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ngocn2.org/article/2023-03-30-Doctor-JiangYanyong-Obituary/
蒋彦永医生那篇报道我昨晚看后和朋友感慨,我看完才意识到蒋医生也和我们一样经历了新冠荒唐的三年才走的,但是已经听不到他目睹20年后事件重演且荒唐更甚,会是什么想法了。
在2020年之前我也没想到这样的事会再发生一次。我知道03年如何欺上瞒下骗内哄外,北京为了应付WHO检查把病人放救护车上拉着满城跑我们都当笑话讲——但既然有能当笑话的心态,也就是说我确实地以为,国内卫生系统已经吃过03年的教训,传报系统应该已经完善,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当然事实也确实证明,一线卫生系统反应确实快过从前,12月底公司就出了病毒检测报告,1月初上海CDC拿到序列就紧急上报“人传人可能大”,但上报得来的结果,是国家卫健委下达指令要求除国家机构外不得保留样本,是一次又一次公布“没有证据人传人”——此时早已有医护人员感染。
蒋彦永当年的吹哨,是赌上外科主任的地位,实名向各大媒体尤其是“外媒”声明的,当时国内媒体跟进时他尚能在舆论场被称为英雄。同样的事放到现在,且不说外媒能否到场,国内媒体有无办法后续报道,就那些赤目白面的舆论打手和被规训奴化二十年的舆论环境,恐怕也会将他往死里踩。而到了2020年,第一上报人张继先医生的敏锐、急诊主任艾芬医生的敏锐堪堪保住了自己的科室,仅仅是将检测报告截图发到微信群让同事朋友小心的李文亮医生便要“享受”训诫的待遇。从亲历者视角再次回看03年,难道当年真的是“传报系统尚未完善”的原因吗。哪怕当时检测技术还不够完善,难道广州医生大批病倒的时候没人上报吗,北京大量院内感染时没人上报吗,又怎么可能呢?
我很难想象蒋彦永医生会怎样看这三年,他听到后辈李文亮医生勇敢接受媒体采访,说出“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后又猝然离世,他会和我们一样悲从中来吗?之后的封控,在被国保监视软禁的情况下,他也要每天做核酸吗,他又会怎样评价这轰轰烈烈以防疫为名的政治运动?
都没法知道了。英雄的去世悄无声息,活人就像看到一本书籍,明知里面写着珍贵的东西,却永远没机会翻开了。
最近老是恍惚现在是哪一年,现在官宣了,是1961年。这个年份很特别,是大饥荒(1949-1959序曲)和文革(1966-1976高潮)之间的一个中场休息。是“每一个历史十字路口都选择最坏的那条路”的最典型,最令人绝望的案例。你代入当时的普遍人视角想想:之前一系列政治运动和经济冒进,你也不敢说你也不敢劝,爹爱瞎折腾就瞎折腾吧。然后是三年大饥荒饿死这么多人,任谁都觉得有哪里不对吧?这时候爹说,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你是不是会很高兴?觉得爹再怎么倔强再怎么不肯认错,现在内心也该有所反省,以后咱们的日子会好过一点了?不介,因为接下来(1961-1966这五年)是四清五反,是学大寨学大庆学雷锋学解放军,也就是爹“调查研究”一番之后,认为并不是自己的错,而是你们不够努力,还是得继续折腾你们,把你们彻底折腾服才行。反正爹是不会改的,要改你改。改到极端就是文革,大家彻底疯逼。而在爹的角度看这其实反倒是最合理性的安排,因为文革=意识形态的绝对控制,上山下乡=最低水平的经济维持。两者相加,就是爹这个角度的“长治久安”。你说这个僵局谁能破?谁都不能破,因为你再怎么觉得扯淡,从爹的角度是完全自洽的。只有1976年爹亲自死一死,全国人民才看到了希望。就好比普京如果现在说再给他二十年能还你一个伟大的俄罗斯,我是信的,因为二十年后他就死了,俄罗斯可不就伟大了吗?
我,保留了2018-2019自己在社交网络上说的想死想消失和呼吸不过来,与本地的空气质量基本可以对应上。——毛骨悚然。
2018以前我在另一座城市。2020以后可能是因为疫情停工停产,空气质量总体没有那么差了。我只有在冬天才想逃跑。
我特意保留着本来是想对别人说「别看我现在健康成这样,前几年我在网上可是动不动就说想死的人呢」……
再仔细翻翻社交网络的记录应该还能找到2011-2017的。
等我有空再把这些带时间节点的文字记录,去掉生理周期和亲友葬礼的影响,一一和空气质量数据对应吧。现在累了。
我从没想过自己的「呼吸不过来」会是literally呼吸不过来,也没想到「想死想消失想逃跑」会是身体面对糟糕环境的本能反应,翻译一下就是「快带我离开这个鬼地方」。
我从没想过暴哭的原因会是AQI将近200,也从没想过幸福的原因会是AQI小于40。
昨天晚上一边看电脑存档的负能量文本,一边看手机app里空气质量历史记录相对应的情况。说不出话。觉得恐怖,同时很疲惫。
“大家都不生孩子的话人类不就灭绝了吗”
“肉牛是没灭绝,全球分布十亿多头,但是它们又过的是什么日子呢?”
#虚拟对话
有时候的确会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肉牛。群体的“昌盛”和个体的舒适是反比关系的。要求更少的薪水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才能被录用,带来的可能是公司或者社会的发展。却对自己没什么益处。
我也想当只野猫。
(书是《人类简史》
我只能推测,《同桌的你》的著作权根据某个(现已不存的)合约可能仍然在大地唱片(后来被总部回到香港的大地传媒在CASH做了著作权登记),但因为大地唱片早就名存实亡,以及著作权归属「没人反对那就默认」原则,2004年才成立的太合麦田认为是在它手里,高晓松本人「不响」,大地唱片(运营方或任何产权继承方)也未公开反对,那么就这样了吧~
一点搬砖吐嘈⑥
我的问题来了:
按照我对90年代内地音乐人对著作权完全白目的了解,那时词曲创作人的著作权应该都卖断给了首次出版的唱片公司,像郁冬《虎口脱险》这样歌,词曲著作权的管理权目前就在华纳唱片(←因为2000年老狼首唱这首歌时唱片约签在「华纳唱片」旗下)。另一个佐证就是,《恋恋风尘》首发在红星,这首歌的著作权卖断给了红星生产社,红星生产社后来被太麦收购,那么太麦享有《恋恋风尘》的著作权也算合理,所以CASH登记页面有「太合麦田」的名字↓。
但,如果太麦通过红星拥有《恋恋风尘》还算reasonable的话,那《同桌的你》是如何被太麦(以及现在的大石版权)所拥有的呢?
毕竟《同桌的你》首发是在大地唱片(1994),红星生产社只是做了一个翻唱版(1995)。高晓松如果1995年把《恋恋风尘》版权卖断给红星,却没有在1994年把《同桌的你》版权卖断给大地,这可能吗?
一点搬砖吐嘈⑤
与此同时,红星生产社和大地唱片都在90末00初开始沉寂,大地唱片似乎96年后就退出了大陆(发行《校园民谣3》之后信息断档了,背后的「大地传播集团」00年代主要做电影发行了),红星生产社苟到2004年,被新成立的太合麦田收购了(包括品牌及版权)。
太合麦田又苟了十几年,到2015年时与海蝶音乐、大石版权联手组建「新型音乐服务公司」,整合为「太合音乐集团」,太合音乐集团又不停发展,收购并成立了很多独立子厂牌。集团下属的「大石版权」就接管了部分「集团曲库」,其中包括隶属在原「太合麦田」厂牌的高晓松的老歌(包含《同桌的你》《恋恋风尘》)。
一点搬砖吐嘈④
与此同时,同为香港人的陈健添(曾任Beyond经纪人)也来到北京,1992年成立了「红星生产社」,挖掘了郑钧、田震、许巍等音乐人。
1995年,黄小茂成立「风行音乐工作室」,制作了老狼的首张个人专辑《恋恋风尘》,但不知为何,这张专辑算在了红星生产社的出版目录里(编号RS15-CD)【←推测可能是红星投资的制作成本】。专辑标题曲即高晓松另一首原创作品《恋恋风尘》,同时也收录了翻唱版的《同桌的你》,标注为「《同桌的你》(风行版)」。顺便一提,《同桌的你》也被收录进了红星生产社的合辑《红星一号》。
1996年高晓松拉着宋柯一起成立了「麦田音乐制作公司」,开始给「自己人」出版唱片,推出了《青春无悔》(高晓松作品集)【←需注意这个作品集没有《同桌的你》《恋恋风尘》】。
2000年,麦田音乐被华纳收购,成立「华纳麦田」,但没过几年到了2004,宋柯离开华纳,麦田与华纳分离,另外抱到太合传媒大腿,成立了「太合麦田」。
一点搬砖吐嘈③
今天在搬砖时,因为看到CASH(香港作曲家作词家协会)网站上登记《同桌的你》版权方是「大地唱片」↓,而实际管理这首歌版权的却是「大石版权」,有点好奇这中间经过了什么变迁,所以顺便查了一下90年代高晓松这帮人的唱片从业史。
这才知道原来最早那张《校园民谣 1》(就是《同桌的你》首发所在的专辑)是香港大地唱片出版的,大地唱片是刘卓辉1990年创立的小厂牌,被香港智才集团收购后,1992年进驻北京开始做大陆原创音乐(第一个签约艺人就是艾敬,也是当时刘卓辉的女朋友)。黄小茂时任大地唱片的制作部主任兼制作人,通过沈庆找到高晓松郁冬老狼这帮人制作了一批弹着吉他的流行歌,被包装成「校园民谣」概念出版(这个称呼与当时推艾敬的「城市民谣」相对应的,与欧美和港台那种缘于社会运动抗议性质的「民谣」歌曲根本不搭噶)。