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朱为马 @[email protected]

生活在中国就是好像委屈一下都能活，不就是每天用棉签捅你嗓子吗你让他们捅不就好了，不就是下载反诈网络言行聊天记录被监视吗你不要说什么做什么敏感的不就好了，不就是有屏蔽词会审核吗吻戏删掉用谐音代替不说会被屏蔽的话就好了，不就是每天出入公共场所要扫码吗你扫一下就好了……问题是，凭什么，凭什么人要平白受这些委屈，凭什么要该忍下这一切，就因为“来都来了不就委屈一下吗你服从就好了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当出头鸟做和别人不一样的事”的心态中国人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今天能用棉签捅你嗓子明天就能用刀捅你肾，今天监视你一举一动明天就能把你无理由囚禁在监狱里，今天屏蔽一些词明天就能让一些活过的人和发生过的事凭空消失，因为一开始看似利他主义的“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其实是统治者用到最极致的利己主义话术，只有做不一样的事当出头鸟的人越多这个社会才会更好。

金像獎2016年把最佳電影頒發給《十年》，引來《環球日報》點名批判並被中國全平台禁播。今年最該得獎的香港電影是哪一套所有人都知道，但是沒有人敢公開說。從那年開始代表香港電影的金像獎就慢慢死掉了，像《十年》裡預言的一模一樣死掉了。光彩奪目地死掉了。香港電影的未來和《香港自由電影宣言》相關，與金像獎從此了無瓜葛。

将此图送给TL上过于热爱反思自己的友邻们！

“知识改变命运”没错，但中国人错在把会做题当作有知识，网络上大把二十多快三十的人还在拿中学思政课本用语解读国际形势，对于他们来说考卷上的答案就构成了全部世界观，一切路径都能够用考试打通——在这种机械思维驱动下活着的人谈何理解人性，又怎么可能会看到不公平与苦难的根源，他们只会反复疑问“为什么自己努力刷题就有回报的机制不像高考时候那样起效了？”

“被男人睡过就会知道男人的好。”

存

啊，那个红色朗读亭让我想起ccp建党100周年，有个也是类似朗读亭的封闭空间，让党员进入其中对党说真话，然后吧，还真有个天真的党员居然说出了心里所想的话，结果被当局约谈了，我记得清清楚楚地，现在这个红色朗读亭，我恶毒地揣测，这又是一种监视监听公民言论和洗脑公民的手段，进去其中，你说的话是完全有可能被记录下来的，万一你说了什么对ccp不好的话，哪天警察就找上门了。

生活在独裁国家，对于很明显用于洗脑的东西，尤其是政府免费提供的，最好留点心。

一个已经被炸掉的博主两年前的发文

看到有人在说种甘蔗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要看你怎么看谁跟自己是一个利益整体，也就是你认为自己跟谁是一个阵营，别人又是不是把你当做本阵营的人。比如真的出了什么事，你“呼吁一个国际的人道主义的帮助”是不是很现实。
先去搜一下《种桑误国》的典故吧
我也不解读，懂的人自己会懂。
不懂的，怎么说都不会听的。

本日清醒：“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这句话，不但是制造焦虑，简直是恶毒——说这话的人清楚得很，会被它打动的那些普通家庭，孩子早就输了。

同样的思想也见于《1984》中的《寡头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新生贵族绝大部分由官僚、科学家、技师、工会组织者、宣传专家、社会主义者、教师、记者和专业政治家所组成。这些人来源于领工资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的上层，由以垄断工业和中央集权政府所组成的贫瘠的世界造就，并团结到一起。跟旧时代相应阶层的人们比起来，他们没那么贪婪，更不易被奢侈生活所诱惑，更渴望拥有纯粹的权力，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对自己正在进行的行为有更清醒的认识，在镇压反抗方面更有决心，最后一个区别最重要：跟现今的专制比起来，过去的专制并非全力维持，而且缺乏效率。过去的统治集团某种程度上总受到开明思想的影响，对到处存在的控制不住的现象听之任之，只是关注明目张胆的行为，而且对他们的国民想什么毫不关心，甚至中世纪的教会以当今标准衡量，也具有宽容性。之所以如此的部分原因，是在过去，没有哪个政府能对其公民持续进行监视。然而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公众意见易于控制，而电影和收音机更在这方面推进一步。随着远程视像技术的开发，技术进步使得用同一台设备同时接收和传送信号变得可能，人们从此无法再过不受干涉的生活。在其他信息渠道都已断绝的情况下，任何公民，或者说至少是每个重要到值得被监视的公民都可能每天二十四小时处于警方监视之下，也二十四小时被置于官方的宣传声浪中。这样，不仅是完全服从于国家的意志，而且在所有问题看法上的绝对统一也史无前例地成为可能之事。

在五六十年代的革命之后，社会照例进行自我重组，分成上、中、下三个阶层。但是新的上等阶层跟以前的上等阶层不一样，他们并非依本能行事，而是知道怎样做才能保住地位。他们早就认识到寡头政治最稳固的基础是集体主义。财富和特权如果被集体拥有，捍卫起来也最为容易。二十世纪中叶进行的所谓“消灭私有财产”运动，其实意味着财富集中到了比以前少得多的人手里，不同之处是新的财富拥有者是个集团，而不是许多单独的人。从单独个人意义上说，党员除了很少的个人财产，别的什么都不拥有，但在集体意义上，党拥有大洋国的一切，因为它控制一切，并以其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置产品。革命之后那些年里，它几乎未遭反抗就获得了这种主宰地位，这是因为整个过程都以集体化为代表。一般人总会设想，如果资本家被剥夺财产所有权，社会主义就肯定随之而来。毫无疑问资本家被剥夺了财产，包括工厂、矿山、土地、房屋、运输工具——他们被剥夺了一切。因为这些不再是私有财产，那就一定应该是公共财产。作为源于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英社，沿用了社会主义的措辞，实际上也执行了社会主义纲领的主要部分，结果既是提前预见的，又是蓄意导向的，那就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变成永久性的了。」

@xihuhan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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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网友们利用公权不分青红皂白，也不顾是否合情，合法，合理，仗着自己是“所谓”的民意，狂欢着猎杀没有背景的人。体验到这种快乐后，如今想去动一动有背景的人，才发现自己原来自己什么都不是，就更破防了。

好棒的比例值得大家一起来欣赏🤭🤭🤭@board

维稳，当然不只对中产有效。但是维中产的稳，效费比一定是最高的。片儿警打个电话就能吓死你。我很好奇，现在每年都一万多亿维稳经费（香港有学者测算2019年超过1.3万亿），以后大家都是失信人了，去他妈的中产梦了，这个数字得翻到多少？一万多亿维稳，一万多亿军费，一万多亿外援，还有将近十万亿的转移支付，中产越来越少，谁来扛鼎？

关于“上面的政策是好的，只是下面执行有问题”，1953年关于北京拆牌楼的一段对话，很有意思。当时郑振铎说，如果要拆，最好是由中央决定。啥意思呢？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要拉我去隔离可以，拿文件来”。吴晗的回应也很妙：“全国的事情请求中央决定”，也就是说这事情不用请求中央。那么，不用请求中央，所以拆牌楼就是民主讨论决定的吗？也不是，因为这是中央的精神。是中央的精神，又不用请中央决定，这就是吴晗作为副市长的觉悟了——精神的落实如果处处都要请求决定，那岂不是事事都要中央背锅？那还要我们这些下面办事的人干嘛？要不说都是学者出身，凭什么人家是副市长，其他人就只是专家而已呢？吴晗这中国史读的，才真是读到骨子里了。

说起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也真是惨，在跟权力讲道理的时候，唯一能够运用的武器，就是权力自己编制出来的那套本身就不讲道理的道理。比如梁思成要维护北京的老建筑，跟讲这有多美，多有价值，自己也知道没用。所以他把苏联经验和一大二公搬出来了，一是说莫斯科的古建筑就保留得很好，二是说北京的各个机关在自己地头上对古建筑想拆就拆，是“土地私有”的观念作祟。这个画面的可笑与可悲程度，跟刘少奇挥舞宪法是差不多的，可能还不如。用郭德纲在《我要反三俗》里的话说：三俗是我用来打击别人的，别人打击我可不行。而在场的吴晗对此的回应，比郭德纲还霸道，他直接说：“专家不能以为自己的意见必须实现。”——想打着我的红旗反我？门儿都没有，可是你想让我把道理说圆？我也没这义务，我不理你这茬儿不就行了？

另外就是，掌握权力的人，经常会被误以为自己很聪明。即使是本来就很聪明的人，也会误以为自己比实际上的更聪明。而一旦因此种妄想，跳出权力话语的保护，想亲身下场比拼一下讲道理的功力，就很容易出丑。比如吴晗，本身就是史学大家，再兼北京副市长之高位，那真是风头无两。可叹没管住自己，还想偶尔露一小手给当年的同行看，结果就翻车了。在讨论要不要拆东西四牌楼的时候，吴晗说，那些地方都是“市”，是用来杀头的地方，有什么好重视的呢？结果当场被打脸：市与朝是并重的概念，在“市”上公开处刑，不是因为这地方不重要，而是因为这地方很重要！你说这叫吴晗面子上怎么挂得住？所以啊，当官就不要讲理，讲理就别想当官，也算是中国人应有的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