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遭遇电信诈骗去报案,结果是,卫生局对她所在的医院罚款,医院对她本人罚款。
如此荒唐的“社会治理”,背后的原因也不难想象:大概率是,“减少电信诈骗发案率”被设置成了体制的KPI,谁家地盘上出了电信诈骗就罚谁。
这件荒唐事,又让我想到汉武帝时代的“沈命法”:
武帝后期,朝廷为了穷兵黩武,而大肆搜刮民间财富,导致各地盗贼多发。于是朝廷颁布了极其严苛的法令:哪里出了强盗团伙而不能全部逮捕归案,郡守及以下各级官吏都杀头!
这个法令一出台,各地的社会治安马上就坏到了极点,强盗比先前多了好几倍。
强盗们的美好生活来了。他们发现,大汉朝的各级地方官员,几乎都自觉自愿地成了他们的保护伞。
各地有了盗案,再也不敢上报,因为上报就意味着,上头会下发督捕数额,打卡KPI,达不到KPI就得掉脑袋。
可是,朝廷一来不肯少征税,缓解下官逼民反;二来也不肯给地方提供军力支援,帮助他们捕杀盗贼。
盗贼数量没可能减少,地方的捕盗能力也没可能增加,这种状态下,还靠行政命令要求提高工作业绩,后果只能是:
——逼着各级官吏开动脑筋,在正事办不成也没法办成的状态下,怎么把KPI刷了,让自己在上级那里过关。
而在这过程中,真需要政府提供服务的小民百姓,当然又被口胡了一遍。
@TCMZ @taketheredpill
确实是。有些童年不幸的父母,是真的会嫉妒乃至憎恨自己的孩子,拥有自己小时候没有的东西。
举个例子:很多5060后的母亲,特别憎恶女儿化妆和穿漂亮衣服,甚至可能对女儿进行很刻毒的荡妇羞辱。原因是:她们自己的少女时代,是粗粝、劳苦,不被允许化妆打扮的。
我发现,你国“新闻报道”已经形成了一种天杀的惯例:对那些可能涉及到社会和体制问题的不幸事件,绝不报道死难者的姓名。
正如刚刚发生的河南冷藏车事件,那八位惨死的农村妇女,没有任何一篇报道提到过,她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真实姓名,都是“XX村村民”、“X姓女士”这样含糊其辞的表达。
再往前,梅州公路塌陷事件中,那五十多条人命,也没有任何一个死难者,被公众知晓了其真实姓名。
一个有姓名、在身份上有区分度的人(哪怕这姓名是个化名符号),才能让公众产生深刻印象,进而长久地记住这一事件。正如郑州地铁水灾惨案中的“妞妞爸”,和徐州人口贩卖案件中的“铁链女”。
而如果这个“有名字”的死难者并不存在,死难者只是一堆面目模糊的数字,那么,事件本身就会很快失去关注度,被人遗忘。
这是一种非常精明恶毒的宣传考量:如果不能完全封锁消息,把不幸事件描述为“不存在的谣言”,那么,至少可以用这种手段,大大降低,公众对死难者的关切同情。
情绪丰富、敏感的人群,最重要的不是压抑自己的天赋,而是提高主意识的处理能力,享受自己的敏感给自己带来的如同开第三只眼睛的buff。你会是那个最早发现事情不对的人,你会是那个最早闻到危险的人,你会是那个掌握群体动态的人,你会是那个掌握事情发展主动权的人
时代变了,大家都得调整心态,比如对服务的期待。这背后不只是“戾气”的问题,而是整个商业模式都不一样了。比如最近两个新闻,一个是manner咖啡店员与顾客的冲突,另一个是北京的特惠快车不开空调。其实你应该反过来想,这才应该是常态啊。反倒是以前那种“价格低服务好”(这是粉红们心心念念的相对于西方国家的最重要的优势之一),会不会本来就是只属于某个特定环境下的特例呢?有没有可能,西方国家那种优质服务不是一般人负担得起的情况才是常态,而我们连所谓的吃苦耐劳低人权优势也是错觉呢?进一步想,我们是什么时候对这些低价优质服务习以为常的?是不是互联网企业扎堆准备在纳斯达克敲钟的那段时间?他们是靠什么维持这种幻觉的?是不是靠国际资本对中国未来的认同和投入?也就是说,这种真金白银price in中国未来的估值,不管是反映在真实收入里还是给员工画的大饼里,总之我们以前得到的服务是有这份溢价的。回到manner这个例子,一个连锁咖啡店的员工,当然可以精确到说八分钟就是八分钟不会拖到十分钟,可是这种程度的服务得是什么价?服务人员背后得是多高的心气儿?这种心气儿,只可能出现在一个以纳斯达克敲钟为目的的始创团队(以前被他们的大饼激励到的周边员工)身上,你指望一个每小时挣二十来块钱的店员?那就真是想瞎了心了。总之,我都不说什么别把底层逼急了之类的最极端的情况,反正对于服务质量,以后大家就凑合凑合得了,反正咱们几千年的传统优势也并不是低价高质勤劳朴实,而是特别擅长瞎几把过。
@hyspeed9527 是的,人是目的,几乎可以推出一切道德原则
男性不发表性别议题就当是自己人 女权不发表耽美议题就当是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