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朱为马 @[email protected]

@runrunrun

广州出境新西兰whv，非常顺利。

隐私保护就不说工作人员是哪个位置和什么性别了。

问了我国内的职业，过去干什么，以前去过新西兰没有，为什么想去这个。

我基本都是实话实说。

然后问我工作找好了吗（这里我感觉Ta在帮我，给我递话），怎么找之类的，但我也是老老实实说的没有，说过去再找，劳动力很缺，很好找。

完全没看手机，但还是早就自我审查删掉了Twitter等app，删了手机里很多照片，还删掉了和两个朋友的聊天记录，心痛无以复加。

感觉广州整体都蛮松的（和之前回复我的友邻回答相似），希望未来也不要变🙏🙏。

想起国际安检的时候广告牌在循环播YSL的自由之水，仿佛一个隐喻，不管路上顺利还是曲折，祝大家最终都通往自由之地吧。

在海外会听到一些国人或华人朋友诉苦，说自己会受到本地外国人的某种“责难”或者“嘲笑”，类似于说“中国这也不好啊那也不好啊政府坏得很”等类似，配上各种魔幻新闻来询问：”这是真的吗？“ 朋友虽然很反贼但是也很苦恼加无奈，毕竟也不能反驳这些人说的错误，但是却实实在在给自己带来了困扰。而且知道这些人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没有生在中国，没有真正体会过那种痛苦，只不过看过一些新闻就来发表意见，毫无疑问存在着不少傲慢和偏见。
不管这些询问的人是抱有怎样的心态，是真的询问中国人的态度还是只想激怒一些粉红，我觉得我们大可很从容地回复：“是中国政府很糟糕，但是那个政府并不是我们选出来的，我没有义务来替他们解释或是负责。”
任何试图捆绑中国人民和政府的行为，我们都可以完全与之割席。很多外国人似乎也分不清政府与人民，中共与中国的关系。明确告诉这些人“中共只是目前中国大陆的政府，并不能真正代表中国人，中共政权不通过选举，没有合法性，也没有代表性。”
对方如果真的不依不饶，可以说：“如果你真的对中国政府做法表示怀疑和抗议，大可去中国大使馆前抗议和示威。”只是对着某个海外的中国人/华人来诉说，这并不代表是真的关心中国，而很大程度都是一种猎奇而已。

今天鸡贼的党媒卖力宣传韩国万圣节踩踏事件。用意一在转移封控人祸的焦点；二在贬低过洋节；三在暗示待家里最安全。一箭三雕。

真晦气，天天处处看得见党耍贱。

虽然今天台北下着雨，但是参加同志游行的人数也达到了12万人，逾200个海内外团体报名，很了不起。
（照片来自中央社）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内涵谁呢

看到新修的那个养猪大楼，结合最近郑州富士康的乱象，突然想到：如果清零政策一直不松动，但是出口赚外汇又不能耽误，真的有可能把二者结合起来——所有工人关在一个巨大的，反向隔离的厂区里充当人肉电池，为全面停滞的其他社会领域的维稳需求，提供最基础的外汇与产能。也就是说，整个社会实质上是一个内循环的大监狱，全靠这些精心保护起来的厂区吊着一口气。似乎也能活到死。

传播平权思想（中）

（上）的主要内容是人不仅需要独善其身，也要相善其群。每个人参与留心政治，谈论政治。“政治”说白了就是大家的事，公共的事，你我的事。谁回避政治，不谈政治，谁就将自己作为集体中一员的自治权利让渡给政府和政党。

在当下的中国，传播平权思想的本质是在提醒一个公民作为人，作为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正在被侵犯。

所以，这也好理解为什么维权人士，上访人士，女权主义者被视为政府的眼中钉。你留意到自己的权利，有了一点点权利意识，再进一步就会搞明白究竟是谁在侵犯和打压自己的权利。

我虽然实践得多，但我明白所谓的经验也只是提高传播的效率。做不到让所有人马上接受这一想法。

我能做的只是“传播”，播种下去，离开。至于是不是当下让人领悟，以后有所启发，还是无用功，不是我最关注的。但熟能生巧，还是有规律可循。（下）会进一步说明。

有人总在乎“策反”马上有用，说几句被打叉，别人不当回事，就心灰意冷，这种心态大可不必。传播公民权利是一件履行公民责任的事。如果你把这件事当作公民的责任，“It‘s my duty”，即使当下付出得多，回报得极少，自己付出得多，回报的是社会有不同的声音，甚至有禁言炸号的风险，那就甘心去做。当然，做不做，完全是你的自由。

在提醒对方“喂，政府在侵犯你”时，你很可能在动摇对方整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作为中国人，从小被引导党国政民一体。被教育爱国就要拥护共产党，政府为人民服务云云。其实要动摇的是这个人背后多年的，成系统的意识形态。

更别提政府有一系列诸如“有国才有家”，“下面执行的问题，上面的初衷是好的”等等话术。这些话术要拆也需要知识和理论武器。劝人重新思考自己和政府，政党，国家的关系，无异于告诉人你在铁屋子里，劝人离开邪教。

邪教拥有国家的信用做背书，又有一套全中国神学专家千锤百炼得来的简单实用，口口相传的话术护教。而且邪教已经先入为主了。

在拥有“厉害了，我的国”的信念下，许多粉红更是把安全感，价值感，归属感寄托在邪教组织上，相信爱国教的教主。和这个组织有共命运的依存感，把利益也寄托在国的强大上。要动摇原来的信念甚至会产生巨大的认知失调和精神不适。我猜这是很多觉悟的人政治抑郁的原因。其实不是所有人都想面对真相。

你真的看重真相的价值吗？你传播公民社会的价值有什么优势？你凭什么挑战这一切？有什么实用的方法呢？

多年以后，中国人很可能误以为“习得性无助”是一个源自中国的概念。毕竟很容易望文生义地以为那是一个姓氏。

关于“从对方的理解力出发”这一点有多重要，有个特别切题的例子。就是在很多人各种分析，涛哥众目睽睽之下被粗暴架出会场，是不是一种特意安排的公开羞辱时，蔡霞评论得特别实在——应该不是特意安排的，很可能是因为现场记者其实都离得挺远的，而他们根本不知道现在的长焦高清有多厉害。

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常识:

我们的中小学生这么累，不是因为学得太多了，而是因为他们为了高考进行了太多无意义的重复训练。

——实际上，我们的学生根本不是学太多，而是学得不够多。如果把我们的学生现在的垃圾时间用来学习新知识，有多少新东西可以学！

如果我们的学生都能受那种教育，国民素质会多么恐怖？不过这也就随口说说罢了。中国人的福报就是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空耗光阴。

笑死，好像很少有人意识到，“无症状感染者”意味着“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
大家都还挺信核酸是真的在做核酸呢。

纽时这篇文章大意是说，社交媒体时代的大规模抗议，由于缺乏“传统的行动基础建设”（比如政党组织和行动纲领），再加上社交媒体本身可以被政府利用以“制造足够多的怀疑、分裂或对痛苦的麻木冷漠”，所以是更难成功的。这个观察大体是对的，但它在解释框架上有一个前提性的错误，那就是在长期极权统治的国家里，“出现大规模抗议”这件事，并不是统治的终点，而是“终点的起点”。因为（正如文章里提到的那样）真正能带来改变的，永远是有组织的反对派，而这样一些人敢于（无论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存在，都意味着他们相信体制的统治力并非无所不能。也就是说，什么时候极权统治无法让人相信它无所不能，它的终结之路也就开始启动了。就此而言，“出现大规模抗议”，是一个再清楚也不过的信号。这也正是为什么尽管成功率极低，但是极权统治者仍然会不约而同地将“群体性事件”视为死敌。总之，如果你提出的问题是“大规模抗议是否能够成功”，那么答案几乎是彻底悲观的；但是如果你的问题是“大规模抗议对极权统治意味着什么”，那倒还能看出几分希望。

https://cn.nytimes.com/world/20221011/iran-protests-haiti-russia-china/

防疫政策最让人恐惧的，是它和秦制两千年的传统太贴合了，也和改开前的那套社会管制思路太无缝衔接了，所以几乎不可能不加码，几乎不可能不常态化。普通人的聚集和流动，一直以来都默认是需要官方授权的，甚至直接就是和权力级别挂钩的。稍微放开一点，其实也就是这几十年的事。现在把它收回去的冲动，几乎是写在基因里的。唯一的制约因素，也就是全国性的财政破产风险了。可是如果经历过上山下乡的那代领导人把心一横，说“老子当年不也过来了”，你还真拿他们没辄。

在听不明白最新一期，采访在伦敦自己的学校里贴海报的小姑娘。这个女生说到自己看到四通桥事件的时候非常震动，以泪洗面，我就想，我似乎对中国发生的事情已经没有这么大的人道主义情绪波动了。当时看到震动是震动，感动和无力感也很多，但是那么大的情绪波动真的是没有了。但是对伊朗的革命却没有这种感觉，我今天看新闻里面演伊朗的小女孩因为抗议被警察杀害，电视上播放看起来只有十岁的小姑娘并排走在街上挥舞着摘下的头巾，我坐在电视前默默流泪。
跟男人探讨了一下，我觉得这种情绪可能跟是不是中国的运动没有太大关系，而是伊朗的事情对我震动太大了。作为一个左派女的queer，当听多了民主自由的口号，看多了男性领导的革命用女性作为牺牲，看多了网路上男反贼的嘴脸，我非常明白大概率，哪怕得到了所谓的民主自由，我依旧是个二等公民。我当然深信民主自由，但是看了太多好听词语背后撕下来的肮脏，我很难不产生怀疑。更何况，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想推翻大的压迫，却又想在小环境里压迫别人。所以我很难再这样的情况下再对这些事情这么激动，我看多了谎言，我发现解放总是别人的，我累了。而伊朗的革命不一样，今天在搜伊朗小女孩抗议的照片的时候还看到很多评论说到伊朗革命的独特之处是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女性发起，由女性领导的革命。包括她们的口号也是women，life，freedom，然后推翻独裁着。所以看到她们，在看到这些多随时准备牺牲我的谎言后，我好像看到了真的公义，我流下泪来。

郑州富士康大逃亡，真的很难评价。一方面，你可以说这是一种过激反应。甚至可以说，在一个绝大多数都是青壮年的厂区实施封闭管理，造成内部集体免疫的即成事实，倒也不失为中国模式下的一种逐渐放开的折衷之道（而且几乎是唯一的办法）。但是另一方面，你也不能苛责这些人，因为“阳过”这件事情在中国意味着什么，只要不是真外宾就都清楚。这里的死结是，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矛盾相对缓和的时期，我们既没有建立一个福利保障体系，也没有建立一个能让上下沟通互信的共识体系。前者经常被提及，后者强调得比较少，似乎不是太重要的事情，直到疫情出现才发现这很关键，但是共识体系比福利体系还难建立，绝不是临时抱佛脚的事情。现在窗口期已经过去了，说啥都来不及了。好在，我已经不再纠结如何解决这个死结了。肉食者谋之，你们自己去着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