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宏在去世前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受洗礼成为基督徒。在他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多次提到guilt(罪咎),而且对我的guilt似乎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我不是很能理解,问他:如果这个问题是人和人之间的问题,为什么不通过人和人的方式解决呢?当然患癌这个事本身足以让你皈依,但我们之间的事情与上帝有什么关系呢?他没有给我答案。现在想来,或许他已经累了,亦或许“我们之间的事情”的确超出了人和人的层面,本质上是个人和父权结构、资本主义学术生产方式的对抗和矛盾”
这是死亡过程中非常常见的情形,一直不信教的人突然要皈依上帝,或者一生非常虔诚的人到最后的时日突然产生怀疑甚至对上帝感到愤怒,这都是正常的。我在陈朗这段话里,看到的是丈夫的恐惧和妻子的愤怒。对即将逝去的生命,他俩各自沉浸在自身的anticipatory grief里看不清对方的coping mechanism,所以不明白对方的情感诉求。
对于临终的病人和患者,我其实说的最多的词就是Hope。I’m not telling people to give up hope, but we can change the perspective on hope. When there’s no hope for cue or improvement, let’s hope for comfort, dignity, intimacy and salvation or etc.
晓宏期盼的是上帝的salvation,所以这段关系是他和上帝的,妻子的原谅给不了他种能面对死亡的强有力的希望;陈朗需要的是intimacy (后文也提到她遗憾丈夫没有为女儿留下什么情感表达)但获得这种亲密体验的前提是丈夫对不公的认可和歉意。Hopsice社工或者宗教治疗师如果能及时介入一下该多好啊,两个人都能多一些peace and closure。
我爸今天给我推荐《繁花》电视剧。我只能回复说,书更好看要不你也看看书?想当年,《千与千寻》《绝命毒师》《唐顿庄园》……这些经典影视作品都是我爸先搞到资源然后介绍我看的(甚至连《流星花园》都是他介绍的)
我妈也是在80年代末就开始用DOC编程的人,哈利波特也是她先买的。家里很早就有了电脑,记忆里第一个电子游戏是我妈介绍我玩《DOOM》 后来有网络了,放学后我往往要等他们俩先玩上一阵子《红警2》过完了瘾,才轮得到我用QQ和同学聊天。
大环境真的很影响人。如今我每次回国看到他们俩齐刷刷地看微信,动不动发给我一些很耸动假新闻,或者CCTV的内容信以为真,都很难过郁闷,原本是走在时代前端的他们,也受到如此大的影响。
从来没听过这么恐怖的交响乐,不知道万青的《酒馆》末尾有没有受到这首的启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vcC6E3P9zQ
「六四事件一周年时,中国著名作曲家王西麟完成了这首《第三交响曲》。整首乐曲由四个乐章组成,长达近一小时。现年85岁的王西麟周五表示,此曲先后展现了他早年受到的政治迫害、四五运动和六四事件、几十年来萦绕在他耳边的一个“疯子”的歌唱,以及人们齐聚天安门广场,反抗生生不息等多重主题。」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zhengzhi/hc-06042021100905.html
https://mp.weixin.qq.com/s/WFMMWbey1BAsbz5qF3bCeg
仝宗锦写了一篇关于朱令案中普通人是否需要遵循无罪推定原则的辨析短文,看到标题第一感想是仝老师身边的多样化朋友真多啊,又需要他专门写文章来普及常识啦!在微博翻了翻,果然看到群蛆在借机嘲讽公知在朱令案上忘记了他们也曾呼喊的无罪推定原则,甚至出现了【呼格吉勒图案也没有教会他们无罪推定原则】的神奇蛆谈。我是真的很尊敬身处蛆窝仍能中通外直侃侃讲理的仝老师,这篇文章的辨析和延伸看起来也赏心悦目,摘录如下:
【类似情形假如发生在美国,普通个人被提起侵权之诉,他(她)至少可能有以下抗辩理由:
首先是事实和意见分离原则。……而具体到朱令案中的怀疑者而言,其发表意见的主要事实依据如“孙某有较大嫌疑”并不存在太大问题。实际上,这一点也构成了被告抗辩的第二个理由,即真实性抗辩。……第三个抗辩理由是这一案件是一个牵涉重大公共利益的案件。……这一案件事关侦查机关不作为、清华大学等机构的怠于处理、政治对司法的影响等等转型期的重大问题,因而无疑具有公共及普遍利益。在这一背景下,普通个体推断某某是凶手,要求有权机关处理问题,具有吁求司法正义、同情受害者的诸多正面意义。】
无意间在B站刷到一个同行妹纸(也曾是我半个同事)在vlog里分享她做的音综节目中一次失败的版权申请案例(想对《曾经我也想一了百了》重新改编一版中文歌词,但被日本OP无情拒绝),我作为背景那个“给她支招的处理的版权姐姐”也被cue到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24y1u7MG/?spm_id_from=333.999.0.0&vd_source=ab2c33db34be8c7fb8dc25dd44751ce7
惊喜之余,也暗自有点震惊她竟然能这么坦诚地以圈内人士的身份公开分享工作案例。以我的经验,这种事情被版权使用方讲述出来,其实会给授权方的人(特别是具体参与其中沟通协调的打工人)多多少少造成不悦,也间接会给原作者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不过也许是我多虑了,事件本身的确是有值得分享的价值点,她的表达也非常好。
我日常出于搭建「靠谱的不讲废话的资深XX」人设,基本不发朋友圈,也很少在非工作场合讲「业内八卦」(很多也涉及了工作机密没法对外讲),不过刷了这位妹纸的几个视频,再次领悟到,表达本身,比表达的结果更重要。以后有空倒也可以在象上讲讲工作中碰到的有趣的案例。
日本最近在闹熊灾。
到处都是熊,就是那种黑熊,很大只,从山里跑到住宅区,吃人家树上的柿子和栗子,偷鸡摸狗。咬伤过人,也咬死过人。
印象最深的三个消防员在登山路上遭到一只熊的攻击,其中一人用随身携带的刀击退了熊。下山后他们去相关部门报告,并且返回查看。发现那只熊已经死了,致命伤是消防员捅的那一刀。熊的附近还发现了一个人的尸体,后来证实是前几天登山后失踪的一名大学生。推测这只熊是把大学生杀掉之后当作了自己的猎物,为了保护自己的猎物才主动攻击三个消防员。后来还在熊的胃里检测到了大学生的DNA。
这样的故事还可以讲好多个,吓得我再也不敢去爬山了。但也学习了很多熊的习性。
我给朋友讲熊的故事,朋友听完之后说:这个地球是大家的。
『《我本是高山》与争夺张桂梅:“党性”、“人性”与女权主义的较量』
「这番舆论风波之后,留下的是一种新的反女权方法论:从共产党的历史思想中寻找女权的思想资源,得到的是共产党,丢弃掉的是女权。」
詹时
2021年7月2日,中国云南昆明,一所为贫困家庭女孩提供免费教育的高中校长张桂梅接受采访。摄: VCG/VCG via Getty Images
一部以中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校长张桂梅为主角的电影《我本是高山》在中国大陆上映,并引起多重争议。舆论一波三折,从女权主义对影片性别意识的发难开始,宣传机器随之以电影艺术呈现的“人性”回击,最终在本轮风波站稳的,是对电影缺乏“党性”的批判。
张桂梅的形象是复杂的。她创办免费的云南华坪……
阅读全文: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31128-opinion-movie-zhangguimei-public-opinion/
现实中的电幕,与反乌托邦虚构小说相比,可能更加隐蔽,并显得更加温情脉脉。
它不是对明确指令的贯彻执行,而是权力与资本的微妙共谋,是资本在权力阴影下的“自选动作”。
它甚至以“真心为你好”作为出发点——为了保障乘客的安全。但在一个权利边界模糊、民众维权困难的环境里(这里可参考 对个人信息滥用说不 https://www.yixi.tv/h5/speech/1159/ ),即便是良善的出发点也会被诠释、被扭曲。
最近一段时间看到的英文媒体对中国几篇的长篇报道,一个Ian Johnson的新书星火,题材和受访人选的超好,里面细节错误很多,先按下不表;一个欧逸文的纽约客文章China’s age of malaise,中规中矩,一个日常看欧美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并且可以看中文新闻的人其实在里面找不到太多新的东西。真正让我感到有极大附加价值,下了大力气的调查新闻是纽约客10月16日那期,Ian Urbina发表的长篇报道影子舰队,写中国远洋渔业及其对世界海洋环境特别是对世界人权带来的影响。这半个多月懒惰的我一直等着别人推,至少在我时间线上至今没看到,只好赤膊上阵简单搬运一下。
远洋渔业
中国的估算,中资公司大约拥有2700艘远洋渔船,卫星数据估算大约6500艘,对比美国与欧盟各自少于300艘
中国远洋渔船每年捕获约50亿磅海货(250万吨),其中主要是管鱿目,鱿鱼墨斗鱼章鱼之类
外交军事
中资公司在中国以外拥有95个港口,2017年斯里兰卡债务危机,把中资建造的一个港口交给中国接管99年。
中国很多远洋渔船兼有海上民兵的功能,经常几百艘船协同捕鱼,也会协同作战。
中国政府会给某些渔船支付每天4500美元要求它们停留在一些有争议的水域,他们的想法似乎是,我们的船越多停的越久,这片海域慢慢就会变成我们的领海(类似海上考古挖出荷兰船载的中国瓷器就可以证明这里历史上属于中国)
中国政府每年补助远洋船队超过70亿美元,并另外提供后勤安保和情报服务
海洋环境
中国近海海洋生物总量从八十年代以来已下降百分之九十
中国拥有世界最多的底拖网渔船,因为海洋沉积物中有大量碳,底拖网捕鱼每年释放的碳与全世界航空业相当
船上生活
中国远洋渔船为提高捕鱼效率,经常一次出海一两年不靠岸,以现在的技术他们完全可以保证生活,特别是可以与其他船只在海上对接把捕获及时运走,
船长住最上层,中国管理层在下一层,中国船员再下层,外国船员(大多东南亚,特别以印尼居多)住最下层船舱
印尼船员一年薪水三千美元,外加每捕一吨鱿鱼20美元奖金,每周每人捕鱼总吨数排名张榜公布
中国船员一年薪水一万美元,但请一天病假扣两天钱(捕鱼危险,受伤是常事)
大部分船员的手机无法在外国上网,大部分时间船也在没有信号的地方,要与陆上亲友联系需要用船上卫星电话,但大部分船员,特别是外国船员,是不允许使用的
伙食以白饭拌碎鱼片为主,辅以方便面,咖啡,烟酒。长期大量吃单调碳水化合物加重体力劳动会造成维生素B1缺乏,鱼、咖啡和茶加大消耗维生素B1,加重病情。
这个病非常好治,静脉注射维生素B1,24小时内可以完全康复,但作者团队掌握的资料,2013到2021年二三十例中国渔船上的维生素B1缺乏症中至少15人死亡,一般都是因为船长不愿靠岸
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经常在不允许捕鱼的地方非法作业,要关掉自己的定位,如果寻求其他船只来帮忙运走生病船员就会透露自己的地点。
Jesica Reyes 是一位生活在乌拉圭的印尼语翻译,经常为乌拉圭收治的中国渔船上的印尼船员服务,据她说,2013到2021年,在他们那里停靠的中国渔船大约每一个半月就会留下一具尸体。
底层船员经常挨打,特别是外国船员。所有船员,上船前不知会在海上多久,上船前收护照,上了船就相当于失去人身自由,工作时间,饮食全不由自己。
2014年一艘中国渔船上28名非洲船员在乌拉圭下船,身上有挨打的伤痕,手腕有镣铐痕迹。
海鲜产品
北韩政府过去三十年送了很多劳工到中俄在严格监管中劳动,把百分之九十工资寄回国,这其中很多人在鱼厂处理远洋渔船送来的海鲜。中国政府近年清除了这些人在网上的痕迹,但作者的调查团队通过“北韩美女”等搜索词在抖音上找到很多在鱼厂工作的北韩女工视频。
同样有至少几千维族人在内地鱼厂工作,同样没有人身自由。
美国法律禁止进口有强迫劳工的渔船或鱼厂出产的海鲜,但这些海鲜产品往往没有标签,几经转手可以轻易流入美国市场,Costco, Kroger, Safeway等大超市都有大量中国远洋渔船非法捕捞的海鲜。
新闻调查
这个作者Ian Urbina自己创办了一个非政府机构叫Outlaw Ocean Project,他的团队过去四年中在世界各地的海域追踪调查远洋渔船侵犯环境法规和侵犯人权事件。文章中有更多细节。
如果要总结什么远离体制还能成功苟活的经验,大概就是:原生家庭必须得足够保守、压抑、束缚、让你发自灵魂想要逃离→只要能远离家庭,走出那种“被规训”的环境,正常人的脑子里一般就不会再有“想进体制”的念头→以及虽然因为没有成功规训你而对你不满,但至少在逃离初期还能给你一点支持的母父(比如你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他们至少能帮你出大城市的房租)。如果年轻时没有这样的觉悟和经历,作为简中女,大概很容易按部就班就被规训进了体制的“沟里”。最近两年回成都玩,来往的小学中学同学中,三分之二都是公务员/医生/高校老师,想想如果我当年没有“一定要去北京”的念头,随便考个成都的大学,恐怕命运轨迹和她们是差不多的。我无法预设那三分之二的体制内同学们活得痛不痛苦(看起来她们最大的痛苦都是“工资太低”),我只庆幸我不用感受这大部分中年人所“必备”的痛苦。
关于人和体制的「虐恋情深」,米米亚娜这篇《逃离体制》剖析得很好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01885.html
特别是其中「家庭往往就是体制的前线」这段: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体制,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的“老中”,远在我们想要考公考编之前,远在我们进入社会之前,我们就已经在被体制规训。国家与家庭的一以贯之,意味着家庭往往就是规训的前线。如果父母对体制缺乏反思,那么这些规训都将以亲缘为渠道,以爱为名行之,其效果也超过国家机器。
----------作为一个十八线城市出身的简中女,妈是教师,爸是医生,从开始读书起就被期望未来「最好也是」当教师or当医生,这种规训就如空气一般自然。于我而言最大的“转折点”,也是最大的“命中注定”,就是在高中时突然喜欢上了摇滚乐,于是立志一定要去北京上大学,大学毕业后,也立志一定要留在一线大城市从事音乐相关的行业,这辈子就没有一分钟想过要考公考编。当年以为像我这样憋着一口气要出去见世面的年轻人应该很多,现在回想起来,仅仅是实现“远离原生家庭,去外省上大学”就已是远超很多同龄人(特别是同龄女)的幸运,而在体制外能一直存活,找到一个不被性别和年龄限制的活计,又是一个大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