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琴侠解散了。
其实我对他们失去兴趣,不是因为
周边衣服的设计抄袭、
也不是超复合工作量剥削曾是粉丝的员工、
也不是背刺真正的小提琴家陈锐说人家的视频造假但之后又贱兮兮地模仿陈锐的视频、
还有不符合水平的天价音乐会票价、
因不满上座率说取消就取消不顾已经买票跨城来见他们的观众粉丝、
以及直到解散都不道歉.....
而是,他们会不定期在视频中朗读自己的同人文来讨好粉丝招徕人气。油到死。也鸡贼到死。
看到豆瓣上有人吐槽说,自己小时候父母并没有那么崇尚集体主义和宏大叙事,但最近几年却因为头条和短视频而变成狂热粉红。
我忽然想到,propaganda最危险也最难对付的部分,并不是虚假信息,而是,它给受众建立了一种情绪心理方面的条件反射。为什么头条文章和短视频,在搞propaganda的时候,远比新闻联播有优势?正因为,前者的文字图像和视听效果,对受众的刺激更直接,更有利于煽动情绪、制造巴甫洛夫犬式的条件反射。
关于头条文章短视频受众,和新闻联播受众之间的区别,我还是举我父亲的例子。他是个年近八十岁的老人,完全不会上网,用的手机是老人机,平时的消息来源只有电视。
20年初,我回家的时候,跟他谈到反送中,他很平和地对我说了一句话,确切地说,是问了一个问题:
“他们为什么会想要独立?”
这就是头条文章短视频,和新闻联播,在进行propaganda的时候,效果的巨大区别。后者只有“灌输虚假信息”(“香港有人闹港独”)的功能,而前者的重点却在,建立情绪条件反射(“港独该杀”)。
所以,新闻联播的受众,像我的父亲,对于反贼来说,其实还是相对好办的,因为他只有“香港有人闹港独”的错误认知,而没有“港独该杀”的情绪条件反射。所以我就能给他解释,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示威者的诉求到底是不是独立,而他也能心平气和地加以倾听。
这也是大多数反贼所期望的“交流”:他们想的是,只要用事实说话,对方就能倾听和接受(否则就是对方有问题,愚蠢、不觉悟)。
但他们意识不到的是,你国大部分头条文章短视频喂过屎的普通粉红,最需要的其实不是真实信息普及,而是情绪的安抚,和心理的脱敏。如何安抚他们被煽动的、失控乱窜的情绪,如何打断他们那被塑造出来的条件反射(“独”→“坏坏坏,杀杀杀”)。这不但需要更细致的功夫,而且甚至可能需要专业心理人士的知识。
看到豆瓣和毛象上都有人吐槽,年迈父母不信任子女,甚至还拿难听话怼子女,却拿大把的钱送给嘴甜乖巧会哄他们的骗子。
我忽然想到,这可能是你国家庭关系的真相:绝大部分家庭,都是抱团生存的经济合作关系。父母子女之间,夫妻之间,谁也没有很喜欢谁,甚至于,情感层面上,已经互相讨厌到了见面就要吵嘴打架的地步;但因为社会兜底机制太差,一个人活不了活不好,彼此再厌恶,也得捏着鼻子抱团生存。
PS: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国家庭往往会有极伤人的大吵,和大吵之后莫名其妙的和好。因为,大吵的时候,向对方倾泻的那些恶毒仇恨的难听话,才是他们对彼此的真实感受;而之后莫名其妙的和好,则是因为,彼此的恨意并没有消泯,但家庭这个经济合同还得维持,不能一拍两散,否则自己找谁要合同收益(生活保障、共担房贷、共同抚养幼儿)?
这也就造成了一个奇观:一方面,家庭关系是生活必需品,人们都急着去结婚生孩子;另一方面,家庭又提供不了亲密关系,乃至于还成为互相掠夺情绪价值、饿鬼们互相啃噬的修罗场;而在情感上饿疯了的家庭成员,往往还溜号到家庭之外,花钱买一口情绪价值吃。已婚者购买性服务,老人拿钱给骗子,都是如此。
A股暴跌如果能持续,反倒是好事,毕竟能吓退一些新韭菜。就怕韭菜们把这理解为“倒车接人”。甚至更糟,过阵子看到又涨上去了,在更高的位置接盘。但是我悲哀地预言一句,指望这轮人造牛市刚露头就被几个连续大跌憋回去,也是有点太过乐观了。一方面是圣上已经点过头,各部门真真假假也得陆续给自己加戏(给唱多提供物料);二是唱衰的声音都被清理干净了,已经酝酿到位的社会情绪很难迅速扭转。上下这么一配合,必然会有更多散户进场。总之我现在是特别同意周小平同志的观点的,A股不涨反而是好事,因为既然(在体制不变的前提下)绝大多数人在A股挣不到钱是肯定的,所以当然是进去的人越少越好。可是但凡放几个消息有几个大涨,乌泱乌泱的该死鬼一定是更好的良言也劝不住的。所以结论是:A股持续不死不活,才是国民之大幸。
秦晖老师有个讲座我特别喜欢,反反复复听了好几遍,叫《自己对自己负责任的历史观》。秦老师在反对历史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的时候,讲过这样一句话,深以为然:“如果我们未来注定充满光明,那么我们就躺在地上睡觉就好了,如果我们的未来一定是万劫不复,那么我们的努力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明天的中国搞不好,那不能怪孔夫子,也不能怪马克思,而只能怪我们自己。”这个观点是支撑我对抗无力感和虚无感的有力支柱。
努力不一定会有结果,努力也不一定会立即带来改变。但是至少,我可以把我的目光从这个庞大而杂乱的世界中暂时转移回我自己的生活上,改变不了环境,我先做好我自己。保卫不了现代生活,先至少保卫我自己的心智,再尽我所能的稍微改善一点身边的小环境。我想,这就是秦老师说的“自己对自己负责”吧。
虽然我感觉到我正在节节败退,但是我希望我能够尽可能晚一点投降。就酱。
疫情开放前,上级发文调整防控方向,但是顾忌面子,文件说得含糊不清,各级政府揣摩着上意执行,各有各搞,结果是部分先转向开放的地方被迫回归严防死守。
上级被逼得没办法,只能再次发文,明确全部防疫措施撤销,撕破脸皮,摆烂开放。各地又手忙脚乱进入下一个比赛环节:抓阻碍交通、物流、人流、经济流通的。
这次经济大刺激,股市成疯牛,但涨没几天又暴跌,也是跟疫情开放一样的翻版。明显大老板已经认怂,决定大放水救经济了,央行已经领命,也做了表率。
但是各职能部门根本就没有准备,也吃不准该放多大水,只能试探着按照“固本培元”的惯性出一些不痛不痒的政策,比如10月8日十点的发改委发布会,除了一堆屁话,啥都没说,给股市浇了一盆凉水。
接下来,怕只能等领袖意志再明确传达,各职能部门得到授权才能跟潘功胜一样下几剂猛药。
当然,有效无效,那是另外一码事,就好像疫情开放之后,医院人满为患,布洛芬一药难求。
在给自己投喂一些活人感很重的语料,看到这个作者写,下行经济时代有一个勉强也算是好处的好处,就是给人自省,探索自我,以及追求那些不赚钱的事情的机会。
作者的大致思路是,因为经济下行,会赚钱的人也赚不到很多很多钱。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赔钱货和人家之间的攒钱的差距变小了。以前经济好,人家越赚钱你越赔钱。现在经济差,人家越不赚钱你赔得越少。
我操感觉是我最近上网看到对赔钱货最友好的话
二编补充一下出处:是微博博主deadtreegivesnoshelter的专栏文章《下行经济的组织逻辑》,这条下面会补充她的专栏页面
吴邦国的官方讣告中有一句:“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坚持党性原则,实事求是,以实际行动进行抵制。
这条官方评价很古怪。吴邦国父亲吴忠性是国民党军事机关学校一名科室主任兼主任教官,因为这个背景,在文革期间被暴打三个月。吴邦国自己都是被迫害对象,在当时有什么能力抵制文革?
2010年,吴邦国在人大报告罕见表态说要汲取文革教训,显然他汲取的教训是強化社会控制。
中国在2004-2005年间推动了一系列法制改革,其中最大改革就是強化了党对司法系统绝对控制权。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司法倒退最惨重的一步,但是绝大多数平民毫无知觉,甚至学术界也没有意识到这2004-2005年司法倒退正在对中国政治产生决定性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至2000年代初期,由于制度混乱和不成熟,党对政府机关和司法系统的控制程度还不够,即使是中央机关也无法有效地协调和调动各个部门协作。这种情况间接形成了类似权力制衡的效果,其实只是权力无效、失序和混乱。
2004年以来,胡锦涛政府开始大力推动所谓的法制建设,许多人(包括公共知识分子、学者和国际媒体)以为中共所谓法制建设是向着法治道路前进。
我在近期文章《习近平的继承人难题:确定和不确定的中国》指出了这个问题:胡锦涛以来中共推行的“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並不能依照语境的“法治”来理解,而是要理解成绝对強化党对政府机关和社会各个环节的绝对控制权。也就是说,所谓“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指的的是党用法律来強化对政府和社会的控制权。
吴邦国讲反思文革教训就是在胡锦涛政府推行“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其目的是加強党对政府机关的绝对控制和加強对躁动不安的社会的绝对控制。鉴于从胡锦涛时代起就不断攀升的“群体性事件”,強化社会控制的最重要手段就是用法律来治理社会——这并不是西方语境中讲究司法独立的法治,而是用法律来创立制度和机构,用这些制度和机构来控制和约束社会。
胡温体制比江泽民体制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強化政治体制改革。许多人想象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民主化、自由化和法治化。大错特错。在中国的语境中同样存在巨量政治体制改革,胡温体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改革都是反自由化和反民主的。
你永远不能轻视中共使用的一些政治术语:你既不能单从字面意义理解他们的政治术语,也不能从西方语境来理解这些行话,而是要从中共自身的政治生态来理解,这样你就会发现,中共並不是简单重复大话、空话、套话。在你掉以轻心的时候,紧箍咒就缩紧了。
这次CIA以间谍罪起诉的五个留学生,都是密歇根大学的,应该他们的本科都是上海交大。交大有一个密歇根学院,是联合培养的项目,非常有名的。我在上海读高中的时候,都是全年级分数最高的人才能保送进去,更何况是非上海的生源,肯定更难考。这几个学生也是可怜,这样千军万马独木桥一样读书考试出来,未来在美国坐牢,然后遣送回国,共产党肯定也不会饶了他们,这样一辈子就毁了。我可以想象他们有可能是粉红,但也是领事馆派一些人把他们忽悠了去做这种事。太年轻,完全意识不到风险,就被利用了。这真是做了耗材。工科生有很多都是这种。智商是在线的,读书也刻苦。但是没有时间读课外书,涉及到政治时想法非常幼稚,所以很容易的就卷进漩涡成了牺牲品。
中国的历史教育不说是完全欠缺的,也是接近毫无意义的,举个例子,所有人都知道1937年发生了伪旗事件(我不知道这对现代除了仇恨有何意义),却不知道(尽管历史书上两件事情可能都写了)入世后的市场冲击和国家的经济模式转移使得传统重工业基地花果凋零——没错,与下岗潮同时发生的是港资华侨投资设置作坊式的工厂并在东南沿海地区大量招聘农民工(所谓廉价劳动力)进城,正是经济模式的转换和市场的骤然打开,让东北重工业的产出无处可去,才出现了朱镕基说的“人浮于事”的现象。
类比一下今天,今天国企改革不可能出现同样原因的下岗潮,意味着中国没有东南的压力,内生财政压力是不一样的逻辑机制。
而这长期被倒果为因地说成铁饭碗下人不干活吃大锅饭——真正吃字面意义大锅饭的人民公社时代,你见过谁敢不干活砸铁炼钢,或者大家可以问问50或70年代(文革初期大概的确是比较特殊的阶段),曾在被认为铁饭碗金饭碗的城市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或政府工作过的老人,能不能只吃饭不干活?甚至加班都是存在的。虽然没有开除的压力,但是作为全部社会关系都在“单位”中的人,一次通报批评就够受了,更何况铁饭碗不好得到,没有哪个规定说消极怠工不能处罚。
男性不发表性别议题就当是自己人 女权不发表耽美议题就当是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