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朱为马 @[email protected]

> 创伤是指任何让你在充分表达真实自我的过程中感到不安全并导致你为了保护自己而发展出创伤适应（trauma adaptation）的事件或情境。

> 这包括任何使你收敛光芒的事件，或者任何使你无法完全做自己的情况。它可能会以很多种形式出现：羞辱、怒视、品头论足或者充满性意味的凝视。如果现在回想这些事情令你感到退缩，那么这很可能就是创伤。

我觉得这个有关创伤的定义蛮好，「如果现在回想这些事情令你感到退缩，那么这很可能就是创伤。」

昨天听《百家讲坛》说慈禧有痛经问题，经太医调理之后才一索得男。

我(翻白眼中)，大部分女性都是原发性痛经、主要是前列腺素导致的，跟她好不好生养没啥关系；要是继发性痛经就是生殖系统有器质性病变，那确实影响怀孕，但问题是中医也治不好继发性痛经啊！

咸丰皇帝这个人酗酒+好色，还抽鸦片，不可能精子质量好，典型的人菜瘾大，31岁就死了，能有一儿一女都算奇迹了，呵呵。

特别是我今天还在听李厚辰与袁莉的那一期播客。感触良多。
中国的企业和政府之所以那么喜欢“copy美国的技术然后拼命优化”，那是因为这种模式完全回避了创新，而且完完全全是目标为导向的，对竞争也是一件好事。
以目标为导向的做事方式会产生许多的问题，比如压制创新，又比如产生不当激励（比如老中的教育体制过度追求考试成绩自然就会激励学校压榨学生的休息时间）。但这种目标导向的思维又很“安全”，领导看到纸面上的GDP数字和其他数据自然就会产生安全感，社会井然有序，自己大权在握，成就斐然，一切都是那么的好。
此外，关于竞争，《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一书中认为竞争在进化中并不是最重要的推动因素，多样性才是最重要的，而比起竞争，“逃避竞争”更能推动生物的多样性。比如鸟儿之所以会飞，很可能是以逃向天空的方式来回避地面上的竞争。实际上现在商业上和军事上类似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比如任天堂著名的“蓝海战略”……
可是共产主义国家，由于它们的意识形态图景、世界观就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未来一定有一场不可避免的大决战”，所以它必须主动参与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竞争，明明没有英国人提出这种要求，毛泽东还是要将中国的钢铁产量提升至超越英国的水平。我们即便不谈为了达成这种目标而造成的极其惨烈的人道主义灾难，即便我们假设中国真的成功完成了这个目标，它在钢铁产量上胜过了英国，那又怎么样呢？说不定英国看到中国的钢铁产量如此迅猛增长之后，它的企业可能会通过其他的创新（比如发展其他高新材料来替代钢铁）来避开和中国的竞争呢？
又好比现在，中国一直在疯狂生产的新三样，谁知道这会不会促使欧美国家继续发展新的技术，创造出一个新的东西来淘汰电动车和太阳能电池板？
等到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中国的这些超级巨大的投资岂不全部都竹篮打水一场空？
哎

通过这个网站可以看到你身边ICE 在哪里抓人https://padlet.com/PeopleoverPapers/people-over-papers-anonymous-anonimo-lf0l47ljszbto2uj

也许恶性事件比我们想象得多，也比我们想象得来得更早。
我在幼儿园上班的朋友说，深圳在18年左右就出台规定，必须加高幼儿园的围墙，很快就把围墙加到了两米以上，并且必须在顶部安装尖顶，有的幼儿园甚至会标榜自己的围墙上部有电网。

过去是没有这类关于围墙高度的和尖顶规定的，我也一直以为围墙只是防止有人冲进来抢孩子，其实并不是，而是因为发生了冲进幼儿园杀小孩儿的事件。
朋友说，到了19年左右，发生了类似的恶性案件完全没报道，教育局不语，只是一味开安全大会。

以后墙内的“执法”大概率是：越是那些是非责任黑白分明、受害者血泪斑斑亟需法律保护的案子，越没人管没人理；越是那些没多大事的、没人受害的、法律不需要乃至不该伸手的案子（诸如海棠写手），黑皮畜生们越会拿出吃人的狠劲，去管、去抓。

原因很简单：前一种案子，抄出钱来，得优先赔偿受害者，大部分吃不到黑皮畜生嘴里（而且，越是受害者经济和人身损伤严重、需要高额赔偿，黑皮畜生能吃到的份额就越少）；后一种案子，正因为没有受害者，所以抢到的每一分钱，都能吃进黑皮畜生的血盆大口里！

应该永远警惕仅对弱势方进行的道德要求：如仅要求人民对国家忠诚、仅要求子女对父母孝顺、仅要求妻子为丈夫保持贞洁。

至今依然觉得体面根本是这个残酷慕强的丛林社会专为弱势群体设置的陷阱，甚至很多道德义理都是专门被制定出来约束弱势群体的——比如忠、孝、贞，分别专门用来约束君臣中的臣与国民中的民、父母子女中的子女、以及夫妻中的妻子，大家可有看过这关系另一头的对象有受什么如此针对性的约束吗？

诚然如果非要对应的话，子女的孝可以对应父母慈，妻子的贞可以对应丈夫的忠，臣子的忠勉强可以对应君主的仁或者义吧：但是关系另一头较为强势的那方如果不遵守这种道德义理，受到的惩罚不论是哪一种，都比弱势方要轻得多。

忠、贞、孝、顺等等总被宣扬为美好的情操，当其用来约束权力下位者时，其实本质上都是“服从”，一种权力下位者对权力上位者命令的服从，甚至是一种对自身人权的忽视，将自主权让渡的行为，所以我说这是对奴隶的褒美：做出这种道德要求、并对遵守者表示赞美的人从来都不是在寻求真正的美好品质，他们只是在挑选奴隶。

几代人累积的财富，土地，拉小提琴、写十四行诗、与新潮女大学生自由恋爱的生活情调，因为一个人在关键历史节点上对于应该在哪里生活下去的错误判断而被置于死地，往后一无所有的两代人灰头土脸从废墟和贫瘠的乡土里面目狰狞地爬出来，以极高的野心和粗暴的过程呈上报废率不幸高达四分之三的第三代，而另外那四分之一漂洋过海自主选择在地球另一端的摩天大楼里成为一种劳改犯踩缝纫机的存在，每分每秒不间断地因为害怕对于应该在哪里生活下去做出错误判断而恐慌发作，思考人到底为什么要被生下来

伊朗的央视大楼被空袭。我突然联想到，如果你翠国的央视大裤衩大楼有一天能被轰炸成平地，那我必须要拍手叫好。

毕竟央视在当年武汉肺炎爆发时候的所作所为，我肯定希望要炸死所有的央视主持人，这种仇恨当然不能被淡忘。

是否存在一个对粉蛆网开一面的“白名单”？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你用常识想一想就能明白，根据简中的”无痕施政“传统，书面意义上的免死金牌是一定不会有的。但是另一方面，稍有简中网络生存的经验的人也一定不会怀疑，对这些迎合官方叙事方向的“正能量”，微博这样的平台确实存在区别对待。而这个风波里真正有趣的是，不洗内裤虽然连特权的边都沾不着，但他口不择言说出“我们不炸号是因为我们在更上层的白名单”，却是正中关于特权的一个规则怪谈。rule number one：“永远不要提起搏击俱乐部”。不，这甚至都不只是第一位的规则，而是唯一的终极规则——特权者可以做一切事，除了亲口承认特权的存在。一旦他亲口承认，无论在特权体系里的等级多高，也会被踢出这个体系。比如张高丽搞东搞西都没事，但他绝不可能亲口跟你说“我没事是因为我在更上层的白名单”。他如果真发这么一条微博，那就会和周永康一个待遇。不不，甚至更惨，因为周永康只是得罪了这个系统的圣上，而说出特权这个事实的特权者得罪的是圣上之上的系统。这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罪过。

关于器官捐献，以前没设身处地地想过，认真想想，即使医疗系统全员无恶人，也有两点细思恐极：1、器官要能用，基本上就不能是等你“死透了”再摘除，所以，是否对于已经签过捐献同意书的人，医生就不太会有“再抢救一会儿万一有用呢”的心态？2、“签字就减免医疗/丧葬费用”这样的条件，会让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本人和家属陷入何等纠结的伦理困境？这可比电车难题现实得多，也残酷得多。在这些现实问题都没解决之前，官宣把它包装成“爱心接力”什么的大爱无疆，实在是太可耻了。

望周知：你国现在从国家财政到百姓腰包都在过紧日子，钱去哪了，可真不是我们文科冬烘教授酸书生把国家花穷了。前些年的“基建狂魔”、雄安新区水司楼，近几年的“芯片”、“风能”、“电动车”，各种让我们文科狗看不懂的“新质生产力”大词儿，大把大把挖走了多少国帑？这些国帑又有多少已经打了水漂？当初大小赵家人拿这些“新质生产力”大词儿，薅国库羊毛的时候，理科生工科生做题家小技术员们也分一杯羹吃得美滋滋，现在没得残羹吃了，居然好意思反骂“文科无用”、“文科白花钱”乃至“文科误国”，怎么能这么不要脸！

更何况，相比于被“基建狂魔”、“新质生产力”嚯嚯的大把国帑，那本来就微不足道的，拨给文科的仨瓜俩枣，又有多少，能吃到真正研究文科的冬烘教授酸书生嘴里？这仨瓜俩枣的文科经费，让雨后春笋般一窝一窝往外冒的各地马院、X思想学院，独占了八斗；代表“民族自信”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之流，分到一斗；其他跟“自信”不沾边的文史政法专业，能有个芝麻粒啃啃就不错了！

#身为文科生当然是要经常到毛象骂街解恨

马俊亚：《“下湖”：明清运河东移与黄河南移的生态后果》
“从明清两代漕运和治水错误政策中获得巨大利益的相关官员总是以算政治账为幌子，不敢算经济账，以最大限度地骗取国家资金。清中期，仅维持运道和行漕两项直接成本即达2800万两以上，远超每年国库总收入(约4000万两)的半数。民命、生态方面的损失更无法计算。”

（就是那个写《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的马俊亚）

https://mp.weixin.qq.com/s/AVt-bKXoGdftaqtloZ1mj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