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舆论风向急转弯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们这套宣传系统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它的特长是渲染恐惧,反过来要宣传一个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太过紧张,画风就会变得特别奇怪,而这是有内在必然性的。
比如现在推“记者感染新冠后亲身讲述”,明显就是为了安抚恐慌情绪的一轮宣传,结果翻车了。为什么呢?因为宣传就要有故事,故事就要有细节,而细节容易出事故。在大家都苦哈哈的时候,对于无处不在的特权是特别敏感的。你敢说“没什么大不了”,大家就会质疑你是不是有什么普通人不具备的有利条件。比如小汤山医院和关一般老百姓的方舱之间肉眼可见的区别,比如在医疗挤兑时期住单间这种天龙人级别的待遇,比如大家都在排长队抢药的时候能喝上布洛芬冲剂……这些细节,在一个正常社会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对于有点关系和背景的人而言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在一个不正常社会的普通人看来,一定会处处都觉得不爽。
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必杀逻辑:除非这个现身说法者是像二舅一样的底层,否则无法逃过“你有特权所以才不紧张”这种指责;而如果真是二舅那么惨的人被当成榜样教你不要精神内耗,那这个榜样的不幸本身,又会变成新一轮质疑的起点。总之,要么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么是消费苦难,不可能有 别的结果。是的,他们完全掌握着宣传机器,但是好在还有比这套系统更高的存在,所以就算他们再聪明也免不了会翻车,这很令人欣慰。
有趣的是,对于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强调,首见于1991年《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这是对1986年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的回应,而正是在这个宣言里,联合国已经预判了人权问题会被如何歪曲解读。所以宣言特别强调两点:1、发展权不是抽象的,而是指每个人都能具体地参与到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各项活动之中并且享受其利益,而且这种发展是能让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获得充分实现的(第1条)。2、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是不可分割和相互依存的,发展权利的所有各方面都是不可分割和相互依存的(第6条和第9条)。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具体性和不可分割性呢?就是因为大家都不笨。稍微想一下就能预料到,一定有很多国家会一方面口头上承认发展权,另一方面又把它架空(让你赚钱就是让你发展了别扯其他的),甚至当成否定其他权利的借口(先发展了再说别扯其他的)。结果你看,千防万防还是防不住,果然这份1991年的文件,就是对于1986年的这种担心最糟糕的回应。
张东辉已被释放。
那个在北京的地图上画下我受够了的年轻人。
我们已经退守到了这个边缘:自由表达,关了三个月以后能被放出来,就好了。
白纸运动中还有很多下落不明的人。希望他们每个人的名字都能被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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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不发表性别议题就当是自己人 女权不发表耽美议题就当是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