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方脸在接受美国之间采访时透露了一个有趣信息:国安收买人的价码也就万把块钱。在知道他的收入远超这个钱之后就不提钱了,提啥呢?提“(如果合作)就可以自由回国居住(不抓你)”。果然如吴思所说,“合法伤害权”才是最关键的资源。对于这一点,法家最开始就想得很清楚:赏罚都很重要,但是罚比赏更好用(毕竟不用花钱嘛)。现在有个更文雅的说法叫“抓手”,本质就是“勒索式施政”,更直白点叫找“软肋”。海外反贼的软肋是啥?不就是不敢回国(而国内又有亲人)嘛。与其花大价钱收买,不如拿这种不要钱的承诺交换。反过来说,跟体制合作捞钱的为什么都是烂人呢?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是“拿钱办事打好这份工”的中立态度,全都是盯着在这个“合法伤害权”里分一杯羹。比如说,粉红大V真正的利益来源不是歌功颂德(这属于“打好这份工”的中立性质),而是狐假虎威到处乱咬。也就是在虎的默认/网开一面下,利用虎的“合法伤害权”为自己获得好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司马南毛星火,通过输出伤害获得话语权,再通过话语权挣钱。不那么典型的是胡锡进张维为,因为有体制内的身份所以不那么热衷咬人,但是总归是在挣“合法伤害权”这份钱,因为对手都被干掉了,所以他们才拥有了本不配拥有的声量和流量。
“对于婴儿来说,创造力可能看起来像是“把粪便搞得一团糟,或者为了享受音乐而延长哭泣的时间”(Winnicott,1971:92)。婴儿的创造力是体现的、自发的,并投入到其寻求快乐的行为中。对于温尼科特来说,生一个“好”孩子并不是目标。过于挑剔、道德或焦虑的父母可能会扼杀婴儿玩耍的自由。”
“温尼科特解释说,“服从会给个人带来一种无用感,并让人产生一种认为一切都不重要、生活不值得过的想法”(1971:87)。一个不欢迎但要求服从的环境会迫使孩子发展出他所说的“虚假自我”,即一种顺从社会要求但无法承认脆弱、悲伤、仇恨和恐惧的人格。”
“在顽皮的不服从中,想象力自由地表达自己,为谈判“真实的自我”创造了条件。鼓励婴儿找到真实的自我,他们更有可能成为能够自由表达和进行实验的成年人,并且更有可能重建一个令他们失望的世界。”
一个已经原子化的社会不会燃烧,只会粉尘爆炸。
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燃烧是有序的,爆炸不是。燃烧是有迹可循的,因此也是有可能中途阻断的,但爆炸不是。
很多人都忽视了中国历史上的惨痛经验,事实上,每次改朝换代时期,由流民转化而成的暴民制造出的无组织、无目标、无顾忌的破坏狂潮,才是“天街踏尽公卿骨”的主力。
中共一直在极力防止民间形成组织,因为中共一直担忧民间组织会成为群众运动的基础,而群众运动会引发政治危机,会威胁中共的统治。在这个方面,中共投入了巨量的本钱,花费了无数心血,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但对民间组织严防死守的结果是什么?是迫使民间抗争只能以无组织形式呈现,迫使群体抗争只能以非理性的、情绪宣泄的形式出现——乌合之众。
翻开中国史书,历朝历代都曾尝试过对民间社会、民间组织的打压控制。但没有一个朝代能成功避免自身的覆亡,能避免曾经温顺的臣民因逃荒逃灾化为流民,再在流离失所饥火中烧时变成暴民,变成象蝗虫一样劫掠沿途村镇,因手上沾血而无法回头的暴民大军。
而暴民,象蝗虫过境一样沿途劫掠沿途破坏的暴民,陷入非理性狂热情绪只剩下无意识本能的暴民,绝不是什么“群众运动”,因此也是一切用来防范群众运动的手段所无法防范的。
驱动人们陷入“乌合之众”这类具有巨大破坏力群体心理状态的,是远比理性更古老的本能,是曾帮助远古人类在部落战争中取胜的杀戮本能。
理性,作为后来才发展出的心理能力,在面对这种通常只用在生死决战关头的强大本能时,是无力的。
即使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群众运动,只要规模太大、持续时间太长,群众都有很大可能脱离组织者的掌控,陷入“乌合之众”状态,无法依照原定计划行动,无法“见好就收”,何况一开始就无组织无计划的行动?
在中共对民间组织、群众运动的严防死守之下,民间的抗争已经只剩下最后一种可能性。
2024年,会是民变频生的一年。
要寻找民变的主角,我们需要把目光投向长年游走于全国各地,身为底层生产者,生活在城市与社区边缘的农民工群体。
他们是新时代的流民。是和古代流民一样在自己的故乡无法安居乐业,只好到陌生的城市,依靠着当地的老乡、朋友甚至是城市中的陌生人给予的薄弱社会支持,在不稳定的工作岗位赚取不稳定的收入维持生计的人群。
和古代流民不同的是,他们陷入这样的生活状态已经很久了,久到他们中的多数已经习惯。
久到连统治者也已经习惯,已经忘记流民是离暴民多么近的身份,已经忘记来自农村却回不去农村,生活在城市却溶入不了城市,古称流民近称盲流如今叫做农民工的庞大群体,曾是推翻了多少皇朝的存在。
“无恒产者无恒心”,农民工有没有恒产?没有。他们不但没有恒产,没有编制,没有稳定的工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没有多少积蓄,甚至在漂泊打工多年之后,许多人身边也没有能牵绊他们行动的妻儿。
他们早就没什么可失去的。
除了如今还能让他们糊口的工作。
但随着经济下行,随着外贸订单的消失,随着供应链重组、生产线迁移,也随着财政亏空导致的伪中产消费萎缩,这些工作就要没有了。
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开始盯上过去由农民工占据的工作岗位。送快递、送外卖、做保洁、做保安。在抢占本城工作机会上,能依靠人情关系网的本地人当然有更多优势。
而农民工在保住工作这个方面更有一项天然的劣势。
他们要过年。
春运,是地表人类一年一度最大规模的迁徙活动。农民工需要在年节之际返乡,离开那些因户籍壁垒把他视为外人的冷漠城市,和自己的“根”短暂连接,吸收被称为“天伦之乐”的情感支持,也需要在故乡通过人情往来走礼交际来维护属于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就算不少人选择几年才返乡一次,绝大多数人总是需要过年回家的。
而对工作并不稳定的他们来说,返乡,通常意味着辞工,回城之后,他们会再找工作。
大部分农民工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习惯了回到城市就能找到工作。在改开时代,城市很少让他们失望。
但如果城市让他们失望呢?如果城市把原本属于他们的工作机会留给了城里人,对他们关上了大门呢?
在中共国的统计口径中,农业人口是不计入失业人口数量的。但这不等于农民工不会失业,更不等于农民工的失业问题不会引发社会问题。
农民工没有组织,但“找工作”会让他们聚集,会让他们在车站、人才市场抱团扎堆。农民工没有政治诉求,但如果你肯把“讨薪”视为他们的政治诉求,他们就是中共国维权经验最丰富政治立场最坚定的群体。
也别以为他们消息不灵通。越是工作难找,农民工之间就越需要频繁联系。他们实际上是敏感的,经济真相在底层的传播速度,远超官僚和学者的想象。
他们早已是比历史上的流民更成熟的反抗预备军。
在历史上,饥饿与绝望,曾把多少流民变成暴民。
他们不会挑战政权。
但他们会毁掉令他们无法生存的社会秩序,会试图让聚众抢掠获得“法不责众”的待遇。而这样的抢掠将成为漂泊在城市边缘的失业农民工群体新的生存方式。政府是无力与他们对抗的,只有掩盖,只会掩盖。所以在新秩序生成之前,你生活的城市,将以此为日常。
1950年代提出“四个现代化”,还算是条汉子——虽然干得一塌糊涂,但至少目标是客观、清晰、可量化、因此也是无法抵赖的。1980年代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虽然有点打马虎眼,但是考虑到主要是为了堵党内保守派的嘴,倒也不是不能接受。可是你看看现在这些词儿,什么“新质”生产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系列的定语,满满都是鸡贼,而且除了鸡贼之外啥都没有。你想啊,本来,生产力这个东西,不管是比较“全要素生产率”还是比高科技,都是有客观标准的,但是加了个你自己定的“新质”,那不就是你说了算?对外开放就更不用说了,当然是企业家说了算,不管中国外国的,觉得做生意限制多就是不开放,限制少或者没限制就是开放,这有啥好说的呢?可是加了个“高水平”,话语权突然就不在企业家这里了——你觉得限制多是吧?谁要你不是“高水平”呢?至于什么是高水平,那当然还是我说啥就是啥呗。最搞笑的就是这个“中国式”现代化,连“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这种爽文都不如,人家至少还知道“强大”是有客观指标的。现代不现代,敢情是中央说了算呗。你家有高铁,高铁就比飞机现代;你家有沙虫,骑沙虫就比坐高铁现代,怎么着都是个赢,妙啊。
正因为可以用“严防烧秸秆”的名义,合法支出干部餐费,以及可以不合法地讹诈烧秸秆的农民,所以,“烧秸秆”才会被严管。
微博上有明白人指出,舆论一边拼命报导“养老院护工虐待老人”,一边还以此为依据,宣扬家庭养老模式(这在某国这种吝于为国民提供社会福利、想方设法把照料职责甩锅给个体家庭的地方,尤其明显),这种宣传可能很糟糕也很危险。它的问题在于,把社会化照料的风险放大、乃至于妖魔化的同时,却对家庭照料中的虐待问题严重缺乏关注。
事实上,家庭照料中的虐待问题,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护工可以获得收入,且有休息时间;而家庭中的照料者,却往往不得不全天照料失能人员,还无法获得报酬。这当然使得后者更容易疲劳、心态失衡和绝望,认为自己的生活被失能亲属绑架,因此也就很容易导致打骂虐待行为。
PS:原博主有一点提醒了我:相比职业照料机构,家庭内部对被照料者的虐待行为,更难以被揭露和关注。养老院护工打老人耳光就可能成为新闻事件,而家庭成员只要还没把老人打死or打成重伤,就不会有任何人关注和干预。这种状况下,对被照料者来说,“家庭比职业看护机构安全可靠”是很不靠谱的,而且搞不好还恰恰相反。
国内的生活到底有哪里不好呢?我也不知道要怎么用一个词来说,经济下行也好政治环境变差也好都太抽象了,我出国之前的收入足够我过得还不错,而且理论上我也完全可以不关心政治,但是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一直围绕着我,比如说坐地铁的时候突然要查身份证,比如说随机点开一个新闻之后下面乌烟瘴气的评论区,比如每一个社交媒体上面的人说话好像都越来越刻薄,比如说公司领导突然像小孩子一样无端发脾气,看起来都是很小的小事,而且出国之后就碰不到吗--当然也不是,所以在朋友问我“国内哪里不好”的时候我除了经济和政治环境竟然也说不出什么来,但是只要想到这些时不时刺到我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以及经济和政治的问题会让这种类型的小事越来越多,我就更坚定要努力留下来的决心
最近明白了一点就是一个social group中最有话语权的人(俗称皇帝)的素质决定了这个group整体的素质,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素质较差或者道德水准较低的人在群体中取得了主导性话语权,那当中没主见的人很快就会被这类人同化,而思维意识清醒但习惯避免冲突的人也会逐渐倾向于默许这类人的行为,最终形成一种群体内部的规则怪谈,群体中性格弱势者很容易便会成为受害者。
上文说的素质差可以指很多方面,比如喜欢冒犯他人而不自知、好给他人扣帽子、霸凌他人、捏造事实、见不得人好、恶意揣测他人、双重标准等等。这些特质往往不会单独体现,一个让你明显感到不适的人会占其中至少2到3条。
而当你意识到这种劣等皇帝统治下的群体氛围令你产生不适了,我的个人经验就是大胆脱离它就好。不需要担心会因此与群体中你欣赏、交好的人失去联系,因为正常人不会被皇帝洗脑,会被洗脑的人也不值得继续交往。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永远警惕服从性测试。当某个人当众对你提出你认为不合理的要求的时候,请强硬地拒绝。因为不合理就是不合理,你如果接受了,对方非但不会感谢你反而会觉得你好拿捏,那便是霸凌的开始。
祝大家都拥有健康的人际关系!
陈铭这个行为真是典型男权,先捂嘴说我们不谈性别,再说你们是不是对我们性别(男)有意见。就差脱口而出你们打女拳了。
还有妻奴人设也是,在节目里说自己有多爱老婆,老婆生孩子多痛。结果转头让40几岁的老婆追三胎男宝。被别人说了之后,他的粉丝还要骂路人陈铭想儿女双全怎么了。
这点真的是很好笑。男权真的很爱用个例男人给整体男人立深情爱妻人设,被扒出来个例男人都不深情之后,又嚷嚷着女人恶毒,明明老婆死后再娶很正常。丝毫不提之前给自己立人设塑金身的事。
比如“十年生死两茫茫”,比如“庭中有枇杷树”。这两个人,被男权用来标榜男人深情多少年了。结果被扒出老婆死后立刻再娶之后,舆论就说那是时代局限性,他的诗好就够了。
我是觉得吧,男权要么就承认大部分男人都是想着“升官发财死老婆”,老婆死后就得立刻再娶。别给整体男性立痴情人设,从而让女性对他们有过分的幻想。要么就在被扒之后老老实实认了,别恼羞成怒破口大骂。
时代变了,第一个林生斌能利用老婆孩子赚很久的钱,第二个林生斌能不能赚上这份钱就另说了。
男性不发表性别议题就当是自己人 女权不发表耽美议题就当是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