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人就是好吃懒做/又懒又坏”的刻板印象/歧视除了刻意引导,还有一个成因是“用自己的生活环境去解读他人的生活”。
鲍曼在《工作、消费、新穷人》里非常简洁明了地解释了这一点:
第一个是工业化初期,大量农民进入工厂务工,工厂主抱怨他们经常性迟到不准点,认为这就是农民比城里人品德低下的例证。然而这和时钟的使用有关:农村不是城里那样看着时钟生活的地方,农民下田种地不会有“早上七点整开始”这个念头(也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同理还有农村人随地吐痰的问题:农村都是土路,痰很快就被砂土掩埋住了,不成为一个问题;然而城市都是柏油路水泥路,这就成了问题。
中产阶级对底层的“没有长远目光”也是类似。
这一点在Why we shouldn’t push a positive mindset on those in poverty这篇文章里讨论得很细致:
“要有长远目光”、“要存钱为未来打算”这些想法是和“生活环境稳定”、“生存资源充足”的环境认知相匹配的。但在一个动荡混乱的环境里,这样的想法并不能帮助人更好地存活下来。
https://psyche.co/ideas/why-we-shouldnt-push-a-positive-mindset-on-those-in-poverty
最后再补充一个对温带地区的人觉得热带地区的人“懒”迷思的拆解。在热带居住过的人就知道,白天就有那么几个小时是太炎热没法干活的、一年就有那么几个月太热/太多雨因此地里种什么都不长的,和温带那种整天整年都可以做事的环境非常不一样。温带的人觉得唯一能解释不干活的原因只有“人懒”,但不是这样的。
在简中,是否有权做一件事,判断标准是很实在的:做了,不用承担后果,就是有权,就算法律上说没有,也是有的;做了,需要承担后果,就是没权,就算法律上说有,也是没有的。比如,法律上说,任何人都无权把你从房子里赶出去,但是如果有人来滋扰你,报警也没用,反抗要坐牢,你就知道这些人背后是谁,也知道自己的权利是多么虚无。居委会也是一样,它当然无权限制你的自由,但它就是这么干了,你能怎样?报警的话,再涌来一群大白,他们会帮谁?童之伟教授说了一句他们无权这样做,得到的是表彰还是禁言?生活在简中,这都属于传统智慧。当然,现在连传统智慧都不如,因为传统智慧至少还知道“借人头一用”——耽误送医致人死亡的,不让回家引发舆情的,解封之后总得处治几个吧?连这都没有。现在真的是,连装都不装了。
@moon 从2020年疫情开始,从来不看短视频的我就开始关注短视频平台上的“外籍媳妇”群体,这才发现北方甚至远到东北农村都有那么多东南亚女人。他们很多人是通过“婚姻介绍”这种看似自由的形式嫁到中国,但出发点基本都是因为自家贫穷,以为来中国可以工作挣钱,给娘家改善家境。
其中一个黑龙江某农村的越南女孩,才二十多岁,大概十八九岁嫁给这个去越南娶老婆的老公,老公比他大十来岁。她来了中国才发现这里这么冷,而老公家里那么穷,还有残疾的公婆,老公还酗酒,但已经没有办法了。
她在视频中表现出的是一个非常聪明、活泼、语言天赋和情商都极高的人,她的口头禅是“我是一个不跑的越南媳妇”,所以一年多就成了平台的大网红。她在线下也努力工作,东北的大冬天站在街头吆喝。终于攒出了给娘家盖房的钱,而攒钱给娘家盖房改善生活好像是每一个通过婚姻中介外嫁的越南女性最基本的溯源。
直到大概半年前,她带着钱汇到了越南,说给娘家房子,她也真的直播了盖房过程,直播自己帮娘家做小生意。直到有一天,她终于说,她要退网。网友纷纷骂她,“看,越南女人还是卷钱跑了”“越南女人不能要”……但我真为她开心,为她能在20多岁时看清现实,果断脱离不幸福的婚姻。
她家在越南南方,一个自然风光优美的地方,她才20多岁,能干、聪明,又漂亮,她的人生才终于开始。
“新疆小偷”传说的现实基础,很大程度上是84年出台的“两少一宽”政策造成。两少一宽即: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少捕少杀、从宽处理。这个政策的影响,我家里1988年的儿童画报(面向小学中低年级),已经有意识地在纠正可能传到儿童耳朵里的传言,登了一篇维族同胞和各族人民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抓汉族小偷的故事。可见一斑。两少一宽后来广受诟病,我认为它实质上体现了对其他民族的歧视,放弃教育在前、纵容过错在后,坑害了一批少数民族的同胞,加深了各民族之间的偏见和敌视。90年代和00年代初,北京确实有行窃的新疆团伙,切糕的半抢半强卖,我和同学都碰到过。其中比较搞笑的是切糕那次,我们遇到了典型模式即一群新疆哥们一人骑一个三轮车,说切糕4块钱一两实际切下一块至少两斤,几十上百块钱对当时的学生来说是巨款,我当场就意识到我们被坑了,但同行的四川同学,虽然家境也并不宽裕,但因为性格随意,根本没有感觉,欣然付款,后来还跟我说她觉得切糕很好吃又去买了一回
男性不发表性别议题就当是自己人 女权不发表耽美议题就当是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