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朱为马 @[email protected]

A股暴跌如果能持续，反倒是好事，毕竟能吓退一些新韭菜。就怕韭菜们把这理解为“倒车接人”。甚至更糟，过阵子看到又涨上去了，在更高的位置接盘。但是我悲哀地预言一句，指望这轮人造牛市刚露头就被几个连续大跌憋回去，也是有点太过乐观了。一方面是圣上已经点过头，各部门真真假假也得陆续给自己加戏（给唱多提供物料）；二是唱衰的声音都被清理干净了，已经酝酿到位的社会情绪很难迅速扭转。上下这么一配合，必然会有更多散户进场。总之我现在是特别同意周小平同志的观点的，A股不涨反而是好事，因为既然（在体制不变的前提下）绝大多数人在A股挣不到钱是肯定的，所以当然是进去的人越少越好。可是但凡放几个消息有几个大涨，乌泱乌泱的该死鬼一定是更好的良言也劝不住的。所以结论是：A股持续不死不活，才是国民之大幸。

【copy】

我也知道反复提“买卖小黄书判十年”很烦。

但是这个没有实际伤害任何活着的人的案子能判十年，校对都要判四年，

真实伤害虐待折磨摧毁了现实里活人的案子，那些真正穷凶极恶的犯人，那些实际上掠夺了剥削了超过100w的经济犯罪，却都比这个案子判得轻，甚至轻太多了。

这不可笑吗？不让人愤怒吗？

所以我还是要反复提。在每一个让人觉得耻辱的轻判面前反复提这个参照值。

因为让司法蒙羞、变得可耻的不是我们。是做出这些可耻判决环节上的每一个人。

秦晖老师有个讲座我特别喜欢，反反复复听了好几遍，叫《自己对自己负责任的历史观》。秦老师在反对历史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的时候，讲过这样一句话，深以为然：“如果我们未来注定充满光明，那么我们就躺在地上睡觉就好了，如果我们的未来一定是万劫不复，那么我们的努力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明天的中国搞不好，那不能怪孔夫子，也不能怪马克思，而只能怪我们自己。”这个观点是支撑我对抗无力感和虚无感的有力支柱。
努力不一定会有结果，努力也不一定会立即带来改变。但是至少，我可以把我的目光从这个庞大而杂乱的世界中暂时转移回我自己的生活上，改变不了环境，我先做好我自己。保卫不了现代生活，先至少保卫我自己的心智，再尽我所能的稍微改善一点身边的小环境。我想，这就是秦老师说的“自己对自己负责”吧。
虽然我感觉到我正在节节败退，但是我希望我能够尽可能晚一点投降。就酱。

疫情开放前，上级发文调整防控方向，但是顾忌面子，文件说得含糊不清，各级政府揣摩着上意执行，各有各搞，结果是部分先转向开放的地方被迫回归严防死守。

上级被逼得没办法，只能再次发文，明确全部防疫措施撤销，撕破脸皮，摆烂开放。各地又手忙脚乱进入下一个比赛环节：抓阻碍交通、物流、人流、经济流通的。

这次经济大刺激，股市成疯牛，但涨没几天又暴跌，也是跟疫情开放一样的翻版。明显大老板已经认怂，决定大放水救经济了，央行已经领命，也做了表率。

但是各职能部门根本就没有准备，也吃不准该放多大水，只能试探着按照“固本培元”的惯性出一些不痛不痒的政策，比如10月8日十点的发改委发布会，除了一堆屁话，啥都没说，给股市浇了一盆凉水。

接下来，怕只能等领袖意志再明确传达，各职能部门得到授权才能跟潘功胜一样下几剂猛药。

当然，有效无效，那是另外一码事，就好像疫情开放之后，医院人满为患，布洛芬一药难求。

才知道马龙赛后采访也翻车了，说年轻女孩是饭圈，男士是单纯比赛氛围，哈确实不该对体育生有滤镜，没有这些年轻女孩们乒乓球贵的要死的门票谁买啊，觉得年轻女孩让你不舒服了可以退役。乒乓球没有过激男球迷是因为他们素质高吗，不，是因为他们不会给你们花钱。

有时候一想到男人搞色情是骚扰偷拍跟踪侵犯总之各种祸害女活人，而女人搞色情是幻想男纸片人（然后男人行政拘留女人牢底坐穿）——就会很强烈地觉得男人和女人根本不属于同一物种，而是分属捕食者与猎物。这俩物种之间的关系比我和我公寓门口下水道里住的浣熊一家子还糟糕——我肯定不会吃它，它也不会无事咬我。想明白了这一点后我看整个（由男人定义的）人类文明就宛如看浣熊用垃圾码出的迷宫，图个乐子得了，何必认真呢。

这次CIA以间谍罪起诉的五个留学生，都是密歇根大学的，应该他们的本科都是上海交大。交大有一个密歇根学院，是联合培养的项目，非常有名的。我在上海读高中的时候，都是全年级分数最高的人才能保送进去，更何况是非上海的生源，肯定更难考。这几个学生也是可怜，这样千军万马独木桥一样读书考试出来，未来在美国坐牢，然后遣送回国，共产党肯定也不会饶了他们，这样一辈子就毁了。我可以想象他们有可能是粉红，但也是领事馆派一些人把他们忽悠了去做这种事。太年轻，完全意识不到风险，就被利用了。这真是做了耗材。工科生有很多都是这种。智商是在线的，读书也刻苦。但是没有时间读课外书，涉及到政治时想法非常幼稚，所以很容易的就卷进漩涡成了牺牲品。

中国的历史教育不说是完全欠缺的，也是接近毫无意义的，举个例子，所有人都知道1937年发生了伪旗事件（我不知道这对现代除了仇恨有何意义），却不知道（尽管历史书上两件事情可能都写了）入世后的市场冲击和国家的经济模式转移使得传统重工业基地花果凋零——没错，与下岗潮同时发生的是港资华侨投资设置作坊式的工厂并在东南沿海地区大量招聘农民工（所谓廉价劳动力）进城，正是经济模式的转换和市场的骤然打开，让东北重工业的产出无处可去，才出现了朱镕基说的“人浮于事”的现象。
类比一下今天，今天国企改革不可能出现同样原因的下岗潮，意味着中国没有东南的压力，内生财政压力是不一样的逻辑机制。
而这长期被倒果为因地说成铁饭碗下人不干活吃大锅饭——真正吃字面意义大锅饭的人民公社时代，你见过谁敢不干活砸铁炼钢，或者大家可以问问50或70年代（文革初期大概的确是比较特殊的阶段），曾在被认为铁饭碗金饭碗的城市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或政府工作过的老人，能不能只吃饭不干活？甚至加班都是存在的。虽然没有开除的压力，但是作为全部社会关系都在“单位”中的人，一次通报批评就够受了，更何况铁饭碗不好得到，没有哪个规定说消极怠工不能处罚。

【每日空谈误国】
日子特殊，我就不谈什么具体的事情了。
今天从维基百科上找了一些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共总书记的资料给大家做参考。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国家主席有哪些人呢？这些人有什么遭遇呢？
在1949年至1954年，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个职位，只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唯一担任这个职位的人是毛泽东。
在1954年至196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有两位。第一位是毛泽东。在1957年，主席的职位由刘少奇担任。
1968年至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缺位，由副主席代理职权，此时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人是宋庆龄和董必武。
1975年至1982年，宪法中不设置国家主席一职，其部分职权由全国人大委员长行使。
1983年后至今，国家主席分别是李先念、杨尚昆、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

在担任这个职位的人物当中，除了刘少奇的遭遇比较凄惨之外，其他的人物大多有惊无险。
但”国家主席“这个职位本身的遭遇其实更值得思考，作为名义上的国家最高领导职位，在1949年至今75年时间里几经波折，有时候不设主席，有时候主席又是最重要的职位，这也折射出中国政治比较“富有变化”，比较“有活力”的一面。

另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这个职位从中共建立时就有的，从1921年1945年，担任这个职位的人有：
陈独秀（八七会议后被免职，后被开除出党）
向忠发（被捕后处决，据说被捕时叛变）
王明（被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打倒，剥夺实权，建国后在苏联养病，不再回国。文革中被批判为“机会主义头子”）
博古（被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打倒，剥夺实权，后来在空难中去世）
张闻天（在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后失去职权，文革中被批斗）
此后一直到1982年，中共没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代之以“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一直到1982年才重新设置“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82年至今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有：
胡耀邦（八六学潮后辞职，对其去世的悼念引发了六四事件）
赵紫阳（胡耀邦辞职后代理总书记，六四事件中反对使用武力而被软禁直至去世）
江泽民
胡锦涛
习近平

对比作为虚职的国家主席，担任总书记的人当中遭遇意外的人明显更多，在10位总书记当中，失势下台的有6位，其中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张闻天受批斗，赵紫阳被软禁，胡锦涛被人从会场上架走。

谨以这些资料，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吧。

今天听一期播客，听到台湾的矿业法修正的过程，觉得很有意思。
比如参与修法历程的嘉宾就说，台湾的矿产开采必然会对自然环境产生一定的破坏，此外台湾还有很多原住民（其实光听到这三个字作为大陆人就已经很羡慕了），矿业开采其实是在破坏他们的生活环境。所以他们当初也是希望改变这种现状，对开矿企业几乎毫无约束的采矿加一点约束。
但嘉宾又说：自己采取这些行动的同时也在思考，最后的结论是：他们的目的不是取消和打倒矿企。理由也很明确。因为矿企也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利益也有一定的正当性。
举例来说，这些矿企生产水泥。水泥也是很重要的民生物资，它是一种价格很便宜但又大又重的商品，这种商品如果从外国进口是非常不划算的，就算把矿业转移到国外，其实也是在祸害其他国家的民众，台湾必然要自己开矿，自己造水泥。
如果说对这些矿企采用一种粗暴的道德攻击，说他们破坏生态环境理应取缔，或者要求他们一定要满足严苛的环保标准、不然不允许营业……总之，如果修法的结果是完全站在环保团体和原住民一边，对矿企非常严格的话，也不一定是好事。
比如，过于严格的环保条款可能会让小型的矿企无法生存，因为也只有大型、超大型的矿企才有财力去满足这些要求，而如果这样的法律出来，这些大企业就不用经过市场竞争就自动吞噬了小矿企的市场份额，这不是变相制造垄断了吗？
还有矿企对经济的贡献，对就业的贡献……这些如果被一棍子打死，那制造的亏空又有谁来承担呢？
所以在呼吁矿业法修订时，他们的要求也不是打倒企业，而是要求法律要公平地对待企业和原住民，要求企业满足法律规定的环保和人权要求。

我在听到这种思考的时候，想到了《三体》。
《三体》其实是一本很聪明的小说。作者刘慈欣作为娘子关发电厂的工程师，多少也知道环保人士对电力行业的批判。
也许出于某种无意识，《三体》中的阴谋家伊文斯就被设定为一个【极端环保主义者】，对人类破坏环境的厌恶演变成了反人类的彻底仇恨。在前期史强对ETO阴谋活动的描述中，也有”拍了一堆反科学的大片，一堆人抛弃科学技术拥抱青山绿水“的设定。
在刘慈欣看来，环保与和平、人权之类的议题一样，本身并不是错误，但如果在某些更重大的议题面前不让路（比如“人类的生存”），就迟早都会发展成某种反科学甚至反人类的邪教。
这种说法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在某个前提下其实是正确的。
这个前提就是”政治权力完全不受约束”
我们复盘一下伊文斯对人类完全失望的那个场景就明白了，叶文洁去找伊文斯，发现伊文斯继承了石油佬爸爸的千万遗产，来到中国的农村植树拯救候鸟，但他种的树却被当地希望发财的农民当作免费的木材大批砍伐。
面对这样一个场景，伊文斯和叶文洁的不同反应是很有趣的，叶文洁觉得这件事很过分，要找主管部门管一下这些乱砍滥伐的农民，可伊文斯却觉得无论怎么阻止都没有用，这些砍树的农民说明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就是无药可救的。
但我们再复盘一下这个场景就会发现不对劲的地方。
如果这个故事发生在美国，伊文斯要种树，多半要自己买土地，而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树被人砍了，他完全可以报警，警察会处理他的财产损失。不管他种树是为了救候鸟还是拿来劈柴，他都有这个自由，没人能干涉。他自己不报警，却将自己的树被人偷砍视为“人类没救了”的证据，不是很滑稽么？
但在中国，因为他没有土地，土地上的财产也不属于他，所以他种的树被砍了，也完全得不到社会的任何补偿与救济。但为什么农民要砍树？不还是过去反右跃进文革的那几十年饿坏了、穷怕了么？
乱砍树的“刁民”和对环保事业失望的环保人士伊文斯，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都是失权的。然而伊文斯却将本应谴责的对象从“不管事的中国政府“强行扩大到“整个人类”。本来就非常偏颇。
其实在这个场景当中，叶文洁作为一个中国人比资本家的大少爷伊文斯更准确地理解了问题的本质（财产权和土地权利），真的非常滑稽。
这种滑稽的根源是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私有产权问题和土地国有化的问题非常敏感，刘慈欣只要写了小说就出不去了嘛。
说白了，也还是专横的政治权力扭曲了人的认识。

政治权力不受约束，也不能被拿来做一个议题作讨论的情况下，房间里就只会剩下想发财的贫困农民和愤怒的环保主义者。
双方都觉得自己的立场完全正确，由于看不见那个专横的权力，也会觉得对方不可理喻，是一种人类恶的化身……
甚至，如果我们接受刘慈欣那个完全掩盖了极权政体的“逻辑”的话，你还真能跟中国互联网的网民共情，认同他们对环保团体（还有人权团体、学者、律师、女权主义者、动物保护团体等等）的某种根深蒂固的敌意。

举个例子好了。中国政府在华北农村推行“煤改气”，结果是2017年冬天就有华北农村的老人被冻死了。
由于政府隐身，问题当然要算在环保团体身上了：都怪这帮人蛊惑了政府，政府真听了他们的忽悠，要追求什么他妈的煤改气，现在冻死了人，他们当然很高兴了，因为他们本来就仇恨人类，要把人类消灭干净去维护地球……

《三体》真的很适合拿来了解中国，只要你牢记“这本小说的逻辑是极权社会里衍生出来的”这个大前提就完全OK

播客链接：
https://youtu.be/O6QiJXkYreU?si=vDbAQFRiY4ARidwR

所谓“历史垃圾时间”，并不是一潭死水，而是根本问题没解决，导致无论怎么折腾，大趋势上看都是一路向下。比如你看日本股市这个长达二十多年的下降曲线。硬要说的话，中间也有不少能赚30％左右的机会。但你又不是上帝，垃圾堆里捡到宝还不划伤手，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个过程里折腾得越狠，摔得也就越重。这个原则不但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国家。或者说同样是“垃圾时间”，越是在垃圾国家，过程就越是大起大落刺激得很，表面上反倒不像是垃圾时间了。日本好歹是个正常国家，有兜底系统而没有圣上，所以这条线大体是平稳往下走。而我们是既没有兜底系统又有圣上，小民想要搏一把圣上想要挣口气，上下这么一激荡，大起大落一定会无比刺激。你看最近就少有人讲“历史垃圾时间”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意味着很多人的棺材本，已经快要被扫起这个垃圾时间里当耗材了。

作者提醒了我。我也一直是这个看法：在司法严重不公、且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越是严刑峻法，越是“国家该严管了”，越会对权贵更有利，而让被统治者更遭殃。盖因前者干什么都可以完全不受法律惩罚，而后者举手投足都会触碰那张密不透风的法网。

正如法家治国的真·大秦：一边是陈胜吴广迟个到都要被杀头，一边是赵高把秦始皇的遗嘱当擦屁股纸也无人追究，还能举着法律的大刀杀皇子杀公主乃至杀秦二世本人。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11913.html

回想起来，当下的大放水，和当年的大解封，还真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为它们都有如下四个步骤：

A，不惜一切（屁民）代价，死撑阶段。
这在22年，是清零封锁；在24年，则是“固本培元”and“不搞福利主义养懒汉”。
为什么拿人命当沙袋，哐哐丢去填海，也要死撑？因为这关系到包帝最爱的某些“社会主义优越性”、“算政治账”。诸如“人民听党的话、服从指挥”（所以它们居然有脸、有胆要求全城屁民不准出门，饿死活该），又如“人民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所以它们在经济崩盘失业率高企的时候，还坚决不给屁民发钱纾困）。包帝认为，靠这些，就能交出比西方民主自由邪路更好看的答卷，证明它是对的，证明社会主义好。

B，画大饼阶段。
这在22年，是“国产疫苗”；在24年，则是“新质生产力”。
包帝再蠢也心知肚明，A阶段的人命填海模式，没法永远撑下去。所以它寄希望于某个天降祥瑞魔法棒，Biu一挥，就把问题彻底解决。正如，它在3年大封锁期间曾经幻想过的，再坚持封锁一段时间，就能搞出国产疫苗彻底征服新冠；正如，几个月前，它曾经幻想过的，“新质生产力”能解决你国的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

C，矛盾激化阶段。
这在22年，是白纸运动；在24年，则是越来越糟的经济形势，和愈演愈烈的民间暴力行为。

D，溃坝式放开阶段。
这在22年是大解封，24年则是大放水。
当包帝发现，B画的大饼“国产疫苗”和“新质生产力”是屁用不顶的骗局，而C的白纸运动和官民冲突，已经威胁到它的宝座，它就不得不慌不择路地作出让步。这让步肯定是极其仓促的大撒把，没有任何国家政策该有的配套设施，因为包帝认为这根本就是大溃败，是它和党向错误路线的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