恰是“大人物”最终对其絮絮叨叨的忍无可忍。但，能想得更深的读者，在笑过之后又会再想一层：所以如果这个小公务员不这样费力辩解，事情就真的过去了吗？也许是，也许不。备不住哪天，在某个事关这个小公务员生死的问题时，这个“大人物”突然想到——当时他打喷嚏打到我身上了而又没有真诚道歉，着实可恶。笔尖上稍微一动，这个小人物不也是个死吗？所以真正的恐怖在于，这个小公务员的诚惶诚恐固然是可笑甚至是作死，但如果他不卑不亢，难道就没有另外的后果吗？所以真正的悲哀在于，死不死不取决于你做什么，而只是因为你是个倒霉的小人物。联想到那位跳楼的清华博士后，他的直接死因跟契诃夫笔下这个小公务员是一样的，都是“过度反应”。以他的身份来说，跟截访体系的人顶撞几句不是啥大事；甚至以博士后与学校的松散关系来说，院系领导让他退站也不是啥大事。在他的书记看来，他一连串的辩解比如“我不是境外势力……我的意志一直是坚定的……我以后不随便和人联系了……我只想结婚生子当个家庭主夫“，都是又好笑又烦人的——赶你走只是因为这样对我最方便，你一个小人物内心戏那么多干嘛？看，是不是和契诃夫笔下的“大人物”一模一样？
指朱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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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32岁的张爱玲，只身在烈日下走过了宝安县罗湖桥来到香港。在她身后，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湮没，她的身影则在他乡渐行渐远。她想活得真实一点，无需遮掩、无需躲藏，她想用自己的天赋，给自己挣得一份安稳，但那一年，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都面临了选择：跑还是不跑？她观望过、犹豫过，也尝试过，实在没有一点点可以退缩的空间，终于，她一走了之。
对五四运动，张爱玲有迥于常人的清醒与远见，她在形容音乐的一段文字中，说自己不喜欢交响乐，用了“五四”运动做比：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早在民国时代，有人问张爱玲，能否写无产阶级的故事，她甚是不屑，说自己不熟悉，“不会。要末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明白这些旧家庭的老妈子也不能算作无产阶级，她就不打算写“无产阶级”的事了。
上世纪40年代左翼文学风行时，张爱玲曾对朋友说，她感到一种压力，一种非要她写什么的压力。那是当时作家都面临的必须趋同的政治压力。1949年以后，张爱玲以往的作品被归入小资产阶级类，不过，她也被列为可以“争取”的对象。
1950年，她不得不开始尝试写“无产阶级”的故事，她写出长篇小说《十八春》。小说结尾，男女主人公投身了革命，在延安再度相逢，此书在上海引起轰动。尽管她生硬地努力向新政权靠拢，书中的一句话还是透漏了她的敏锐与清醒：“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也就在这一年，年轻的张爱玲被礼遇，应上海宣传部长夏衍之邀，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张爱玲身穿深灰色旗袍，外罩网眼绒线衫，虽然坐在后排，也未发言，但在五百多人几乎统一的蓝色和灰色海洋里，这副旧上海女人的普通打扮，还是使她成为“异数”。那时“新中国”最时髦的装束，男士皆着中山装，女士皆着列宁服。1951春天，弟弟张子静最后一次与姐姐张爱玲见面，问她对未来的打算。沉默良久之后，张爱玲说：“人民装那样呆板的衣服，我是不会穿的。”
选择往往决定命运。1949年是选择南渡还是北归，现在是选择财富还是自由，不同的选择注定了不同的命运。这种选择的机会不是随时都有，基本上30年一次，大多数人一辈子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任何时代，在一秒钟内看到本质的人，和花半辈子看不清的人，命运自然是大不一样。《阿甘正传》里的阿甘说，“你若遇上麻烦，不要逞强，你就跑，远远跑开。”
一个时代特别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每个人其实都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所走的路往往又决定了不同的人生命运和最终结局。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真正能够自主抉择的人往往少之又少，芸芸众生都是在随波逐流，所谓的枭雄更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人都不过被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碾的粉碎。面对一些小人物被命运所裹挟的无奈处境，那个写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龙先生感慨：“一滴水，怎么会知道洪流的方向？”
我原先以为“偶像塌房”塌的公众形象，道德品质，后来发现不是，所谓的塌房是坍塌的被塑造出来的人设，是粉丝心里那份期待，比如恋爱出柜结婚生子这种私人的日常行为也会构成坍塌。再后来发现也不是，塌房界定的标准本质取决于市场，还能接到活挣到钱就不算塌，比如同样是出轨，李小璐就塌了陈赫就没有，因为粉丝于市场其实没有核心话语权。最后观察了一段时间才发现，一个明星在爆出争议性事件后，粉丝第一时间做的就是观望风向，而不是像之前一样冲上去盲目洗白，只要能经过媒体的“政审”就可以宣称没有塌，因为国家已经认可了，不管他曾做了什么，但若风向不对再洗也没用，所以坍塌的审判权最终还是取决于政策，说白了就是看领导。哈，这个认知顺序和我从小到大对自己所处的环境的认识，完全一样。
指朱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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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国宣传部门最近又翻车，把一个86岁而仍然“战斗在工作岗位上”的老护士树为道德楷模，授予南丁格尔奖。结果引发了舆论大哗，众多找不到正式工作而灵活就业送外卖的、乃至于家里蹲的烂尾娃，纷纷破口怒骂：老关系户白拿退休金和返聘工资，还要占着年轻人的岗位！
我早就觉得，你国红色意识形态已经实质性崩盘：政府根本无法树立任何一个能被公众接受的正面典型人物。这个时代已经造不出雷锋和焦裕禄那种红彤彤高大上的社会主义模范神像，或者说，任何红色模范神像，被揭幕的第一时间，就会被公众的口水淹没、石块砸烂。
你国公众不傻，他们早就发现：
——那些“混得好”的红色模范，要么是纯粹造假撒谎（例如“回乡务农/脱长衫送外卖，发了大财”），要么是，背后有特权加持（“能力以外资本为零”）。
——那些真正捱苦受罪做贡献的红色模范，他们的苦难，则往往有政府失职乃至作恶的因素（“最美女教师”）。
男性不发表性别议题就当是自己人 女权不发表耽美议题就当是自己人
加入于 2021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