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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huhanbi 合法的渠道没有,没办法之下只能去滚新时代的钉板,结果就是这这钉板有些人都不让了,想办法盖个“小作文”的帽子来消解大家的反抗。墙国真的是无法容纳任何真实,不论好坏。

小作文被污名其实是对自我讲述的污名,对个体见证的污名,对语言/故事作为中立工具的污名。哪些勇敢而坦诚的博主告诉我们,我们应该逆流而上,不但要写小作文,还要写大作文,直到我们拿回属于自己的不可被剥夺和玷污的self narrative 的权利。

姜思达删除的那期播客,再次让我感到男性所声称的女权主义是多么脆弱。当其中一方是他的兄弟、朋友,而另一方是素未谋面的女人,天平总会自然地倾斜。这种倾斜来源于他和女性并没有那种女性之间因共同的弱势建立起的相连:女性是一种处境,一种从经验上相隔而男性无法真正感同身受的处境。

淄博的爆发式繁荣看似是新现象,但在它背后,可以看到一种像八九十年代经济腾飞时一样,熟悉的运作逻辑:整个地区为追求经济效益自发进行超负荷运转,全国性的狂热追捧之下,淄博商家和居民都被绑上了舆论的战车,生怕打破本地的产业神话而如履薄冰;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主体完美地撇去了自身的责任,维持神话的代价被转嫁给市场上的个体,表面的繁荣背后,是利润被压低至极限、工作强度与工时剧增,劳动者为了维持繁荣付出一切,却还要被强加更多的道德责任,而向来自诩管制一切的国家机器只做了一件事:将劳动者推向市场的狂热大潮,无论是否情愿。

淄博宣传让我很不舒服的一点是,它强调为了迎接游客要求淄博的市民不要上街吃饭,充满了对自己人的色厉内荏和面子为大的传统艺能。不管什么时候,大到城市国家小到家庭,这种牺牲自己人奉迎外人的逻辑都是令我极其不适的,很容易就进入了国家/城市/家庭发展壮大了大家“都”受益和不惜一切“代价”的逻辑中。我记得上海当年办世博会的时候,建设了好几年到处是工地,开幕前按户口每户奉上一张面值一百的交通卡和一张世博会门票,附公开信大意为为了举办世博会迎接八方来客占用了很多市民们的公共资源,奉上些许补偿聊表歉意。讲牺牲,那就给补偿,这才是天经地义的事。

我是个特别悲观的人,觉得文化圈的性骚扰和权力霸凌现象其实并非最严重的,在这个领域中,出现这么多指控引发这么多讨论,恰恰说明这个圈子的权力组织相对薄弱,女性从业人员的权力意识相对明确,发声渠道也比较多。
其他基本保持沉默的领域,比如政治、商业等圈层,所得利益团体的力量更强大,女性发声的成本更高,相关指控和讨论进入公共视野的可能性更小。在那些领域发生的骚扰和霸凌现象很可能更为普遍更加严重,受害人的感受也更为无望。
更糟糕的是,这些领域并非什么黑暗的角落,反倒是某种程度上的所谓社会“主流”,掌握了一整套的话语体系,为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描龙画凤,合理化上位者不受限制的权力欲望和欺凌,同时对弱势群体进行规训,直接强迫(强制劝酒、无必要的加班、非必要的开会都是最常见的服从测试)兼以循循善诱谆谆教导(职场上的知心大姐和各种野爹都爱为新人指路,就算不是直接为自己铺路,此举也能够帮助他们合理化自己所见证所遭受过的种种不公义,把每个人都绑定融合在这么一个既定的权利结构之中,世界就稳定了,他们就能自洽了)。

我不理解调情作为社交的一部分,凭什么默认所有人都享受性关系,尤其都享受某种男女关系,凭什么把这个当作通行的“安全”放松,一种社交润滑剂,。或者说我理解确实对一些人来说这挺轻松快乐,可以包装成无关现实话题的东西,我不,我在这些事上就是所谓保守落后,觉得除非是很亲近私密的关系否则不应该这么做,亲近私密的关系也要双方喜欢才能这么做

姜思达要不要跟史航割席我是不知道,但一个人能在即兴播客中即兴地使用“我有一个朋友被metoo了”的轻佻句式,他的真心一定是压根就没跟女的在一张席子上待过。

“metoo没有证据”这句话最虚伪不过了:人证不是证据啊??!
聊天记录、录像、病例作为物证,是补充人证,在法律层面形成证据链的辅助而已。并且,法律层面和事实层面是两个层面,不可以混淆。即使法律层面不成立性骚扰,也不代表事情没有发生过!
只要有女生作为人证站出来指控性骚扰,我们都可以把被指控的对象视为性骚扰嫌疑人。

为了缓解本科毕业生就业压力,研究生拼命扩招,近几年国内众多高校都出现本科生和研究生人数倒挂的局面。我所在学院的领导忧心忡忡地说,明年我们自己的本科毕业生只有90几人,研究生却要完成140多人的招生指标,今年我院本科升研率已超50%,但就算自家本科生全部读研也仍有一个大缺口。这两年都要“二次调剂”才勉强招满指标,与之伴随的是导师们吐槽带学生带到想吐,学生质量一届不如一届……中国教育已沦为经济宏观调控的工具,大量学术资源被浪费在低水平重复研究,批量生产转化率极低的论文和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的“人才”。学历“通胀”进一步扭曲了社会评价体系,抬高了全社会成本,事实上榨取了许多人的人生。

男人面对压迫时写的文章会被登上教科书和试卷,赞颂勇气,女人面对压迫时写的文章就是小作文,上不了台面。
左翼自由男,痛骟尔蛋,取下窥探,蛋中何物?
是为嫉妒。

一个怪圈:使劲动员本科毕业生考研,要求他们穿上“孔乙己的长衫”,等到这些人毕业了,又鼓励他们“脱掉长衫”,这一穿一脱,是让中国青年表演脱衣舞吗?

小默这篇还击史航的长文中,还有一点让我非常受震撼——这还是第一次,我看到一位女性用清晰有力的文字,彻彻底底地消解了父权语境里被用来褒奖女性的那个极具迷惑性的“飒”字。
我曾经有很多年,迟疑于是否要变成一个所谓“飒”的人,然而似乎总有什么阻碍着我,让我无法表现得那么“爽快”——我迟疑太多,审视太多,注意力更多地指向内心,容易冷场。
此刻,我终于再也不对此感到抱歉了。
现在看清了,那个“飒”字所意味着的“大大咧咧”,是让父权制量产的那些男人们可以肆无忌惮地讲话,不担心会“冒犯女性”;而所谓的“不拘小节”,则是让他们可以无所谓何种举止(包括动手动脚),甚至还得不在钱上让他们感到“吃亏”;至于是否还能足够懂得照顾“面子”,当然实际上就是让他们不需要扪心自问是不是在迫使对方或其他女性“迎合”自己了。
女性就算是天性外向开朗,也不可能处处让那些男人满意的,甚至这样的女性还反而会让他们感到有攻击性、被看轻。他们欣赏的那种“飒”,并不是一个女人可能天然具备的性格,那是后天各种忍辱、自我洗脑、虚与委蛇、虚张声势,忍着他们一口一个“哥们”,陪着甚至帮着他们“泡妞”,才能赢得的可怜的“徽章”。
感谢小默让我明白了到底什么才是勇敢强大的女人。去你们爹的“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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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姐:送分题,男人说:”这样我不敢和女人开玩笑了”,只说明他平时的言行和性骚扰者差不多。这么说的男人不少,说明性骚扰者数量庞大,而且极度脑残,缺乏逻辑思维和自省意识,才会照镜子一样看到其他骚扰犯的话还不觉得自己是同类。

你觉得史航已经够有权力了,但你看张高丽性侵彭帅,可以在一瞬间灰飞烟灭,杳无声息。

刚刚豆瓣友邻提醒,史航性骚扰(也许涉嫌强奸)的第十三位受害者出现了,但不是她本人站出来,而是她当时的男友。从描述来看,是程度相当严重的性侵:
zhihu.com/question/598525742/a

受害者之后因为这段经历严重抑郁,目前情况未知。
证据非常有说服力,是当时闯入受害者所住酒店房间的史航的身份证和钱包照片。
请原谅我一时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真相越来越可怕。大家去看吧,也请多平台多多传播。

#史航性骚扰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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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背德,如果一个男人不诚信,其他男人大概率不会打算与他合作;然而,如果一个男人性骚扰,其他男人大概率还是会与他继续合作,更别提面对女性故意讲黄段子这种性骚扰,几乎成了某些男人合作的基础。只有当性骚扰的男性被大众揭批名声扫地的时候,其他男性才会停止与他的合作。那么,问题来了:到底哪种因素才是促使停止合作的决定性因素呢?很多时候,根本不是性骚扰,而是名声扫地,才是促使男性停止与性骚扰者停止合作的决定性因素,几个月过后风头过了,该合作还是继续合作。很多男性嘴上也谴责性骚扰者,但真实想法是,在商言商,私德与商务合作是两码事,而且不应该揪住不放,要给性骚扰者改过自新的机会。这种想法非常具有迷惑性。并非是说人不能改过,而是这里存在明显的双重标准:如果一个男人被坐实了不诚信,是不诚信的惯犯,这些人还会认为要给“不诚信者”改过的机会吗?还会在几个月后像无事发生那样继续与此不诚信劣迹者合作吗?显然不会。但如果他的劣迹是性骚扰,那就还可以合作,要给人家机会。也就是说,对性骚扰之恶的轻视是深深扎根在父权社会下男性的内心的。因此,反性骚扰是童子功,男性需要从小接受反性骚扰教育,小学男生撩女生裙子、拽女生辫子这种事都应当受到更加严肃的惩罚,而不是提醒“不该欺负女生”就算了,应该从小培养男孩子对性骚扰者的排斥和鄙弃。如果从小欺负女生的男孩成为被其他男孩殴打的对象,性骚扰的减少才有希望,然而现实中往往是相反的,欺负女生的男孩反而会成为一帮子男孩中的焦点,这其实都是在为它们长大成长掌控社会资源后相互袒护做演练。掀女生裙子,就是在为长大后偷拍、偷窥做演练,拽女生辫子,就是在为长大后闻女性头发、舔女性耳朵做演练,在一起偷偷摸摸分享欺负女孩的乐趣,就是在为未来在饭局上冲女性讲黄段子做演练。在性骚扰的演练阶段,我们的教育不能及时防微杜渐,就会一代又一代再生产出性骚扰犯,前仆后继,薪火相传,绵延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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