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朱为马 @[email protected]

真外宾洋五毛都跳反了，而且意思说得很明白，很有代表性：1、我是想帮你们圆来着，但是你们烂事做得太过分了，真心圆不回来啊，就不能收敛一点吗？2、我是想说你们好话来着，但是你们对“好话”的理解就是跪舔——倒不是我不能跪不能舔，只是这样干是行不通的啊，咱就不能专业一点吗？

看到有金融机构分析说，虽然现在愁云惨淡，但是坏消息里的好消息是，至少所有的利空都已经摆在明面上了。唯一有可能的新利空是打台湾，但是概率不大。后一个看法我认同，但是前一个看法是有点问题的。正如那个著名的笑话所说的，有些痛苦就像π，重点不在数值，而是在于没完没了。就好比封控，你说它是新的当然也不对，每次都是那套东西；但是你说它重复吧，也不是，每一次都跟上一次不太一样。动态清零总方针就跟御用龙内裤一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松一点紧一点永远都在随时间地点而波动，这就是无限不循环小数的魅力。你说有没有新的利空呢？也没有，总归就是这档子烂事呗。但是你说利空是不是出尽了呢？也不是，因为总有些新板眼让你丧得再稍微瓷实一点。

去驱魔 道士看到大吃一惊：哎呀 你这是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啊

看到马泮艳用轻松的语气说出巫山政府还在盯着她，并且不断截图，她像是报复或者开玩笑似的说，“因此我要多发微博”。想轻松一点转移话题，配图是她和女儿然然的晚饭，一锅青菜火腿肠粥，肠切得很碎很用心，一看就是非常珍惜。但我真的控制不了自己，没办法冷静甚至于像一个好的旁观者一样冷峻地去讲述内心的悲伤。我想你能够很容易明白，你也许刚刚从朋友圈过来，有人同样分享了自己的晚餐图片，然后再看到这张，一个母亲为自己和女儿准备的晚餐，她一边忧愁一边饱含希望地活下去。但你还能做什么，点进她首页想为她转几条广告或买点水果，结果看到置顶的那条广告，大块纯肉香肠，或许她自己从未舍得吃过。两条微博就这样拼接在一起，赤裸地刺向这个社会一切道貌岸然。拯救你无耻的国家之前，能不能先拯救一个女人，拯救一个母亲和她的女儿。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在无数桩饥饿与贫穷的现实面前，所有说过的话、建立的信仰都变得可耻，也悉数崩塌，陷入自我的空洞状态，只剩下绝望，求生的本能，想要和所有在乎的事物一同活下去的本能，也只会尖叫着喊道：怎么办怎么办。到底该怎么办，还是相信终有一死是唯一的平等。

“全部精力要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要向打仗用劲”，这个说法与其说是杀气腾腾的，倒不如说是有点露怯的。首先从语感上说，这种句式不是军事统帅式的，而是办公室文员式的，不是在发号施令，而是在写材料。其次从语义上说，这暗示着之前并没有聚焦在打仗上，而现在不聚焦不行了，其实是有点着急的意思。结合俄军这半年多跌下神坛的拉胯表现，你就能理解这时候着急也是有道理的——俄乌战争的现实与之前预期的落差，使得西方开始思考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专制国家真实的军事实力，到底是账面上的几分之一？而这个反思一旦开始，就意思着中国以前放在谈判桌上的筹码全都要缩水。也就是说，以前能唬住人的账面实力，现在已经唬不住人了，这可不得好好着急一下吗？

墙内“知名反贼”邓艾艾还没有因性骚扰事件失去“公众地位”的时候，有人发出感叹，好像书写关于中国大地上的苦难的作者，都是接近邓艾这种出身的，来自小地方，历尽千辛万苦才获得高等教育获得知识，没有丧失良知的小镇做题家。但他们主要谈的不是这个，而是困惑于来自大城市的、更有可能谈论中国困境的一批人，为什么没有出现，没有写点什么。

最近突然频繁想起，内心隐隐有了答案，所谓来自“大城市”其实是指拥有更好的资源，这些人当中聪明的都太过于聪明了，他们可以选的也有很多，出国的出国，学金融学一切赚钱的东西，学艺术学一切自由的东西，当然会朝着最好的地方走，而这个地方显然不会在中国。留下来当然会聪明地闭上嘴，清楚地知道自己得到的一切是因为出身，不会像小镇做题家一样，以为冲破了一层，就还有其他层可以冲破。

我在微博上看到很多人，他们彬彬有礼，也有良知，没做过什么错事，住很温暖的房子，穿很好的靴子和大衣，谈论它们的做工和设计，偶尔也对政治发表看法，谈论俄罗斯艺术，谈论战争和女人。生活里的一切痛苦是抽象的，是偶然的尴尬。只有像马泮艳这样的女人，自己痛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还在不停地睁开眼睛看、不停地转发别人的苦难。

我总能看到女性讨论女性立场的对错。女性总体上来说确实是一个自省的性别，无论是出于历史因素还是生物因素，这我不懂。但我每次看到这样的，女性该不该卷入精英体系夺取话语权，该不该反叛，该不该传统，结婚还是反婚，生还是不生，离还是不离，该卷，该躺，该捂，该裸，该六点回家，该三点上街，还是该干嘛，我就会想，该啊。都该，我们该干一切。没人能告诉我们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女的应该可以说话，呐喊，沟通，观察，辩驳，咒骂，姿态，抗争，生活，权衡，咒骂，记录，放弃，思考，毁坏，抗争，改变，不变，呐喊，静默，爱，恨，活着，活着，活着，存在，最大化地存在。

这群体制内的中老年人，就别指望他们能有正常的思维了，一个个都以为是自己凭本事过上了如今的好日子，丝毫意识不到正是体制外普通人的努力工作带来的巨大经济增长，提供给了他们岁月静好嚣张跋扈的条件，骑在纳税人头上拉屎脸一点不红，怎么说，这才叫真正的本末倒置。

上海市民张怀文“对七天不做核酸就黄码”的规定申请政府信息公开。
答复是：该政府信息不存在。
哈！
来源：https://weibo.com/6365677187/MdWHfuQk6

《任何磨难都不是放弃生命的理由》这篇文章之所以让人暴怒，是因为作者真正的意思是，现行政策引发的任何苦难，都不构成反思这些政策的理由。这个逻辑你小时候一定听过：有人欺负你，你还手了，老师如果上来就说，任何情况都不是你动手的理由，他就一定是没打算帮你主持公道的。

笑死，居然和周小平达成了一致。很多过去大声疾呼的人，现在确实都在看笑话，因为这真的就是个（地狱）笑话。至于西方也不关心中国了，这也是真的。没确定你疯没疯的时候还会多问几句，现在都确定你就是疯了，那我理你干嘛？

新疆人室友家在乌鲁木齐天山区，今天聊起来，说他家那边足不出户的封控三个月里，反而基本上都阳性完了，他很多亲戚都阳了(我：什么特色群体免疫？)，数据都是假的，另外社区网格员工作人员也都阳了，换了七八波，隔离点的条件极差，饭菜从来都是冷的，另外似乎还有地点的区别，像他认识的汉族一般就隔离到学校宿舍，不去集中营。然后他讲新疆的负面事件基本都爆不出来，比如他亲戚的同事得了脑溢血去了四个医院都不收死了，直接烧了，亲人都不能见。封控太久，没工作的想逃也逃不出去，出疆遥遥无期。南疆那边据说更惨，有的没饭吃的想逃被赶回去，他讲前几天马兴瑞去哈密那边视察，就下指示，加上近沙漠地区安检，务必保证不让一个人逃出去#新疆故事

@Soitgoes 这是刚刚在群里看到，典型的“作文素材”，今天用了明天再用，事例不变情感更不变🙃

我早就不会酸同龄人的学业、薪资这些东西了，但是看到台湾上映这样的电影，我嘴里塞满了柠檬，眼睛流出的都是柠檬汁

四川省委曾多次发出突击抢治肿病的通知，要求各地把病人集中起来治疗。各地利用中小学教室、祠堂，牛棚建立临时病房。1961年3月，省委除害灭病办公室报告说，全省已办起临时肿病医院27005个。已集中治疗病人952000多名。
但是，这些所谓临时医院条件极差。一是缺医少药。涪陵县黄旗公社集中了600多名肿病人，不分重病轻病，一律吃大锅煮的草药。荣县有些临时医院，病人集中了10多天后，没有药吃。二是经费不足。有的公社医院垫付资金，连工资都发不出，南充县95个公社，有42个公社医院发不了工资。农村医务人员70%－80％都集中治疗肿病，没有业务收入。病人大量集中以后没人管理。有的临时医院管理不好，接连发生事故。合川县永兴公社在半个月内就发生6起烧伤和跌伤事故，烧死3人。
江北县仁睦公社中建大队医院集中了病人158人，只有一个医生，而且生病卧床，三个护理员不懂业务。医院没有菜吃，没有开水、热水，冬天病房没有烤火，病人也没有药吃。
江北县石坝公社六耳大队医院集中了172个病人，只有8间病房，30多张病床。只好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地铺上，地铺上草很少，30％的病人感冒，没有燃料，有的病人长时间没有洗脸洗脚。
涪陵县明家公社医院收有63个病人，其中重病人53个，不懂医务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兼院长，两个医生中一个原来是会计，两个护理人员中一个是11岁的孤儿。病房臭气难闻，连护理人员也不愿进去。
涪陵五马公社医院粮食不足，病人上顿不接下顿，经常断炊，没有菜，以盐水代菜，每天都有病人死亡。病人住院后工分挣得少，粮食分得少，出院后生活下降，加剧了饥饿和死亡。
芦山县清源公社芦溪大队的临时医院，病人自己做饭，缺炊具、缺柴烧，20多个病人用一个洗脸盆轮流做饭。雅安天全县大坪公社住院88个人，两个月后，死亡33人，转重的4人，没有改变的16人。省委副秘书长周颐在雅安考察时看到不少肿得很严重的病人，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医院治疗，他们说：医院条件很坏，在那里死得更快些。金堂县五星管理区的肿病医院是牛棚改的，清洁卫生没有搞彻底，臭气难闻。病房没有门，四周没有墙，90％的病人睡地铺，铺草很薄。有的病人没被子，白天还喊冷。广汉县金鱼公社医院院长黄某，把活人装进棺材埋掉。

“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
粮食集中到食堂，不准社员在家里做饭，使干部拥有一个令人致命的权力――社员的吃饭权，也为干部们侵吞公物和生活特殊化大开方便之门。群众吃稀的，他们吃干的，群众吃菜，他们吃肉，群众吃一顿肉，他们吃几天肉。
公共食堂炊事员掌握了勺把子的权力，这是直接分配食物的权力。汤汤水水的大锅稀饭，见了顺眼的勺子沉底一捞，就吃得多一点，见了不顺眼的皮面上一划，清汤寡水几片菜叶。炊事员还可以半夜三更煮好的吃，往家中输送救济。这样重要的岗位，一般落到干部亲属或亲信头上。
在饥饿中，干部多吃多占是普遍现象。省委检查团的一份报告中说，长宁县桃坪公社12名总支委员中，有贪污挪用行为的有9人，占干部总数的75％。全公社干部中有贪污挪用、私分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0％以上。他们对社员可以任意惩罚，社员无法监督他们。什字区严海臣等5人私分黄谷14000斤，中坝管理区主任张吉臣一人就贪污粮食3000多斤。他们将贪污的粮食大肆挥霍。社员说：“我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东西都被大嘴乌鸦吃光了。”大足县土桥公社有不同程度多吃多占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67.9％。小河大队支部书记蒋某1961年为父亲祝寿，办了20桌酒席，请了160人，吃掉集体粮食100多斤。后给以撤职处分。1962年复职后，又办干部小伙食团，共吃掉大队提留粮800多斤、国家供应社员的粮食400多斤，还拿300多斤回家。碾盘大队53名干部1962年1到8月就多吃多占粮食1661斤。社员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干部经常私下“打平伙”、“加餐运动”，还把粮食、糖拿到家中。群众说：“社员饿得光骨头，干部吃得肥油油”、“社员面黄肌瘦，干部肥头大耳”。
各地治肿病的临时医院是干部搞特殊化的场所。由于政府对这类医院供应一些红糖、粮食等，很多干部及其亲属以病号名义，冒领补助粮食和糖。干部利用这个机会多吃多占，还把上级供应给病人的红糖、粮食据为己有。江北县石坝公社有92名干部没有病虚报为病人领取补贴，还有137名干部家属、亲戚报称“病人”领取补贴。此外，医院的院长、保管员、护理员、炊事员、运输员、勤杂员贪污尅扣病人的供应物品的现象也比较普遍。在涪陵县明家公社医院，病人看到粮店供应的100斤面粉被医护人员分了。各地医院病人普遍反映，国家供应的黄豆、红糖，他们都没有吃到。

以下摘自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只准讲“疫情”，不能说饥饿
人口大量死亡，全国各地统一口径称“疫病流行”，不能说饥饿所致。1959年5月23日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宣教动态》以“为什么肿病继续上升”为题报道，“据卫生部报告，入春以来，肿病又有上升趋势，涉及面也较广。从今年一月到目前，在山东、河南、江苏等11省、自治区共发生肿病105.5万人，死亡6700多人。其中以山东省最为严重，1月至4月14日，发生肿病病人77.9万人，死亡618人，仅4月1日至11日，就发生肿病病人17.3万人。其次是河南省，从1月到4月20日，发生肿病15.3万人，死亡2000多人。”这里没有提四川和安徽，因为这两个省当时盖子捂得很严，外界不知道。
这篇报道分析肿病发生的原因，第一，因口粮紧张，群众以为吃盐可以增加力气，每天吃盐1两以上（正常日需3钱），因吃盐过多，引起代谢障碍发生浮肿；第二，食品单调，长期间未能调节，脂肪、蛋白质严重缺乏或不平衡；第三，去年发过肿病未能根治，今年复发；第四，原患有慢性病、贫血、身体虚弱、年龄大，肠胃不好。
1960年春天，正当成千上万的农民死于饥饿的时候，3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中说：
卫生工作，这两年因为忙于生产大跃进，有些放松了。现在应该立即抓紧布置，抓紧总结经验，抓紧检查、竞赛、评比......中央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并且一定要于1960、1961、1962这三年做出显著成绩，首先抓紧今年的卫生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