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朱为马 @[email protected]

我早就不会酸同龄人的学业、薪资这些东西了，但是看到台湾上映这样的电影，我嘴里塞满了柠檬，眼睛流出的都是柠檬汁

四川省委曾多次发出突击抢治肿病的通知，要求各地把病人集中起来治疗。各地利用中小学教室、祠堂，牛棚建立临时病房。1961年3月，省委除害灭病办公室报告说，全省已办起临时肿病医院27005个。已集中治疗病人952000多名。
但是，这些所谓临时医院条件极差。一是缺医少药。涪陵县黄旗公社集中了600多名肿病人，不分重病轻病，一律吃大锅煮的草药。荣县有些临时医院，病人集中了10多天后，没有药吃。二是经费不足。有的公社医院垫付资金，连工资都发不出，南充县95个公社，有42个公社医院发不了工资。农村医务人员70%－80％都集中治疗肿病，没有业务收入。病人大量集中以后没人管理。有的临时医院管理不好，接连发生事故。合川县永兴公社在半个月内就发生6起烧伤和跌伤事故，烧死3人。
江北县仁睦公社中建大队医院集中了病人158人，只有一个医生，而且生病卧床，三个护理员不懂业务。医院没有菜吃，没有开水、热水，冬天病房没有烤火，病人也没有药吃。
江北县石坝公社六耳大队医院集中了172个病人，只有8间病房，30多张病床。只好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地铺上，地铺上草很少，30％的病人感冒，没有燃料，有的病人长时间没有洗脸洗脚。
涪陵县明家公社医院收有63个病人，其中重病人53个，不懂医务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兼院长，两个医生中一个原来是会计，两个护理人员中一个是11岁的孤儿。病房臭气难闻，连护理人员也不愿进去。
涪陵五马公社医院粮食不足，病人上顿不接下顿，经常断炊，没有菜，以盐水代菜，每天都有病人死亡。病人住院后工分挣得少，粮食分得少，出院后生活下降，加剧了饥饿和死亡。
芦山县清源公社芦溪大队的临时医院，病人自己做饭，缺炊具、缺柴烧，20多个病人用一个洗脸盆轮流做饭。雅安天全县大坪公社住院88个人，两个月后，死亡33人，转重的4人，没有改变的16人。省委副秘书长周颐在雅安考察时看到不少肿得很严重的病人，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医院治疗，他们说：医院条件很坏，在那里死得更快些。金堂县五星管理区的肿病医院是牛棚改的，清洁卫生没有搞彻底，臭气难闻。病房没有门，四周没有墙，90％的病人睡地铺，铺草很薄。有的病人没被子，白天还喊冷。广汉县金鱼公社医院院长黄某，把活人装进棺材埋掉。

“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
粮食集中到食堂，不准社员在家里做饭，使干部拥有一个令人致命的权力――社员的吃饭权，也为干部们侵吞公物和生活特殊化大开方便之门。群众吃稀的，他们吃干的，群众吃菜，他们吃肉，群众吃一顿肉，他们吃几天肉。
公共食堂炊事员掌握了勺把子的权力，这是直接分配食物的权力。汤汤水水的大锅稀饭，见了顺眼的勺子沉底一捞，就吃得多一点，见了不顺眼的皮面上一划，清汤寡水几片菜叶。炊事员还可以半夜三更煮好的吃，往家中输送救济。这样重要的岗位，一般落到干部亲属或亲信头上。
在饥饿中，干部多吃多占是普遍现象。省委检查团的一份报告中说，长宁县桃坪公社12名总支委员中，有贪污挪用行为的有9人，占干部总数的75％。全公社干部中有贪污挪用、私分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0％以上。他们对社员可以任意惩罚，社员无法监督他们。什字区严海臣等5人私分黄谷14000斤，中坝管理区主任张吉臣一人就贪污粮食3000多斤。他们将贪污的粮食大肆挥霍。社员说：“我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东西都被大嘴乌鸦吃光了。”大足县土桥公社有不同程度多吃多占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7.9％。小河大队支部书记蒋某1961年为父亲祝寿，办了20桌酒席，请了160人，吃掉集体粮食100多斤。后给以撤职处分。1962年复职后，又办干部小伙食团，共吃掉大队提留粮800多斤、国家供应社员的粮食400多斤，还拿300多斤回家。碾盘大队53名干部1962年1到8月就多吃多占粮食1661斤。社员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干部经常私下“打平伙”、“加餐运动”，还把粮食、糖拿到家中。群众说：“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社员面黄肌瘦，干部肥头大耳”。
各地治肿病的临时医院是干部搞特殊化的场所。由于政府对这类医院供应一些红糖、粮食等，很多干部及其亲属以病号名义，冒领补助粮食和糖。干部利用这个机会多吃多占，还把上级供应给病人的红糖、粮食据为己有。江北县石坝公社有92名干部没有病虚报为病人领取补贴，还有137名干部家属、亲戚报称“病人”领取补贴。此外，医院的院长、保管员、护理员、炊事员、运输员、勤杂员贪污尅扣病人的供应物品的现象也比较普遍。在涪陵县明家公社医院，病人看到粮店供应的100斤面粉被医护人员分了。各地医院病人普遍反映，国家供应的黄豆、红糖，他们都没有吃到。

以下摘自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只准讲“疫情”，不能说饥饿
人口大量死亡，全国各地统一口径称“疫病流行”，不能说饥饿所致。1959年5月23日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宣教动态》以“为什么肿病继续上升”为题报道，“据卫生部报告，入春以来，肿病又有上升趋势，涉及面也较广。从今年一月到目前，在山东、河南、江苏等11省、自治区共发生肿病105.5万人，死亡6700多人。其中以山东省最为严重，1月至4月14日，发生肿病病人77.9万人，死亡618人，仅4月1日至11日，就发生肿病病人17.3万人。其次是河南省，从1月到4月20日，发生肿病15.3万人，死亡2000多人。”这里没有提四川和安徽，因为这两个省当时盖子捂得很严，外界不知道。
这篇报道分析肿病发生的原因，第一，因口粮紧张，群众以为吃盐可以增加力气，每天吃盐1两以上（正常日需3钱），因吃盐过多，引起代谢障碍发生浮肿；第二，食品单调，长期间未能调节，脂肪、蛋白质严重缺乏或不平衡；第三，去年发过肿病未能根治，今年复发；第四，原患有慢性病、贫血、身体虚弱、年龄大，肠胃不好。
1960年春天，正当成千上万的农民死于饥饿的时候，3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中说：
卫生工作，这两年因为忙于生产大跃进，有些放松了。现在应该立即抓紧布置，抓紧总结经验，抓紧检查、竞赛、评比......中央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并且一定要于1960、1961、1962这三年做出显著成绩，首先抓紧今年的卫生运动。

马克思当年说：“当利润达到300%时，甚至连上绞刑架都豪不畏惧。” 他老人家可能怎么也想不到，如今有一群人，打着他说的这句话将资本打倒了。紧接着利用手里的权力，巧立名目地进行着权力寻租。资本要达到300%的利润，尚且需要成本，要冒很大的风险。而权力寻租起来，毫无成本，搞个封控就能明目张胆地买卖自由出行的权利。而风险呢？可以说没有。出了事有整个国家暴力机关帮忙捂嘴，最后实在抱不住了顶多罚酒三杯，或者请另一伙人来唱双簧——天降“青天大老爷”来主持公道，找个替罪羊，最后丧事喜办，收获又一波民心。
好想再问问马克思，当利润变得无穷大，还不用承担上绞刑架的风险时，人会变成怎样呢？

看到那么多跳楼的新闻，联想到在大饥荒的年代，也是无数人把自己的生命变成一个数字，才能换回一句“我们确实是走了一些弯路”。在没有投票权的地方，极少数人能够用脚投票（润掉），绝大多数人只能用命投票。

复习老港片，看到周星驰的龙在天涯，里面还有李连杰和利智。年轻的李连杰有一种未经人事的处子气质，非常质朴单纯，常常显得羞涩。但绝对不是傻，只是天真烂漫。周星驰不做夸张表情的时候看起来已经够憨了，放在李连杰身边就被反衬得精明又油滑。

说起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去香港打拼的大陆男武星身上总是很容易出现这种处子气息，初出茅庐的赵文卓和吴京也是一样。是一种属于小男孩的，没有见过钱和世面的，有心眼、但还没来得及学复杂和学坏的气质。

而这群小男孩到了大都市，没过几年立刻成为一群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劣根性于一体的爹。李连杰在2000年左右就已经爹相毕露了。吴京因为之前一直混得不好，有些潦倒，直到战狼横空出世才抖了起来，才开始爹声爹气。而赵文卓因为一直没怎么翻身的缘故，身上的爹味多多少少还收敛着，直到这两年老来翻红才开始爹气外露。

结论是清秀会武功的小男孩还是不要进城比较好（。

中共的党课洗脑党员：如果放弃党的领导，中国就会像苏联解体，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党员也遭人白眼。

这是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错得非常离谱：
世界上成功民主转型的国家多了去了。不肯民主甚至会沦落到齐奥塞斯库的下场。

为什么切格瓦拉是恐怖分子？

因为通往地狱的大门是用最理想主义的善意铺成的。

他不贪污，也不允许其他革命者过得富有，属下有金手表都要捐出来。他要求人民道德生活无比“纯洁”，凡违反革命道德者，一旦发现统统关进“帮助生产的军事单位”。

他搞土改公有化，卡斯特罗连自己的土地都拿出来，最后大家都吃不饱饭。“格瓦拉说古巴工人不需要这种建立在报酬基础上的主人翁意识，而是义务和责任感。“物质动力”完全不符合“新人”的道德标准。在一次采访中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目的就是消除个人利益，用精神因素推动社会发展。”他要改造人性。

他有理想，所以到处搞革命，他永远是正义的革命战士，却不给任何人反对他的权利。他被称为自由战士，但所作所为只是在消灭自由、抹灭人性。

比起那些独自享乐的宗教狂热分子，这种理想主义者，才是最恐怖的恐怖分子。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history/foreign/gewala.txt

[cp]郑州的芝麻官为什么会在发布会上哽咽着提到错过女儿十八岁生日呢，这简直太合理了我的同胞们。他们想展示一些温情，让大家感受到人的味道：我们和你们一样，都是普通人啊，我们有着一样的喜怒哀乐。事实上他们已经体会不到真正糟糕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了，装都装不到点子上。他们以为能打动人的中产小悲喜，其实下沉不到任何人心里了。只能说，这些人脱离群众已经到了极致，他们活在精致，偶尔有冲突的都市情感剧里，以为我们也在那里面，其实我们活在下岗剧里面，云芳正在刷我们的饭盒[/cp]

这位说的太好了。街道的最小最底层的官儿，都能离地好几万公里。就跟小粉红们意淫外国如何糟糕异曲同工。

北京的很多社区正在排查有谁参与了北马。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搞笑，但其实也是一个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叫做“反向隔离”。比如说，外国首脑来访，总不能叫人家先隔离七天吧？怎么办呢？这就是见证中国式智慧的时刻了——让所有中方相关人员，在完成了接待任务之后隔离七天。也就是说，在本该隔离的人（因为权力）无法隔离时，就隔离本不该隔离的人，这就是所谓的“反向”隔离。北马的逻辑也是一样：马拉松是北京的面子，办还是要办的，但是你作为参与者（在办赛期间聚集）的特权，伴随赛事结束也就结束了，所以当然是该流调流调，该隔离隔离，并没有额外的特权。就好比那些接待重要外宾的服务员，责任就是让人家觉得一切正常。等人家回去了，你也要重新回到不正常的常态里。

之前看到过一个自诩进步男谈论职场性别歧视，发表了一则高论：女人在职场的首要弱势其实不是生育，而是女性大多强烈风险厌恶。废话，如果你从小连父母都不站在你身后，社会却要求你站在你男人身后，你也会风险厌恶。负责化解缓冲风险的人哪还能再去制造额外的风险？能把风险均摊甚至转嫁给别人是一种权力，无选择余地地、收益不对等地承接来自别人的风险则是被压迫的一种形式，望周知。另，虽然女老板数量占比较小，但我听说过的女老板坏账只有一例，是本来就抱着诈骗的心思，其她我自己的和身边同事同行的女老板客户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节没有坏账的，掌舵得比男老板稳多了。

坏逼们总能超出我的想象，呼和浩特母亲跳了楼，各物业紧急拔地钉，包头却学着给业主家门打地钉。这样买液压剪和消防斧也没用了，一旦有事根本没法自救。
这肯定不会是内蒙古一个地方的问题，相信我，这一定是一个很多地方都会采取的限制自由的措施。
跟朋友讨论了下这种情况一旦遇事是不是只能用速降绳从窗口逃生了，但又想到病人无法使用速降设备……而且普通人没经过专业训练，5楼以上使用速降绳还是有摔死的可能性。
已经把日子过成密室逃生和1984还有美丽新世界了。

中国男人真是劣等啊！（不好意思，我真的忍不住地图炮）
台湾给在校女生提供卫生用品，中国男网民的反应是什么呢？
1.呼吁男生去抢光女生的卫生用品
2.呼吁男生去敦促政府发飞机杯充气娃娃
3.大骂台政府教育经费不平等
4.武统台湾，留岛不留人，宁愿台湾不长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