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博|主要省市,“体制内强度”指数》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09154.html
“体制内强度指数”是我3年前率先提出的,它对于考察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经济活跃度、社会活跃度,是否值得投资,都很有价值。它具体是指一个地方体制内人员缴存公积金人数占当地比重。比重越高,这个地方的“体制内强度指数”就越高,市场化程度就越低,就越不适合创新和创业,也不适合投资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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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MZ @taketheredpill
确实是。有些童年不幸的父母,是真的会嫉妒乃至憎恨自己的孩子,拥有自己小时候没有的东西。
举个例子:很多5060后的母亲,特别憎恶女儿化妆和穿漂亮衣服,甚至可能对女儿进行很刻毒的荡妇羞辱。原因是:她们自己的少女时代,是粗粝、劳苦,不被允许化妆打扮的。
我发现,你国“新闻报道”已经形成了一种天杀的惯例:对那些可能涉及到社会和体制问题的不幸事件,绝不报道死难者的姓名。
正如刚刚发生的河南冷藏车事件,那八位惨死的农村妇女,没有任何一篇报道提到过,她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真实姓名,都是“XX村村民”、“X姓女士”这样含糊其辞的表达。
再往前,梅州公路塌陷事件中,那五十多条人命,也没有任何一个死难者,被公众知晓了其真实姓名。
一个有姓名、在身份上有区分度的人(哪怕这姓名是个化名符号),才能让公众产生深刻印象,进而长久地记住这一事件。正如郑州地铁水灾惨案中的“妞妞爸”,和徐州人口贩卖案件中的“铁链女”。
而如果这个“有名字”的死难者并不存在,死难者只是一堆面目模糊的数字,那么,事件本身就会很快失去关注度,被人遗忘。
这是一种非常精明恶毒的宣传考量:如果不能完全封锁消息,把不幸事件描述为“不存在的谣言”,那么,至少可以用这种手段,大大降低,公众对死难者的关切同情。
情绪丰富、敏感的人群,最重要的不是压抑自己的天赋,而是提高主意识的处理能力,享受自己的敏感给自己带来的如同开第三只眼睛的buff。你会是那个最早发现事情不对的人,你会是那个最早闻到危险的人,你会是那个掌握群体动态的人,你会是那个掌握事情发展主动权的人
时代变了,大家都得调整心态,比如对服务的期待。这背后不只是“戾气”的问题,而是整个商业模式都不一样了。比如最近两个新闻,一个是manner咖啡店员与顾客的冲突,另一个是北京的特惠快车不开空调。其实你应该反过来想,这才应该是常态啊。反倒是以前那种“价格低服务好”(这是粉红们心心念念的相对于西方国家的最重要的优势之一),会不会本来就是只属于某个特定环境下的特例呢?有没有可能,西方国家那种优质服务不是一般人负担得起的情况才是常态,而我们连所谓的吃苦耐劳低人权优势也是错觉呢?进一步想,我们是什么时候对这些低价优质服务习以为常的?是不是互联网企业扎堆准备在纳斯达克敲钟的那段时间?他们是靠什么维持这种幻觉的?是不是靠国际资本对中国未来的认同和投入?也就是说,这种真金白银price in中国未来的估值,不管是反映在真实收入里还是给员工画的大饼里,总之我们以前得到的服务是有这份溢价的。回到manner这个例子,一个连锁咖啡店的员工,当然可以精确到说八分钟就是八分钟不会拖到十分钟,可是这种程度的服务得是什么价?服务人员背后得是多高的心气儿?这种心气儿,只可能出现在一个以纳斯达克敲钟为目的的始创团队(以前被他们的大饼激励到的周边员工)身上,你指望一个每小时挣二十来块钱的店员?那就真是想瞎了心了。总之,我都不说什么别把底层逼急了之类的最极端的情况,反正对于服务质量,以后大家就凑合凑合得了,反正咱们几千年的传统优势也并不是低价高质勤劳朴实,而是特别擅长瞎几把过。
@hyspeed9527 是的,人是目的,几乎可以推出一切道德原则
弦子的新文解释了为什么近来女权声量越发浩大,主动权话语权却越发的丧失。虽然各个流派早已被悉数剿灭(包括粉红女权),但22年铁链女事件排山倒海的声量还是给予了当局一定的震慑。从我们的角度看小花梅没有被拯救,畜生没有得到应有的处决,还搭进去一个乌衣,怎么也算不上胜利,但从当局的角度看这是女权第一次问责产生了效果,凭一己之力把拐买妇女理所应当的氛围扭转到了天理不容,撬动了肮脏遮掩鬼祟傲慢又稳如磐石的父权潜规则,这是动了大爹的根,他怎么可能不忌惮。
按着公知剧本,剿灭后就是向塞博死人泼脏水,但女权的声量竟越剿越大,泼脏水也滴水不进,官蛆团团因为向“极端女权”宣战而踢到了铁板反把自己搞臭。
当年对付公知的无非还是自古以来对付屁民的那点手段,封杀、找污点、扣帽子、批倒批臭,但随着几个官蛆尤其是最大的团团的失利,官方便升级了一套打法专门对付女权。1.不仅要剿,而且要屠,塞博血洗,片甲不留。2.扶持官方傀儡代言(戴锦华)。3.利用incel撕咬,杀人不沾血(胖猫)。4.鼓励女性奶头乐(小红书)。5.给予营销号一定生存空间,转嫁矛盾。你看,这哪里是对付普通屁民,分明是对付有一定体量的对手的政治脏手段。
为什么即使掌握着宣传部门(aka拥有对数字的解释权),极权政权也仍然特别害怕数字,要么造假要么干脆不公布呢?有一个少有人提及的角度,就是数字作为一个整体面貌的呈现,天然就是反对“归咎于个体”这种为恶政开脱的叙事的。比如现在的青年大失业是个事实,但是总有能找到好工作的吧?你跟能找到工作的人比比,是不是总会在自己身上找到不足?你一在自己身上找不足,对政府政策的怨气可不就会少多了吗?但是当你看数字而不是个体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是,是总有人能找到工作,可是为什么找不到工作的人越来越多?这个数字的变化是因为什么?政府有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一系列的问题追问下来,真正的罪过就很清楚了。同样的道理,当你看到中考成绩集中在高分段,与智商自然的正态分布很不一样,当然也可以说,分数不是完全由智商决定的所以二者不可比。是,个体意义上智商当然不能决定分数,这里面的干扰因素太多了。但是当样本大到一定程度时,各种干扰因素就会相互抵消,从而使得智商与分数的关系变得更加明显。以此而论,当分数的分布曲线,与智商的分布曲线呈现出明显差异的时候,你就需要追问为什么了。总不至于是出题人故意让大多数人都拿高分吧?我并不是说单凭一个数字/图表就能得出什么确凿结论,但是有数字就能提出总体性/根本性的问题,没有就只能归因于个体,这才是数字对于极权政体特别敏感的原因。
男性不发表性别议题就当是自己人 女权不发表耽美议题就当是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