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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衣的遭遇讓我想起2020年中和2021年發生的兩件事。2020年我遭遇了一件某權利被侵犯的事(為了防止這個號身份被認出所以不方便說是什麼事)在微博發佈了帖子,轉發很多,後來警方找到我做筆錄,說要為我解決這件事。但基本上重點就是讓我刪帖,另一個當事人面對的警察對她語氣更強硬。雖然事情最後解決了(他們聲稱解決了對方的問題,不過我們為了安全起見依然付出了一些經濟上的代價),但那帖子還是不能留下一點痕跡,還要求我對警察道歉,威脅性質的。我和另一個當事人除了勉強照做別無他法,這也成了後來pinky攻擊我的點,說我誣蔑警察。
第二件事是我後來在微博【僅粉絲可見】地內涵了某個大人物(沒有任何關鍵詞,而且只是說了xx上台後女性生活更艱難了之類的,沒有說別的),就立馬被炸號,然後又被請喝茶的事,那是我第一次進拘留所,雖然因為原文太過沒有指向性,我隨便編了個理由糊弄過去,聲稱我微博說的是另一個人,不是大人物,最後他們不得不放了我。我在看守所等著的時間,他們把我的手機拿去用什麼儀器一直在查裡面的內容,我不知道他們查了什麼東西,可能因為沒發現有什麼問題所以才放了我,可能只當我是個女拳吧。走之前要我寫一個反省書/保證書一類的東西,臨走前基層民警還勸我以後別在網上亂發東西。但那件事也給我留下不少的創傷。
題外話,永遠忘不了看守所裡警察和另一波被關押的流氓交談後,流氓往我這邊(與男子監室90度角相鄰女子監室)投來猥瑣眼神的畫面,即便我整個人打扮就是鐵T也沒避免被他們語言騷擾,我全程沒理過他們。雖然這跟警察沒關係就是了。(警察並沒有阻止過)
幸運的是我所在的大城市還算文明,不像徐州那樣還會有警察打人。也可能是因為我“犯”的事沒有烏衣她們影響大吧。

徐州被锁关起来的那位女性需要的是其实现在已经被很多中国人嘲讽和唾弃的东西:「人权」。

@liminnnn123456 我认为当下互联网舆论对毛泽东时代的回忆也是一种记忆错位的体现。很多对现状愤愤不满的城市年轻人总是对毛泽东时代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幻想,以为那个时代就是没有阶级的,就是人人平等的,就是工人当家作主的。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确没有阶级,因为阶级是随着近代化和市民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而当时的中国还处在近代化以前的专制时代。当时的中国作为一个前近代国家,存在的不是阶级,而是等级,也就是说在当时,中国尚未实现“金钱面前的人人平等”,决定社会资源分配的,是与生俱来的和不可改变的身份和级别,级别不同,待遇就不同,而最低的一个级别就是农民,老子是农民,儿子就是农民,户口本上写的就是农民,祖祖辈辈就无法摆脱农民的身份,农民没有土地的所有权,生产的粮食要交给国家,自己只能获得很少的部分,收购的价格由国家订,通常很低。国家从农民那里收来的粮,则用来给城里人提供食物,用来发展工业,用来造原子弹,当年苏联专家的费用很多就是以粮食的形式支付的。农产品的价格被人为地制定得很低,工业品被人为地制定得很高,从农业那里抽血来供养工业,这就是所谓的工农业剪刀差。农村人对于那个时代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大概就是饥饿和死亡了。如果只是饥饿,倒也不是无法忍受,然而毛泽东昏庸无能,沉溺于不切实际的幻想,开展了大跃进,使得生产混乱,虚报成风,寅吃卯粮,并直接导致了大饥荒,短短三年,几千万人死于非命,人人相食,而这些人绝大多数就是农民。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依然出口了大量的粮食给亚非拉国家,以中国农民的生命换取中共政权的国际影响力。改革过后,农民也依然遭受着各种剥削,承担着繁重的苛捐杂税和劳役,充当着土地财政的牺牲品,进城打工也无法摆脱“农民工”的标签。即便如此,如果问一个农民,他是想生活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那么他一定会选择改革后,因为至少不用人相食了。但一个工人很可能想回到改革以前,回到毛泽东时代,因为他会是二元体制的收益者,在他的上头固然还有更高级的领导,但在他下面还有数亿的农民,他依然是最幸运的那20%,处于金字塔的顶端,甚至可以说是特权等级的一部分,只是特权较少而已。

当下的诸多的城市年轻人,诸多对现状愤愤不满的左翼学生,他们看到了自己眼前的巨大压力,便以为这都是“资本”的过错,把改革以前的中国幻想成一个乌托邦,因为他们所主动带入的角色是拥有铁饭碗的工人,而不是忍饥挨饿的农民。他们带入的是当时的特权等级的一分子,而不是当年的那些命运多舛的多数中国人。他们没有想到,如果他们真正穿越到那个时代,更大概率只会过得比现在更悲惨!而中国互联网出现的毛泽东风潮,很可能正是一种城市话语霸权的体现。换而言之,掌握了当前舆论话语权的人,同样也虚构了一个人人平等的幻梦,而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幻梦,恰恰是因为他们自己对真正的苦难,以及承担了这些苦难的人的记忆一无所知!

乌衣更新了。
以后就得记住网友这句话。
“警察局你也敢进?”

透个消息:现在公检法司安等部门基本上都收到禁言令了,全体工作人员(及受管辖人员,比如律师)都会被下令不允许在公众平台和大型微信群分享丰县疯闻。
具体的管制形式是:负责人会拿到一份具体的转发者的名单,然后各显神通让大家闭嘴。
目前我知道的机构只有这些(外加媒体)。

尽管已经很失望,事实证明还可以继续失望。

我在微信发了一条裁判文书网被百度屏蔽的动态,配文案:“我在中国学法律:”,然后这条动态也被微信屏蔽了。我决定给这条嘟嘟冠以文案:“我在中国发朋友圈:”。

我也不懂一个只敢把枪口对准十五岁女孩不敢质疑奥委会对未成年隐私保护不到位、不处理未成年人也不处理明显犯下过错的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教练的运动员到底有哪里值得尊敬了?

暴言 

李厚辰最近在豆瓣讲得这些话,简直就是我周围一些男性的典型。当问题不触及核心的时候,都挺道貌岸然,侃侃而谈的。一旦牵扯到非常直接明了的女性权益问题,一个个全部鸡巴思考。

很简单的问题你问他们:这难道还有天理吗?拐卖妇女儿童不违法吗?女性的权益究竟如何保障?我们能做什么?他们张嘴闭嘴只会一个思路: ” 要加强乡村经济建设才能杜绝这些现象“,”具体问题要具体看“,”在城市这些情况是很少的,只是部分乡村很落后“,“情况也不全像你想象得那么糟”……

我希望科技快点发展,能把这些傻逼全部人屌接口打包上传那个什么鸡巴元宇宙。你们自己玩,少来这个世界给别人添堵。 :0470:

舌长屌短,嘴硬鸡软,太监什么都要管。

我笑出了一个宇宙,必须大家同笑。

上世纪最大规模的女性人口流动,大概就是“八千湘女上天山”(不仅有湘,湘为主)。国家主持这样的事情,可见他们对拐卖妇女的根本态度。

法律分析文章当中看到现在最赞同的一篇,点清了一个盲区:在“拐卖妇女”责任上扯不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学界就把诱拐绑架强奸虐待的一系列行为定性为“买卖”——只要受害人是妇女,目的是生孩子——这样就扯进了商业交易行为中的”物权“,并给暴力绑架强奸犯赋以”买家“名头

——这种概念的广泛运用,使得犯罪分子内心以物权主张自己行为的正当性,然而实际上,在当代国家,人是不能成为交易对象的,因为人无法拥有对其他人的所有权——人贩并不拥有妇女,买家也无法通过付钱来“买”人

如果你付钱请人暴力绑架一名男子进行囚禁虐待,你绝对不会被称为”买家“,就算只是囚禁而不殴打,也不会有人讨论是否”善意拘禁“,因为我们默认受害者有人身自主权,因此拘禁本身就是恶意的,可是当受害人为妇女时,”买主“和”善意收买“这些词汇就出现了,似乎认为妇女是没有自由意志的

长期以来很多人即使在愤怒地声援拐卖妇女,潜意识里也觉得声援的是“那个受害对象”,但是代入自身想一想,今天你还在象上发嘟,明天一个你不认识的人拿钱给另一个你不认识的人,然后就跑来跟你说,他买了你,然后一票法学专家就开始讨论他的权利和善意的比例,这是不是非常的不可理喻

该文最后一段指出:不存在所谓的人贩和买家的区别,有的只是暴力绑架囚禁虐待强奸犯罪中的合谋和分工

card.weibo.com/article/m/show/

请中央派独立调查组独立调查江苏独立调查组对丰县的独立调查。请联合国派独立调查组……请星际联盟…… ​​​

其实关于丰县的事情,有些话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时机说,也并不想给大家的追责热情浇冷水。政府绝对是第一责任人,这种追责是不能停的。不过这里没什么人看,我干脆说了算了。 

许多人因为缺乏对于苦难的记忆,以至于在理解这件事情与自身的关系上产生了断裂。这种断裂也正是恐慌的来源。

政府主导的新闻舆论和历史教育,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这件事情的任何一个成因,都是占据主流话语的人们(而不仅仅是政府)不愿提及试图忘掉,并排除在历史叙述之外的。但正是它们汇聚成今日的事件,使得任何人都无法再忽视它。

从明清时期就有的拐卖婚迁和溺女婴的历史传统,到计划生育的苦难记忆;从近似于种族隔离的城乡二元体制,到被掩盖的各地域以及同一地域的不同地区的不均衡发展和转嫁压迫;从政府对上负责的行事逻辑,到新闻出版和互联网言论审查体制……其中的任何一点,都是处于被遗忘被掩盖被曲解的境地。

但是吊诡的是,如果有这些都理解了,反而容易变得不再意外,不再感到那样愤怒。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总是在现时得到了扭曲的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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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关于丰县的事情,有些话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时机说,也并不想给大家的追责热情浇冷水。政府绝对是第一责任人,这种追责是不能停的。不过这里没什么人看,我干脆说了算了。 

拐卖妇女的问题其实一直长期存在,只不过大家也长期熟视无睹罢了。尤其近十年,城市化进程其实反而促使了这种状况的减少,近十年市民阶层也构建了自身生活体面和安全的幻梦。

这次的事件爆出引起了几乎所有人的共情,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过去现实的一角被揭开,一下子打破了这种小市民的幻梦。这当然也与小市民自身的生活越来越摇摇欲坠的境况有关。

但是这种共情其实仍然是错位的。拐卖的受害者在数量上占绝对多数的其实是农村妇女。但是如果仅仅如此,是难以引起市民阶层的共情的。因为他们待在城市中,这种事情是不会危急其生活的安全性的。只有加上「大学生」「会英语」这类标签(类似的标签也是常被各类小道消息标榜的)才能使得她突然被展现在全体社会面前。

更近一步,这件事中相当一部分人所展现出的震惊,其实正是因为他们缺乏相关的苦难记忆所致。这种苦难记忆,恰恰是因为某些原因,并不被全体社会所共享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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