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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博|主要省市,“体制内强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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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内强度指数”是我3年前率先提出的,它对于考察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经济活跃度、社会活跃度,是否值得投资,都很有价值。它具体是指一个地方体制内人员缴存公积金人数占当地比重。比重越高,这个地方的“体制内强度指数”就越高,市场化程度就越低,就越不适合创新和创业,也不适合投资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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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

突然想起来:小学的时候我读的班级是六年级四班,春游要去八达岭长城,每个班都要做一个大条幅展示自己班级的“风采”。出发前全班征集条幅内容,最后我的建议被采纳了,而我提供的内容是“古有岳飞雪国耻,今有六四飒英姿”。当时全班同学和老师都没觉得哪里不对,但是到了长城想要展开这个条幅的时候班主任被校长警告了…………………。

@TCMZ @taketheredpill
确实是。有些童年不幸的父母,是真的会嫉妒乃至憎恨自己的孩子,拥有自己小时候没有的东西。

举个例子:很多5060后的母亲,特别憎恶女儿化妆和穿漂亮衣服,甚至可能对女儿进行很刻毒的荡妇羞辱。原因是:她们自己的少女时代,是粗粝、劳苦,不被允许化妆打扮的。

我发现,你国“新闻报道”已经形成了一种天杀的惯例:对那些可能涉及到社会和体制问题的不幸事件,绝不报道死难者的姓名。

正如刚刚发生的河南冷藏车事件,那八位惨死的农村妇女,没有任何一篇报道提到过,她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真实姓名,都是“XX村村民”、“X姓女士”这样含糊其辞的表达。

再往前,梅州公路塌陷事件中,那五十多条人命,也没有任何一个死难者,被公众知晓了其真实姓名。

一个有姓名、在身份上有区分度的人(哪怕这姓名是个化名符号),才能让公众产生深刻印象,进而长久地记住这一事件。正如郑州地铁水灾惨案中的“妞妞爸”,和徐州人口贩卖案件中的“铁链女”。

而如果这个“有名字”的死难者并不存在,死难者只是一堆面目模糊的数字,那么,事件本身就会很快失去关注度,被人遗忘。

这是一种非常精明恶毒的宣传考量:如果不能完全封锁消息,把不幸事件描述为“不存在的谣言”,那么,至少可以用这种手段,大大降低,公众对死难者的关切同情。

抗议有很多方式,轻则泼咖啡粉,重则上街砍人,最重的那就恐怖了:在大街上举一张什么也没有的纸

情绪丰富、敏感的人群,最重要的不是压抑自己的天赋,而是提高主意识的处理能力,享受自己的敏感给自己带来的如同开第三只眼睛的buff。你会是那个最早发现事情不对的人,你会是那个最早闻到危险的人,你会是那个掌握群体动态的人,你会是那个掌握事情发展主动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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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智芝的西施。
她也是87版红楼导演王扶林心中的黛玉。
可以明显得看出陈晓旭像她(眉尖若蹙)和不如她(陈不如董美,也少些大气和文人书卷气,黛玉叽歪其实有一大部分都是87带偏的,当时的批评也很强烈,不过现在时代滤镜越来越重,当代古装也过于拉垮给衬托出来了)。

这两天看小红书,真有点吃不消了。比起同时连看《尸鬼》《another》《暗芝居》《惊悚考试院》还要恐怖。(我真的同时看了这几部)那种现实的恐怖是,提问“生育好处”的帖子下面会自豪,孩子是无论你把她骂哭、打哭,她都会来抱你、叫你妈妈的。还有抱怨刚养的猫猫亲室友而不亲自己,帖子里全部是恐怖怨念,说这种猫不该要、不值得养。太吓人了,你们。

时代变了,大家都得调整心态,比如对服务的期待。这背后不只是“戾气”的问题,而是整个商业模式都不一样了。比如最近两个新闻,一个是manner咖啡店员与顾客的冲突,另一个是北京的特惠快车不开空调。其实你应该反过来想,这才应该是常态啊。反倒是以前那种“价格低服务好”(这是粉红们心心念念的相对于西方国家的最重要的优势之一),会不会本来就是只属于某个特定环境下的特例呢?有没有可能,西方国家那种优质服务不是一般人负担得起的情况才是常态,而我们连所谓的吃苦耐劳低人权优势也是错觉呢?进一步想,我们是什么时候对这些低价优质服务习以为常的?是不是互联网企业扎堆准备在纳斯达克敲钟的那段时间?他们是靠什么维持这种幻觉的?是不是靠国际资本对中国未来的认同和投入?也就是说,这种真金白银price in中国未来的估值,不管是反映在真实收入里还是给员工画的大饼里,总之我们以前得到的服务是有这份溢价的。回到manner这个例子,一个连锁咖啡店的员工,当然可以精确到说八分钟就是八分钟不会拖到十分钟,可是这种程度的服务得是什么价?服务人员背后得是多高的心气儿?这种心气儿,只可能出现在一个以纳斯达克敲钟为目的的始创团队(以前被他们的大饼激励到的周边员工)身上,你指望一个每小时挣二十来块钱的店员?那就真是想瞎了心了。总之,我都不说什么别把底层逼急了之类的最极端的情况,反正对于服务质量,以后大家就凑合凑合得了,反正咱们几千年的传统优势也并不是低价高质勤劳朴实,而是特别擅长瞎几把过。

男的真的太离谱了。在地铁上听到一个女孩子无奈地说,你都踩我三脚了。结果踩她的傻逼男的说:“人这么多你怎么不把脚收一下。”
我知道踩人脚不道歉罪不至死,但我真的好想他当场暴毙。

对我来说,情绪作为潜意识跟主意识的沟通工具,即时、明确、显而易见,情绪丰富是大脑信号收集处理能力强能够迅速返回结果的体现。处理情绪不是压抑情绪而是让主意识收到这些各种反馈然后进行分析,什么是对真正危险的反应,什么是一时半会看不出但需要留意的,什么是没有大碍不需要多加关注的,潜意识接收到这些回应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对后者可能逐渐就没有多大反应了。

我每次产生强烈情绪反应事后复盘的时候都会发现事件发生时主意识没留意到的攻击、场景中出现的霸凌倾向和各种被激发的创伤,觉得情绪莫名其妙的人,一定对自己的处境也无知无觉。

“李老师”发了一条咖啡店服务员和顾客发生矛盾的内容,下面有好多评论说需要关注“心理健康”。
我觉得这种想法是把社会层面的问题“降格”成个人心里问题,最终把责任转嫁给个人——是不是“健康的情绪”就意味着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自我调节,不能有愤怒、痛苦、悲伤……这样的负面情绪?明显不是,那叫自我PUA。

就好比明明是有毒的职场氛围,却偏要跟你讨论“如何在工作中保持健康的心理”一样。

@hyspeed9527 是的,人是目的,几乎可以推出一切道德原则

弦子的新文解释了为什么近来女权声量越发浩大,主动权话语权却越发的丧失。虽然各个流派早已被悉数剿灭(包括粉红女权),但22年铁链女事件排山倒海的声量还是给予了当局一定的震慑。从我们的角度看小花梅没有被拯救,畜生没有得到应有的处决,还搭进去一个乌衣,怎么也算不上胜利,但从当局的角度看这是女权第一次问责产生了效果,凭一己之力把拐买妇女理所应当的氛围扭转到了天理不容,撬动了肮脏遮掩鬼祟傲慢又稳如磐石的父权潜规则,这是动了大爹的根,他怎么可能不忌惮。
按着公知剧本,剿灭后就是向塞博死人泼脏水,但女权的声量竟越剿越大,泼脏水也滴水不进,官蛆团团因为向“极端女权”宣战而踢到了铁板反把自己搞臭。
当年对付公知的无非还是自古以来对付屁民的那点手段,封杀、找污点、扣帽子、批倒批臭,但随着几个官蛆尤其是最大的团团的失利,官方便升级了一套打法专门对付女权。1.不仅要剿,而且要屠,塞博血洗,片甲不留。2.扶持官方傀儡代言(戴锦华)。3.利用incel撕咬,杀人不沾血(胖猫)。4.鼓励女性奶头乐(小红书)。5.给予营销号一定生存空间,转嫁矛盾。你看,这哪里是对付普通屁民,分明是对付有一定体量的对手的政治脏手段。

为什么即使掌握着宣传部门(aka拥有对数字的解释权),极权政权也仍然特别害怕数字,要么造假要么干脆不公布呢?有一个少有人提及的角度,就是数字作为一个整体面貌的呈现,天然就是反对“归咎于个体”这种为恶政开脱的叙事的。比如现在的青年大失业是个事实,但是总有能找到好工作的吧?你跟能找到工作的人比比,是不是总会在自己身上找到不足?你一在自己身上找不足,对政府政策的怨气可不就会少多了吗?但是当你看数字而不是个体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是,是总有人能找到工作,可是为什么找不到工作的人越来越多?这个数字的变化是因为什么?政府有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一系列的问题追问下来,真正的罪过就很清楚了。同样的道理,当你看到中考成绩集中在高分段,与智商自然的正态分布很不一样,当然也可以说,分数不是完全由智商决定的所以二者不可比。是,个体意义上智商当然不能决定分数,这里面的干扰因素太多了。但是当样本大到一定程度时,各种干扰因素就会相互抵消,从而使得智商与分数的关系变得更加明显。以此而论,当分数的分布曲线,与智商的分布曲线呈现出明显差异的时候,你就需要追问为什么了。总不至于是出题人故意让大多数人都拿高分吧?我并不是说单凭一个数字/图表就能得出什么确凿结论,但是有数字就能提出总体性/根本性的问题,没有就只能归因于个体,这才是数字对于极权政体特别敏感的原因。

在简中环境里任何热度大的有女性参与的事件,永远都会变成一场大型厌女秀。男性大部分的言论,无论是支持和反对,都散发着一股强烈的“MeMeMe”的意味。仿佛每个人都在拼命挥手大喊着“我有话要说快看我”。这种巨大的膨胀的ego真是令人作呕。

更可怕的还是所谓的“官媒下场”。清汤大老爷判案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之前胖猫那件事情很多女生到最后的反击也就是“这群人不相信蓝底白字想造反”。只能说好可悲,这种环境里骂傻逼还需要看老爷的脸色,好可悲。

前两天看到b站一个视频,是河北高三学生宣誓对比广东高三学生宣誓。河北高三的老师和学生像疯了一样亢奋,高喊口号,广东高三学生则稀稀拉拉应付式地念几句。弹幕都在赞扬河北的中学生——发弹幕的人不知过着什么样的人生,竟然看不出来,那不正常的亢奋,是绝望者自知他们的“出路”只剩高楼上的窗户,在死到临头时的最后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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