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朱为马 @[email protected]

重点项目地方配套的比例，通常是三成左右，三成中的20％就是6％，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已经穷到连整个项目的6％都拿不出来了。而通常来说水利工程又是差一点也不行，没建成就是没建成，前期投入是literally打了水漂。而且打根上说，“引调水”本来就是个错误的思路：没水的地方人口和产业向有水的地方迁移不就行了，挪人可比挪水便宜多了。所以这里存在三重浪费：1、（理性行为者模型）从一开始建设方向就错了；2、（政府政治模型）中央明知道地方政府已经普遍破产，却由于政治上的考虑非要地方上出配套资金，导致工程烂尾；3、（组织过程模型）地方政府虽然知道会烂尾，但是毕竟过程中是能搞到中央资金的，有钱进来办事的人就有油水可以捞，至于最后会怎样不关自己事。你看，《决策的本质》用来分析古巴导弹危机的三种模型，在这里都能用上。这就叫麻雀虽小，五毒俱全。

我没有办法统计，到我这把年纪还坚持不生小孩的中国女性有多少。肯定有，但或许确实少到只能在网上互相联络的地步。

我在现实中可以接触到的人类当中——包括当面接触和侧面了解，珠三角和长三角，不含已出国的——只发现一个，是个跟我血缘关系非常远的“亲戚”。

跟楼里各位象友观察到的差不多：有的人（包括男性和女性）二十岁的时候说不打算生小孩，可是时过境迁，三十多岁结婚突然就生了……

2016年全面开放二孩之后，我所在的大学，几乎所有已婚老师都在生二孩，有些夫妇已超过四十岁还坚持追二孩，并且二孩全是男宝。一胎是女儿的，想追男宝，一胎是儿子的，也想追男宝——这是国内学历和职称最高的人群，他们尚且如此热衷生孩子和追男宝，其他人群呢？

2020年国家统计局发布过一次“开放二孩后新生儿童性别比”，我记得数据注水之后仍然非常难看。2021年人民网就喊《严打性别筛查》了。严打到2025年，干脆生育率也不要公布了。

我在学校发现过一位比我大两岁的女老师，她目测独居无孩。我鼓起勇气去试探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小孩早就打酱油了，她是离异，孩子抚养权判给男方
另一位离异女老师，单亲带儿子，她丈夫离婚后立刻再婚又生一儿子
疫情后入职的年轻一代教师，要么刚生娃，要么在备孕……

大家生育积极性这么高，出生人口少得可怜，官老爷们该认真数数中国究竟还剩多少女人了。

@MulanPurple
你提醒了我，确实是这么回事。在古代，“溺女婴”+“上层妻妾成群多吃多占”+“底层妇女进入娼妓业”，这都是让大量底层男性无法结婚的社会痼疾，在前30年，上述痼疾被极权政府扫荡了一段时间，这才导致前30年，普通底层男也基本上都能结婚。然而上述三大痼疾，在后30年，又都不同程度地回来了

(重发)如今的出生率暴跌显然是90后进入生育年龄，而90后众所周知，是应用B超打女胎的初代，育龄女性断崖式消失，才是出生率下跌的最直接、最主要原因。当然这除了是统治者恶政的报应，也是所有中国人齐心协力屠杀女性的“福报”。

注意图中的时间节点，92～95年省级医院换彩超，把黑白机淘汰给了乡镇医院，算上时间差，95～97年完成了把B超武装到镇上的“宏伟进程”！85～90后的性别比是随着B超的普及开始极速畸形的，95后因B超武装到乡镇疯癫之极，这不就跟现在对上了，因为现在育龄主力是95后！

从81年首台B超引入中国，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没那么残忍的堕女胎就继承了残忍的溺女婴传统，对女性的屠杀又大规模重启了。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中青年中国女性，都是性别屠杀的幸存者，而且祖祖辈辈都是，只有50～70后出现了短暂的消停(接后)。

说真的，有很多黄漫我看不下去的原因是人体比例太夸张了。比如很多女性角色那个胸给我的感觉就是别上床了还是上医院吧。
真的，看到我能吓缩回去。
不过我也不能排除就是有人好这口，我想起很多流传下来的雕塑，女性的胸也是胀得像西瓜，说是古人有什么母神崇拜或者生殖崇拜啥的，我看可能就是有这么一款性癖。
总之我喜欢正常健康一点的人体。

接上，50后～70后是中国从古到今少历史上少有的、几乎每个男人都能娶到老婆的“黄金世代”。首先因为生产力飞跃，加上二战后百废待兴，溺女婴的传统绝迹了一段时间，新生儿的性别比达到了历史最低点。第二就是推行一夫一妻制度，也没实行计划生育。第三就是社会封闭，婚姻观保守，不容忍不婚，把几乎所有女性都赶入婚姻。

这也是给了当年60后～70后父母敢于堕女胎的底气+错觉，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在中国历史上男宝人人都能娶到老婆不是常态。当然了，以中国人的尿性，他们即使明知道也不会停手的。呵呵，自作孽，不可活。

退一万步说一个寻愁觅恨寻死觅活的人能有多大威胁，你该警惕的是那些活得心安理得每天活出花儿来了的人。

有人提到钱钟书对人的轻视刻薄，其实钱连他爹都不一定看得上，但我觉得钱的刻薄不是出于所谓“聪明”，而是源于从小的家庭环境。看看钱的传记就知道了，他爹对他很严厉，他妈也不太向着他，典中典老中知识人家庭，缺乏宽松自由正面肯定的教育氛围，而这种氛围是最容易生产极度自负，否定一切的人的😊

从1990年代开始，很多镇、乡、村就在瞒报人口，那时候计划生育只能生一个，他们主要是瞒报性别比——比如全村都把女婴杀光，只留男婴，男女比例100:0，但是村里可能报数说今年生了60个男孩40个女孩。于是现在目测年轻夫妇大多都在生孩子，出生率却越来越低，恐怕当局手中的档案严重高估了女性人数。

气疯了，都2025年了还在搞这种？ 要不怎么到处都有 “人柱” 的传言，灌柱子的时候如果有人掉下去了，那么就懒得救了，就当祭祀品了。至于人到底是怎么掉下去的，工地的事情谁说得清？

老中文学就喜欢看不到出路玩消失的套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石头、草木、渔樵、男女悲歌，那种看似辽阔空明的诗意悲剧，其本质就是面对陈旧却强大的利维坦无计可施的惆怅和哀怨。虽然不能苛责古人，但这种绝望暧昧的美学已经决定了关于人之命运的叙事模式只能是永恒的轮回，而不可能是成功的逃离。

人口结构当然不能直接导致民主，但老龄化确实能降低极权之恶的上限。首先也最直接的，当然是人力方面的限制。因为虽然都是“耗材”，但是严格来说，保证了各方面基本需求之后的人口，才是真正可以由国家随意支配的“耗材”。be like中国的外汇储备从四万亿降到三万亿，你马上就能感觉到圣上没钱币了。因为外汇储备大部分是要用来应对各种日常需求的，必须随时放在那里，能动的比例本来就不多。所以真正来说，并不是圣上的美元少了25％，而是圣上能用的美元少了100％。人口也是一样，以前一年出生1600万，现在一年出生600万，对圣上雄才大略（aka到处搞事情）而言，人力资源并不是少了40％，而是基本归零。当然必须补充说明一点，就是“耗材不足”，并不是指战场上当炮灰的人不够，而是围绕战争这类“额外搞事情”的项目，背后需要的那个庞大的不事生产的人群。以中国一年只出生六百万人来说，是支撑不起来的。其次也是更重要，就是人口结构对应的是经济结构。现在越来越多人意识到，“钱多”约等于举债，没人举债社会上的钱就不可能多（aka国力衰退）。而无论是国家还是居民部门，大举借债务还可以不崩溃的唯一原因，就是未来的人口（总有人接盘）。去年这一项，“国力”就会被打回原形，即使有再多邪恶的企图，终归也是有心无力。这就是为什么说人口结构决定着极权之恶的上限。最后我还要加一句“私货”，就是个人的乐观估计：简中的意识形态之所以如此糟糕，真不是因为有什么根深蒂固的“民族性”，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厉害了我的国”这个幻象的长期存在，让老中人误以为这个世界的各种经济社会规律对自己不起作用。相应的，要恢复理智，回归常识，最终成为一个正常社会，首先就要浇息这股子邪火和虚火。人口结构，作为一个超越意识形态的共识，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抗战胜利80周年整了，战败的日本人民过上了最低时薪55元人民币、全球平均寿命最长的发达国家好日子。而战胜国中国内地，在电视剧里杀了不计其数的日本鬼子，却过着农民养老金仅200块、清洁工时薪3块的中国梦生活，啧啧……

我想任何尊重事实的中国人，都要直面这种残酷的中日反差，同时，主流抗战叙事“烈士为了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而牺牲”，但是烈士牺牲了，现在人民却过着远不如战败国的穷苦生活，真应该认真问一问到底为什么。另外，绝大多数骂日本的中国人，都没去过日本，因为去日本要签证，门槛不低。

在武大杨同学、以及脱口秀女演员的相关话题里，很多平时看上去正常的、体面的、有知识的男性，那些男律师、男作家、男大V们，他们或者直说，或者拐弯抹角说出来的话，跟我那个年近八十的家庭老暴君父亲，别无二致：

“这些张牙舞爪的、嘴欠的、敢跟男人吵架叫板的泼妇臭娘们，真他妈欠揍！扇她一顿大嘴巴子就老实了闭嘴了不敢再闹了！”

是的，这才是他们从小就受到的真正的教育、这才是他们入脑入魂的精神底色。而且，我毫不怀疑，如果环境允许，如果时局再差一点，他们是真的乐于把这些不吐不快的“大实话”付诸实践的。

【当“能坐着”成为一种工作福利】“可以坐着上班。”打开招聘软件，可以看到制造业与服务业不少招聘广告中，正在把“坐着”当做一项工作福利。仿佛“能坐着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特殊待遇。与之相对的，是基层服务行业中日益普遍的“全程站立”：餐饮、零售、酒店等岗位的员工，许多都被要求在超长工时里全程站立工作，不设椅子，没有休息，不能坐下。
这种要求并非出于效率或安全考虑，而是源于一种看不见的表演逻辑：站立的身体，被当作“积极”“专业”“热情”的象征，传递给顾客、传递给管理者，也传递给摄像头背后的监控系统。
小光在一家餐饮连锁工作，每天站十个小时，下班回宿舍总是一瘸一拐。去医院问诊，还没拍片，医生光听描述就判断——静脉曲张、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积液。这些病，在服务业是再常见不过的职业损伤。
表演站立虽然辛苦，但好在不要求技巧，如今的服务业工作中还包含着更多不被认真解释、却必须严格执行的“表演性劳动”。
地上没有垃圾也要扫，不赶时间也必须小跑上菜，上班时要一直走动，遇到同事必须打招呼问好，如果被经理抓到没有笑，会被批评。这些动作不一定改善顾客体验，却能让管理层看到一个忙碌、整齐的场面。
在奶茶店兼职的张章做好了脚疼腿疼的准备，却没想到嗓子成了损耗最大的地方。
店里有一套细得近乎荒诞的口播SOP：顾客进店要喊，点单要喊，取餐要喊；天气变了要喊，季节更替要喊。每隔十分钟，全店会齐声高喊“毛巾清洗时间到”“三十分钟检查茶汤时间到”。
有时取餐的顾客已经走了，店员仍对着空气口播，直到念完。
这些词本来就不是念给顾客听的，而是念给摄像头，店长，或者念给潜伏在顾客队伍里的“便衣”督查。
如果被发现没念，便会按照打分标准扣分，不仅可能会被罚写复盘，还和工资提成挂钩。
监控，罚款和体罚是管理的主要手段。
这种管理的逻辑简单直接：它几乎不需要额外成本。2024年，中国城市私营单位员工平均月薪约5789元。像小光这样每天站十小时、月休四天的服务员，时薪只有八九元。而一杯奶茶售价十五到二十元，即使成本十元，一小时卖出几杯，就能创造远超员工时薪的现金流。相比投入资金研发新品、升级设备，强制员工喊麦、保持站姿几乎零投入，还能立刻呈现效果。
“坐着会给顾客懒散的感觉，会让顾客不想进来消费。”一位经营者如此解释。
这是一种和真正的劳动不同的劳动。它的价值不在于完成工作本身，而在于营造出“在工作”的姿态。
“在工作”的劳动姿态，开始被单独抽离出来加以规范。站着、走动、微笑、口播，成为评价绩效的一部分——它们并不直接提升服务效率，却不断被强化、被记录、被奖惩。
当劳动变成表演，劳动者也就成了道具。健康被消耗，情绪被压住，人与人之间的真诚被替换成标准化的笑容和话术。这不仅是服务业的日常，也是当下许多岗位的现实：制度用可复制的动作定义“合格”。
服务员本来就是活的人，但经营者偏偏用一套标准化SOP和严苛罚款把活人僵化抽干成伪人，然后再让伪人死气沉沉地表演活人。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以劳动者血汗作为代价的冗余并不会这样消散，这其中的不满，恐惧，潜入社会的肌理，进入到弱肉强食的暴力循环。
基础劳动者的工作状况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尊严底线。而如此的表演性劳动剥夺的不仅是在岗者的尊严，更剥夺着所有人的安全感。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原文>> 网页链接 https://www.sohu.com/a/924595822_100024718

https://weibo.com/5890672121/Q06vdvr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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