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朱为马 @[email protected]

人口结构当然不能直接导致民主，但老龄化确实能降低极权之恶的上限。首先也最直接的，当然是人力方面的限制。因为虽然都是“耗材”，但是严格来说，保证了各方面基本需求之后的人口，才是真正可以由国家随意支配的“耗材”。be like中国的外汇储备从四万亿降到三万亿，你马上就能感觉到圣上没钱币了。因为外汇储备大部分是要用来应对各种日常需求的，必须随时放在那里，能动的比例本来就不多。所以真正来说，并不是圣上的美元少了25％，而是圣上能用的美元少了100％。人口也是一样，以前一年出生1600万，现在一年出生600万，对圣上雄才大略（aka到处搞事情）而言，人力资源并不是少了40％，而是基本归零。当然必须补充说明一点，就是“耗材不足”，并不是指战场上当炮灰的人不够，而是围绕战争这类“额外搞事情”的项目，背后需要的那个庞大的不事生产的人群。以中国一年只出生六百万人来说，是支撑不起来的。其次也是更重要，就是人口结构对应的是经济结构。现在越来越多人意识到，“钱多”约等于举债，没人举债社会上的钱就不可能多（aka国力衰退）。而无论是国家还是居民部门，大举借债务还可以不崩溃的唯一原因，就是未来的人口（总有人接盘）。去年这一项，“国力”就会被打回原形，即使有再多邪恶的企图，终归也是有心无力。这就是为什么说人口结构决定着极权之恶的上限。最后我还要加一句“私货”，就是个人的乐观估计：简中的意识形态之所以如此糟糕，真不是因为有什么根深蒂固的“民族性”，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厉害了我的国”这个幻象的长期存在，让老中人误以为这个世界的各种经济社会规律对自己不起作用。相应的，要恢复理智，回归常识，最终成为一个正常社会，首先就要浇息这股子邪火和虚火。人口结构，作为一个超越意识形态的共识，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抗战胜利80周年整了，战败的日本人民过上了最低时薪55元人民币、全球平均寿命最长的发达国家好日子。而战胜国中国内地，在电视剧里杀了不计其数的日本鬼子，却过着农民养老金仅200块、清洁工时薪3块的中国梦生活，啧啧……

我想任何尊重事实的中国人，都要直面这种残酷的中日反差，同时，主流抗战叙事“烈士为了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而牺牲”，但是烈士牺牲了，现在人民却过着远不如战败国的穷苦生活，真应该认真问一问到底为什么。另外，绝大多数骂日本的中国人，都没去过日本，因为去日本要签证，门槛不低。

在武大杨同学、以及脱口秀女演员的相关话题里，很多平时看上去正常的、体面的、有知识的男性，那些男律师、男作家、男大V们，他们或者直说，或者拐弯抹角说出来的话，跟我那个年近八十的家庭老暴君父亲，别无二致：

“这些张牙舞爪的、嘴欠的、敢跟男人吵架叫板的泼妇臭娘们，真他妈欠揍！扇她一顿大嘴巴子就老实了闭嘴了不敢再闹了！”

是的，这才是他们从小就受到的真正的教育、这才是他们入脑入魂的精神底色。而且，我毫不怀疑，如果环境允许，如果时局再差一点，他们是真的乐于把这些不吐不快的“大实话”付诸实践的。

【当“能坐着”成为一种工作福利】“可以坐着上班。”打开招聘软件，可以看到制造业与服务业不少招聘广告中，正在把“坐着”当做一项工作福利。仿佛“能坐着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特殊待遇。与之相对的，是基层服务行业中日益普遍的“全程站立”：餐饮、零售、酒店等岗位的员工，许多都被要求在超长工时里全程站立工作，不设椅子，没有休息，不能坐下。
这种要求并非出于效率或安全考虑，而是源于一种看不见的表演逻辑：站立的身体，被当作“积极”“专业”“热情”的象征，传递给顾客、传递给管理者，也传递给摄像头背后的监控系统。
小光在一家餐饮连锁工作，每天站十个小时，下班回宿舍总是一瘸一拐。去医院问诊，还没拍片，医生光听描述就判断——静脉曲张、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积液。这些病，在服务业是再常见不过的职业损伤。
表演站立虽然辛苦，但好在不要求技巧，如今的服务业工作中还包含着更多不被认真解释、却必须严格执行的“表演性劳动”。
地上没有垃圾也要扫，不赶时间也必须小跑上菜，上班时要一直走动，遇到同事必须打招呼问好，如果被经理抓到没有笑，会被批评。这些动作不一定改善顾客体验，却能让管理层看到一个忙碌、整齐的场面。
在奶茶店兼职的张章做好了脚疼腿疼的准备，却没想到嗓子成了损耗最大的地方。
店里有一套细得近乎荒诞的口播SOP：顾客进店要喊，点单要喊，取餐要喊；天气变了要喊，季节更替要喊。每隔十分钟，全店会齐声高喊“毛巾清洗时间到”“三十分钟检查茶汤时间到”。
有时取餐的顾客已经走了，店员仍对着空气口播，直到念完。
这些词本来就不是念给顾客听的，而是念给摄像头，店长，或者念给潜伏在顾客队伍里的“便衣”督查。
如果被发现没念，便会按照打分标准扣分，不仅可能会被罚写复盘，还和工资提成挂钩。
监控，罚款和体罚是管理的主要手段。
这种管理的逻辑简单直接：它几乎不需要额外成本。2024年，中国城市私营单位员工平均月薪约5789元。像小光这样每天站十小时、月休四天的服务员，时薪只有八九元。而一杯奶茶售价十五到二十元，即使成本十元，一小时卖出几杯，就能创造远超员工时薪的现金流。相比投入资金研发新品、升级设备，强制员工喊麦、保持站姿几乎零投入，还能立刻呈现效果。
“坐着会给顾客懒散的感觉，会让顾客不想进来消费。”一位经营者如此解释。
这是一种和真正的劳动不同的劳动。它的价值不在于完成工作本身，而在于营造出“在工作”的姿态。
“在工作”的劳动姿态，开始被单独抽离出来加以规范。站着、走动、微笑、口播，成为评价绩效的一部分——它们并不直接提升服务效率，却不断被强化、被记录、被奖惩。
当劳动变成表演，劳动者也就成了道具。健康被消耗，情绪被压住，人与人之间的真诚被替换成标准化的笑容和话术。这不仅是服务业的日常，也是当下许多岗位的现实：制度用可复制的动作定义“合格”。
服务员本来就是活的人，但经营者偏偏用一套标准化SOP和严苛罚款把活人僵化抽干成伪人，然后再让伪人死气沉沉地表演活人。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以劳动者血汗作为代价的冗余并不会这样消散，这其中的不满，恐惧，潜入社会的肌理，进入到弱肉强食的暴力循环。
基础劳动者的工作状况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尊严底线。而如此的表演性劳动剥夺的不仅是在岗者的尊严，更剥夺着所有人的安全感。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原文>> 网页链接 https://www.sohu.com/a/924595822_100024718

https://weibo.com/5890672121/Q06vdvrpd

#搜狐新闻

原来亏空的养老金四百多亿还是要群众买单，那从一开始不交不就好了，实在太贱了，收入端分配永远不公平，要交钱的时候一分钱都要割你，这个威胁真是恐吓到0个人，都断交社保了生存都成问题了越穷越压榨，社保养老金要交满30年以上，但是35岁以后都把你辞退了，吃人不吐骨头的地狱早点灭亡。

藏语老师问我为什么要学藏文，我说因为我认识两个藏族的政治犯，我不想和他们说汉语，因为他们两原本不会汉语，是坐牢的时候不准他们说藏语，他们不得不学的，现在我和他们讲汉语的时候我感到羞耻。

他们的家人去看他们，不能说话，因为家人不会汉语，说藏语会见就会被打断，所以只能互相看着，哭笑着说“你好，你好吗”

地方上存在10后20后的出生率的大量虚报。
感觉未来会形成一种“人口蒸发”，因为这些虚报的数值就没有出生过。
而且现在就算有虚报，数值已经非常难看了。

“统战价值”值多少钱？你看徐晓冬和陈之汉就知道了。同型同款的网红，有过互动，都骂过圣上。现在一个在腾讯总部当座上宾，一个还没到大门口就被拦着不让进。如果说陈之汉的待遇高过胡锡进，那么徐晓冬的待遇就低过上帝之鹰。也就是说，量化地来看，“统战价值”的含金量，高过最高级夜壶与最低级夜壶之间的差。

刷到条抖音问精神病到底是什么特色疾病，怎么男精神病人永远在砍人，女精神病人永远在怀孕

好一个振聋发聩的提问

看到知乎有人解释，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排斥结婚生子，除了政治（软肋）和经济（没钱养）之外，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原因：

95-00后这一代年轻人，在未成年阶段，往往因为被迫的糟糕集体生活（毫无隐私的控制狂原生家庭、拥挤逼仄的衡水式中小学宿舍）而留下非常深的心理创伤，对一切“共同生活”的人际关系，都有严重的PTSD倾向。所以，当他们终于熬到成年、可以自主选择生活环境以后，他们往往会坚决地选择独处，不婚不育，“绝不能容忍家里有另一个人”。

这解释看得我心有戚戚焉，因为我自己就是如此。作为一个在控制狂家庭长大的苦逼小孩，我对人的厌恶，甚至到了，只要我屋子里多出另一个人，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头脑里的报警系统哔哔狂闪，总觉得ta下一秒钟就要斥责我、挑我的错、对我说很难听的话。只有ta走了，我把房门关死，屋子里只剩我一个人，我才能松一口气。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55330834/answer/1938723156140487511

看到一句评论“企业交了社保彻底没利润了”。

我支持对社保的一切嘲讽。双轨➕现收现付，体制内的蛀虫养料，体制外的庞氏骗局。

但如果企业交了社保就彻底没利润，也就意味着此地企业被盘剥后，全靠克扣员工社保那点钱生存。或者说，企业高层赚的钱，就是底层劳动者实打实的血泪，

内卷的邪恶就是这样。利润全部仰赖对底层员工敲骨吸髓，薄得不能再薄。

然后出口时、创业时，又摇身一变你的经营优势。

这种政府、这些企业还是都去死好了。

听说好些工厂，也真的赶在九月前结业了。

我不相信业力这种事情，但确实很多东西会沉积下来，顺着各式各样的因果链条传递、爆发。
什么时候会脆断呢？越临近越好奇。既然无从避免，就只能期待了。

糞起直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