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朱为马 @[email protected]

传播平权思想（中）

（上）的主要内容是人不仅需要独善其身，也要相善其群。每个人参与留心政治，谈论政治。“政治”说白了就是大家的事，公共的事，你我的事。谁回避政治，不谈政治，谁就将自己作为集体中一员的自治权利让渡给政府和政党。

在当下的中国，传播平权思想的本质是在提醒一个公民作为人，作为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正在被侵犯。

所以，这也好理解为什么维权人士，上访人士，女权主义者被视为政府的眼中钉。你留意到自己的权利，有了一点点权利意识，再进一步就会搞明白究竟是谁在侵犯和打压自己的权利。

我虽然实践得多，但我明白所谓的经验也只是提高传播的效率。做不到让所有人马上接受这一想法。

我能做的只是“传播”，播种下去，离开。至于是不是当下让人领悟，以后有所启发，还是无用功，不是我最关注的。但熟能生巧，还是有规律可循。（下）会进一步说明。

有人总在乎“策反”马上有用，说几句被打叉，别人不当回事，就心灰意冷，这种心态大可不必。传播公民权利是一件履行公民责任的事。如果你把这件事当作公民的责任，“It‘s my duty”，即使当下付出得多，回报得极少，自己付出得多，回报的是社会有不同的声音，甚至有禁言炸号的风险，那就甘心去做。当然，做不做，完全是你的自由。

在提醒对方“喂，政府在侵犯你”时，你很可能在动摇对方整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作为中国人，从小被引导党国政民一体。被教育爱国就要拥护共产党，政府为人民服务云云。其实要动摇的是这个人背后多年的，成系统的意识形态。

更别提政府有一系列诸如“有国才有家”，“下面执行的问题，上面的初衷是好的”等等话术。这些话术要拆也需要知识和理论武器。劝人重新思考自己和政府，政党，国家的关系，无异于告诉人你在铁屋子里，劝人离开邪教。

邪教拥有国家的信用做背书，又有一套全中国神学专家千锤百炼得来的简单实用，口口相传的话术护教。而且邪教已经先入为主了。

在拥有“厉害了，我的国”的信念下，许多粉红更是把安全感，价值感，归属感寄托在邪教组织上，相信爱国教的教主。和这个组织有共命运的依存感，把利益也寄托在国的强大上。要动摇原来的信念甚至会产生巨大的认知失调和精神不适。我猜这是很多觉悟的人政治抑郁的原因。其实不是所有人都想面对真相。

你真的看重真相的价值吗？你传播公民社会的价值有什么优势？你凭什么挑战这一切？有什么实用的方法呢？

多年以后，中国人很可能误以为“习得性无助”是一个源自中国的概念。毕竟很容易望文生义地以为那是一个姓氏。

关于“从对方的理解力出发”这一点有多重要，有个特别切题的例子。就是在很多人各种分析，涛哥众目睽睽之下被粗暴架出会场，是不是一种特意安排的公开羞辱时，蔡霞评论得特别实在——应该不是特意安排的，很可能是因为现场记者其实都离得挺远的，而他们根本不知道现在的长焦高清有多厉害。

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常识:

我们的中小学生这么累，不是因为学得太多了，而是因为他们为了高考进行了太多无意义的重复训练。

——实际上，我们的学生根本不是学太多，而是学得不够多。如果把我们的学生现在的垃圾时间用来学习新知识，有多少新东西可以学！

如果我们的学生都能受那种教育，国民素质会多么恐怖？不过这也就随口说说罢了。中国人的福报就是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空耗光阴。

笑死，好像很少有人意识到，“无症状感染者”意味着“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
大家都还挺信核酸是真的在做核酸呢。

纽时这篇文章大意是说，社交媒体时代的大规模抗议，由于缺乏“传统的行动基础建设”（比如政党组织和行动纲领），再加上社交媒体本身可以被政府利用以“制造足够多的怀疑、分裂或对痛苦的麻木冷漠”，所以是更难成功的。这个观察大体是对的，但它在解释框架上有一个前提性的错误，那就是在长期极权统治的国家里，“出现大规模抗议”这件事，并不是统治的终点，而是“终点的起点”。因为（正如文章里提到的那样）真正能带来改变的，永远是有组织的反对派，而这样一些人敢于（无论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存在，都意味着他们相信体制的统治力并非无所不能。也就是说，什么时候极权统治无法让人相信它无所不能，它的终结之路也就开始启动了。就此而言，“出现大规模抗议”，是一个再清楚也不过的信号。这也正是为什么尽管成功率极低，但是极权统治者仍然会不约而同地将“群体性事件”视为死敌。总之，如果你提出的问题是“大规模抗议是否能够成功”，那么答案几乎是彻底悲观的；但是如果你的问题是“大规模抗议对极权统治意味着什么”，那倒还能看出几分希望。

https://cn.nytimes.com/world/20221011/iran-protests-haiti-russia-china/

防疫政策最让人恐惧的，是它和秦制两千年的传统太贴合了，也和改开前的那套社会管制思路太无缝衔接了，所以几乎不可能不加码，几乎不可能不常态化。普通人的聚集和流动，一直以来都默认是需要官方授权的，甚至直接就是和权力级别挂钩的。稍微放开一点，其实也就是这几十年的事。现在把它收回去的冲动，几乎是写在基因里的。唯一的制约因素，也就是全国性的财政破产风险了。可是如果经历过上山下乡的那代领导人把心一横，说“老子当年不也过来了”，你还真拿他们没辄。

在听不明白最新一期，采访在伦敦自己的学校里贴海报的小姑娘。这个女生说到自己看到四通桥事件的时候非常震动，以泪洗面，我就想，我似乎对中国发生的事情已经没有这么大的人道主义情绪波动了。当时看到震动是震动，感动和无力感也很多，但是那么大的情绪波动真的是没有了。但是对伊朗的革命却没有这种感觉，我今天看新闻里面演伊朗的小女孩因为抗议被警察杀害，电视上播放看起来只有十岁的小姑娘并排走在街上挥舞着摘下的头巾，我坐在电视前默默流泪。
跟男人探讨了一下，我觉得这种情绪可能跟是不是中国的运动没有太大关系，而是伊朗的事情对我震动太大了。作为一个左派女的queer，当听多了民主自由的口号，看多了男性领导的革命用女性作为牺牲，看多了网路上男反贼的嘴脸，我非常明白大概率，哪怕得到了所谓的民主自由，我依旧是个二等公民。我当然深信民主自由，但是看了太多好听词语背后撕下来的肮脏，我很难不产生怀疑。更何况，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想推翻大的压迫，却又想在小环境里压迫别人。所以我很难再这样的情况下再对这些事情这么激动，我看多了谎言，我发现解放总是别人的，我累了。而伊朗的革命不一样，今天在搜伊朗小女孩抗议的照片的时候还看到很多评论说到伊朗革命的独特之处是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女性发起，由女性领导的革命。包括她们的口号也是women，life，freedom，然后推翻独裁着。所以看到她们，在看到这些多随时准备牺牲我的谎言后，我好像看到了真的公义，我流下泪来。

郑州富士康大逃亡，真的很难评价。一方面，你可以说这是一种过激反应。甚至可以说，在一个绝大多数都是青壮年的厂区实施封闭管理，造成内部集体免疫的即成事实，倒也不失为中国模式下的一种逐渐放开的折衷之道（而且几乎是唯一的办法）。但是另一方面，你也不能苛责这些人，因为“阳过”这件事情在中国意味着什么，只要不是真外宾就都清楚。这里的死结是，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矛盾相对缓和的时期，我们既没有建立一个福利保障体系，也没有建立一个能让上下沟通互信的共识体系。前者经常被提及，后者强调得比较少，似乎不是太重要的事情，直到疫情出现才发现这很关键，但是共识体系比福利体系还难建立，绝不是临时抱佛脚的事情。现在窗口期已经过去了，说啥都来不及了。好在，我已经不再纠结如何解决这个死结了。肉食者谋之，你们自己去着急吧。

突然想到，如果是真诚的小粉红，现在就应该去叙利亚留学，这很可能是你日后精忠报国的进身之阶。你想啊，今圣老是念叨“更无一个是男儿”，啥意思？不就是怕大厦将倾的时候没人扶吗？可是你说这怪戈尔巴乔夫吗？也不是，因为真到大势所趋墙倒众人推的时候，翻盘是很难的。这么一想你就会发现，放眼天下古今，还真只有阿萨德做到了。想当年茉莉花革命多大声势？所到之处独裁者无不抱头鼠窜，只有阿萨德死战不退，把国家带入长达十几年的内战而且至今看不到头。不过这又怎样呢？位置保住了呀，在他们那个圈子里，这肯定是算成功案例的。所以你合计合计：现在去叙利亚留学，把他们是怎么挺过来的这套好好学到手，到时候时局有变，朝廷还不得专门派出五星上将詹姆斯下士来请你出山带兵打战？这还不够你得瑟的？

@Tuilindo 三毛的小說《滾滾紅塵》裡主人公說:外國人的政府都過來了，自己人的政府還怕活不成？最後她死於文革

山东籍老教授讲到饥荒：四十年代的饥荒，他的爷爷奶奶带着一大家族的人逃荒到某地，老人和孩子乞讨，成年男女打零工，大家都活下来了。当时某地，是日本人、国民党、土匪三方交火地带，但大家都平安活下来了。
然而六十年代的饥荒，却眼睁睁看着乡亲们一个接一个饿死。因为当局不让逃荒，所有人不得离开居住地，就地饿死。

看到首页在聊上山下乡。由于家庭原因，这事我可太了解了……
当时为什么让那么多城里青年去农村上山下乡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就业安排不了了。而那么多年纪轻轻的学生毕业即失业，这显然是个巨大的不稳定因素，于是就找了个由头把他们送到乡下去了。
那么，乡下人喜欢他们去吗？绝大多数是不喜欢的。有些知青确实有点才华，会在农村搞搞文艺教教书。但农民们不欢迎知青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知青要跟他们分工分。农民之后能拿到多少收入，几乎完全是由工分决定的。而工分往往并不是一个人干了多少活就有多少，而是一个生产队在某一段时期内或者某个项目上就那么多工分，分的人越多，每个人分到的就越少。
正常情况下，农村有它自身的生态。他们有拿全工分的青壮年劳力，还有拿一部分工分的老人和青少年，更老的老人和更小的小孩干脆不拿工分。而知青统统是青壮年劳力，个个要拿全工分，实则是减少了农民的收入。何况城里去的知青，多半很长时间都都干不好农活，却偏偏要一样分农民的工分。农民能喜欢，那才怪了。
而且，知青说是青年，其实很多都还很小，十六七岁的大有人在，还有更小的，一群半大孩子，到了农村人生地不熟，人家农民常常需要照顾他们。谁愿意莫名其妙担这种责任呢？当时有些知青本身就在农村有亲戚，那么就投亲靠友，大家沾亲带故，自然会更愿意照应他们。但多数是国家硬性摊派的，当时的农民比较老实，国家让接收，那么就接收。但要说人家有多愿意，受了多少益，那真没有。
所以，说白了，农民是在替国家无法让城里青年正常就业背锅。

香港社运后的4年，许多随处可见的文宣已经从街头消失，在我的心里，没有渐渐模糊，反而越来越清晰和深刻。
第一句是“Free is not free”，自由不是免费的。你对自由的渴望是否比得上当年抛头颅撒热血的共产党员。你究竟为自由付出了多少勇气，时间，才智…
第二句是“各有各做”。有的做军师出策略，有的搞宣传媒体，有的上街示威，有的钻研技术设备，有的外交请愿境外施压，也有翻译，筹钱，捐献物资…每个人都在为共同的目标自觉尽不同的力。

我们的声音会越来越大的！

有的人确实没有心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时，华春莹曾经发过一条推，文字就是这句“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配图是喀布尔机场的美军警戒线，以及1975年美军狼狈撤出西贡时的照片。华春莹的意思当然是讽刺，然而她无意中戳中了一个事实，那就是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的真实含义，并不像它表象上看起来的那样霸气外露。恰恰相反，它是一种冷静的、精于计算的现实主义原则。只要真的是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就绝不会有我们熟悉的所谓“不惜一切代价”、“你死我活”、“寸土不让”之类的狠话，而是该退则退，该进则进，一切无非都是利弊权衡。这种英国气派的，算盘打得贼精的帝国主义，在每个环节上都可能显得很怂，但是整体力量上，却一定是辗压傻大黑粗的苏式霸权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