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朱为马 @[email protected]

山东籍老教授讲到饥荒：四十年代的饥荒，他的爷爷奶奶带着一大家族的人逃荒到某地，老人和孩子乞讨，成年男女打零工，大家都活下来了。当时某地，是日本人、国民党、土匪三方交火地带，但大家都平安活下来了。
然而六十年代的饥荒，却眼睁睁看着乡亲们一个接一个饿死。因为当局不让逃荒，所有人不得离开居住地，就地饿死。

看到首页在聊上山下乡。由于家庭原因，这事我可太了解了……
当时为什么让那么多城里青年去农村上山下乡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就业安排不了了。而那么多年纪轻轻的学生毕业即失业，这显然是个巨大的不稳定因素，于是就找了个由头把他们送到乡下去了。
那么，乡下人喜欢他们去吗？绝大多数是不喜欢的。有些知青确实有点才华，会在农村搞搞文艺教教书。但农民们不欢迎知青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知青要跟他们分工分。农民之后能拿到多少收入，几乎完全是由工分决定的。而工分往往并不是一个人干了多少活就有多少，而是一个生产队在某一段时期内或者某个项目上就那么多工分，分的人越多，每个人分到的就越少。
正常情况下，农村有它自身的生态。他们有拿全工分的青壮年劳力，还有拿一部分工分的老人和青少年，更老的老人和更小的小孩干脆不拿工分。而知青统统是青壮年劳力，个个要拿全工分，实则是减少了农民的收入。何况城里去的知青，多半很长时间都都干不好农活，却偏偏要一样分农民的工分。农民能喜欢，那才怪了。
而且，知青说是青年，其实很多都还很小，十六七岁的大有人在，还有更小的，一群半大孩子，到了农村人生地不熟，人家农民常常需要照顾他们。谁愿意莫名其妙担这种责任呢？当时有些知青本身就在农村有亲戚，那么就投亲靠友，大家沾亲带故，自然会更愿意照应他们。但多数是国家硬性摊派的，当时的农民比较老实，国家让接收，那么就接收。但要说人家有多愿意，受了多少益，那真没有。
所以，说白了，农民是在替国家无法让城里青年正常就业背锅。

香港社运后的4年，许多随处可见的文宣已经从街头消失，在我的心里，没有渐渐模糊，反而越来越清晰和深刻。
第一句是“Free is not free”，自由不是免费的。你对自由的渴望是否比得上当年抛头颅撒热血的共产党员。你究竟为自由付出了多少勇气，时间，才智…
第二句是“各有各做”。有的做军师出策略，有的搞宣传媒体，有的上街示威，有的钻研技术设备，有的外交请愿境外施压，也有翻译，筹钱，捐献物资…每个人都在为共同的目标自觉尽不同的力。

我们的声音会越来越大的！

有的人确实没有心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时，华春莹曾经发过一条推，文字就是这句“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配图是喀布尔机场的美军警戒线，以及1975年美军狼狈撤出西贡时的照片。华春莹的意思当然是讽刺，然而她无意中戳中了一个事实，那就是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的真实含义，并不像它表象上看起来的那样霸气外露。恰恰相反，它是一种冷静的、精于计算的现实主义原则。只要真的是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就绝不会有我们熟悉的所谓“不惜一切代价”、“你死我活”、“寸土不让”之类的狠话，而是该退则退，该进则进，一切无非都是利弊权衡。这种英国气派的，算盘打得贼精的帝国主义，在每个环节上都可能显得很怂，但是整体力量上，却一定是辗压傻大黑粗的苏式霸权主义的。

如果俄乌战争最后的结果是俄罗斯吞并白俄罗斯，那才真是当之无愧的年度地狱笑话。考虑到今年有多地狱，这个荣誉是很重的。

t.me/Londonmyduty 电报群里今天伦敦protest的照片

只有3个人的上海最大食堂食品供应链综合服务供货商乓乓响（中国）有限公司向港交所申请上市

2022年前五个月，乓乓响在营业收入同比下滑的情况下，净利润却实现了同比50%以上的增长。

在2022年疫情最严重的近半年时间，乓乓响的毛利率几乎是2019年全年的两倍。

不只是后进国家向先进学习的问题，任何的分享和交流，只要有一方带着“你们是不是好人”和“你们是不是瞧不起我们”这两个问题，就基本上是废掉了。因为这都属于“诛心”之论，而一旦诉诸这种动机上的东西，谁不是虚伪又傲慢呢？其实最初美国人拿庚子赔款让中国人去留学，意思就是说“你们得学习一下怎样跟现代世界打交道”（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基本的方法论，而现代性在方法论上是相通的），这才是进一步交流的前提。而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到现在都没解决。这一百多年，真的都白废了。

求忠臣于孝子，求贤妻于粉红

骂豆瓣网友大尾巴狼的冯小刚润了，恐同的吕丽萍夫妻也润了。感觉有一丝吊诡，好像以往的纷争都是个屁。好观念坏观念之辨，无足轻重，无关紧要。冯小刚况且是政协委员，有一定政治地位，但其实不管政治坐标的左右，所有中国人的中国梦其实都是赚够了钱去西方世界美美地过一种有保障的生活。所有人视其他所有人为韭菜，这不是一片值得建设的土地。

有人说，中国人不爱参与政治，却爱参与政治运动。这确实很有道理，但却并不是转折关系，而是因果关系。正是因为民众无法参与政治，上层才有能力发动政治运动；正是因为民众没有正常的表达渠道，作为社会动物的全部热情，才会只能表现在政治运动里面。那些怀着神圣的使命感举报老师的小粉红们，就是这个令人绝望的局面的最好注脚。

“别以为你比我小20岁、30岁，咱们不是一代人。只要天安门城楼上还挂着毛主席的画像，咱们就是同一代人。”

在此间生存已经很不易了，没有正确或者不正确的抗争方式，不去加害别人是底线，不参与就已经是抗争，被逼参与服从性测验但保存心里的怀疑和不屑也是抗争，剩余的就不要互相指点说这做的不对那应该做得更好了，漫漫长夜，大家互相扶持，路难走，多保重，皆平安

👇也想起了端上韩大狗老师「北京四通桥抗争：“有声音”比“大多数”更有质的意义」里互为印证的这段话：

张洁平说，从大陆出来的人很难真的相信自己能改变些什么。她说她刚刚来到港媒的时候也一样，不理解为什么同事相信自己的一篇稿子就真的能让某个议员下台、让某条法案得到修改。可她渐渐发现那些都是真的。（那时候是真的。）她说很多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也是一样，很难改变这种从小形成的心态，所以走到哪里都留下了不关心社会政治、有些冷漠自私的印象。

就好像一只青蛙被放进一个全封闭的塑料大棚里，无论多么努力地去爬，爬多久、爬多远，都没办法出去。久而久之，谁还会白费力气。这甚至不是一个“值得不值得”的问题，而是：谁还承受得起白费力气。

妙不可言，恭喜《使女的故事》达成辱华成就。

利维坦最大的悖论在于，执政根基明明不来自民意，却对民意胆战心惊。你想，强大的国家机器本足以暴力压制任何形式的反抗，为何偏偏视人民一言一行如芒刺在背？

从这个角度看就会发现，利维坦的意识形态其实是脆弱的，因为它的前提必须是“绝对”。正如霍布斯所定义，“个体把绝对的权力交托一个绝对主权者来保障安全”，但也正因如此，“绝对权力”必须披着“绝对的民意基础”作为合法性外袍，容不下半点少数和例外。

与西方“多数授权”的民意不同，利维坦的民意合法性是（也只能是）个抽象的概念，一个符号化的统称，因为民意一旦被量化（即便结果是大多数支持）也就能勾勒出权力的边界。只有彻底的、毫不含糊的绝对拥护，才能支撑绝对的权力。

这也解释了爹为何从不试图捏造民意调查来为决策背书，只笼统地声称自己代表“中国十四亿人的心声”和“全体中国人意愿”，因为“绝对统治”的合法性本就经不起量化，只能来自形而上学的“绝对整体”。对反对声音的忌惮，不只因为害怕群众力量，而是反对声音本身的存在，哪怕是零星的微弱的，已足以打脸利维坦绝对权力背后的“绝对整体”。

不少人解读“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却忽略了这句的重点既不是“江山”也不是“人民”，而是“就是”这个绝对等式。要保江山一点都不能少，就容不下人民一点的不和谐。从里到外、上到下的“大一统”才能保你爹王位千秋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